大门外面，有人用高音喇叭在大声地喊着：“老面馒头，北方大馍，老面馒头，北方大馍。”

每次听见这样的声音，我就会想起逝去的另一些声音，它们原本同在一个层面上，只是，他们所喊的内容有所不同。

也许是孩子对吃特别敏感的天性，我首先想到的，也是那些有关吃的记忆。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常常挑了一副货架来村里走动，他的货架上，总是用竹签插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糖人，如：孙悟空、猪八戒、大葫芦、小老鼠等等。每次他来到村里，就会招来许多孩子们的围观，虽然那糖人只一角钱一个也没有几人能买得起，但能看着他把一块块糖捏成一个个有趣的东西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直到他挑着担子走出村口。

零五年在北京后海，看见一个捏糖人的，看着童年时常见的糖人，女儿很是稀奇，就给她买了一只老鼠，没想到那人的手艺不过关，拿回去没多久，老鼠就泄气了，不像我们小时候的糖人，能在家里放上三、五天还是好好的。

还有一个货郎，他的货架上多是一些缝衣用的针、线，纳鞋用的顶针、线索，还有一些火柴、打火机、铅笔、削笔刀之类的小玩意，但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他货柜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糖丸，只有现在的药丸般大小，一角钱十个。大人们围着货郎买针线之类的日用品，孩子们则盯着货柜里那些圆圆的糖丸出神，大人们买完东西，回头看见自个孩子的神情，有大方的，拿出一角钱给孩子，遂了孩子的心愿，而没钱买糖的孩子，就会盯着别人手里买来的糖丸，馋上好大一会。

那时，姐姐为了鼓励我搞好学习，规定我只要考试得了一百分，就能得到一角钱去买糖吃。因此我隔三岔五手里总有一些诱人的糖丸，当然，这些糖丸最后不是给两个弟弟分了，就是给小伙伴们分了，不知是我成绩好的原因，还是那些小糖丸的魅力，反正那时我在他们中间说话总能一呼百应。

还有一些卖唱的，女人常化点简单的妆，男人则平常模样。他们手里拿副竹板，边敲边唱，多是一些样板戏之类的曲子，他们是外乡口音，听不多明白。唱完以后，主人或是给一角钱，或是给一把米，他们得了钱或米，鞠个躬或是作个揖，道声谢，又往下家唱去了。

最熟悉的是那个剃头匠，他是本地人，村子里的人都认识他，每次他挑了担子来到村里，不用喊叫，挨家挨户都会找他剃头。母亲的短发都是他剪的，他一边剪一边和母亲家长里短地聊天，聊着剪着，头发就弄好了，碰上饭熟时，还会叫上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也习以为常，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饭他差不多都吃过。

过了几年，那剃头的不在了，母亲惋惜了好几天，嘟嚷着这下剪发要去街上，好生的不方便。

有时，会有一人左肩扛条长凳，右肩挎个包袱，边走边喊：“铲刀磨剪子，铲刀磨剪子。”那声音就和现在叫的“老面馒头，北方大馍”一个腔调。听见喊声，人们叫住他，纷纷从各自的家中拿来各式各样的菜刀和剪子给他磨。他磨得又快又好，价钱也不贵，深得人们的欢心。

偶尔,也会有一、两个补碗补锅的从门前走过。记得家里有个用了好些年的粗瓷大碗不小心被摔破了，母亲说可以补，就把它放在杂屋里留着。

那天，碰上那个补碗的来了，只见他从袋子里掏出几枚钉书钉样的东西，把裂开的碗拼在一起，找好要钉的位置，然后用个小铁捶在旁边敲敲打打，一会工夫，就把破碗补好，且补得滴水不漏。看着失而复得的碗，母亲喜上眉梢，说终于又省下了一个买碗的钱。

农闲时，镇上几家照相的也会背了相机，到乡下来给人们照相，照片洗好后，他们又会一张一张地给人家送到家里去。

有天，一个照相的巧舌如簧，母亲被他说得动心，就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在门前照了一张全家福。我和两个弟弟在前排蹲着，中间坐着父亲和母亲，后面站着哥哥和姐姐。这是我们全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可惜后来搬家时不知散落到哪儿去了，再没找着。

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好，那些走乡窜户的手艺人在乡村似乎也悄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些“老面馒头、北方大馍，收旧电器旧手机，罐煤气，换沙发，修洗衣机等等大声的吆喝。

这些同样来自社会底层令人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不论何时，它们的声音,总能扯痛我内心深处某根敏感的神经。虽说人不能永远停留在某个时刻，也不能阻止社会向前的脚步，但我知道这些现代的声音，正是从那些逝去的声音里生发出来的，同样印证着他们生活的不易与艰辛，这两种充满希望而又充满沧桑的声音，在时空的转换中在岁月的轮回里叠合在一起，融进我的血液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汇成那首流传已久令人再也熟悉不过的歌：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