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吧，月亮就已经隐约在了西天的中央，这一景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薄薄地近乎透明的月亮竟然已经半圆了，不仅是我吧，形色匆匆的人们也都几乎忘记了它。我透过公交车窗子望向暗红色的天边，昨天的阴云徘徊在远处不肯散去，同时也遮住了冬日里难得的阳光。近处是一片小杨树林，树枝光秃秃的，时疏时密的枝条像针尖一样细小。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家工厂，工厂里的烟囱静静地矗立着，笔直地指向天空，并不断地喷吐着雪白色的烟。那白色的烟浓浓的好似泡沫；展开想象，又如同一支慢吞吞的挤压出来的牙膏；再拉开距离回过头看的时候，它又呈现出一支骄傲的火炬，迎风燃烧的姿态。最后揉了揉眼睛，它还是一杆烟囱。

公交车的终点站刚好就在家的附近，公交车不仅方便了出行，也使得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多出了许多兜售杂物的小商贩。我下了车，戴了口罩，捂上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零下十度的室外温度着实让人难以承受，而我却对此麻木不仁，尽管自己会不时地因为寒冷而颤抖，但是坚决不肯在一件衬衫和羽绒服的基础上，多加哪怕一件衣服。当我今天再一次走在这条不能再过熟悉的小巷里的时候，竟然突然有了一种陌生感——这是自己的家么，好像是在进行晚饭后的散步，是信步路过这里，其实我本不属于这里的。

“地瓜，地瓜，又香又甜，两块钱三块儿，两块钱三块儿啦！”

我擦着这小商贩的叫卖声，低头走向家中。猛然间被这寻常的叫卖声镇住了，这声音很熟悉，似乎隐喻着某种情感，这情感在微妙的变化着，不时地给予人温暖和微小的难以捉摸的幸福感。于是，我在这短暂的静立中，开始了漫长的回忆。

儿时的记忆，不很遥远，却已经是依稀难辨了。那时候，凡是提到地瓜，便不禁让人想起了围绕嘴唇一圈的黑色印记——那是烤熟的黑色地瓜皮染上的。用农村的土办法烤地瓜是最快乐的事情。

几乎每个村子附近都有砖窑，砖窑的规模不大，佣人时常是村子里的男人，除了下地做些必要地农活之外，去砖窑打些零工，这是每个村子里的汉子都会做得选择。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亲如一家，所以，那时候的小孩子们，也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一代，去砖窑烤地瓜，就好像是在自家的炉灶上做饭一样方便而自然。砖窑的炭火很旺，很均匀，地瓜的烤制也近乎完美。当铁皮上的地瓜在芥蒂处流出黄色的浓汁的时候，绝对会伴随着一股沁人的香甜，那是农村砖窑上烤出来的地瓜所独有的。

可是唯一的缺憾在于，烤制的地瓜皮是黝黑的，就好像没来得及进炉的煤炭一样，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刚下火的地瓜滚烫滚烫，先要在泥土里打几个滚儿，老一辈的说法是，让热气滚走，滚进地底下，这资源是循环的，我们用了炭火，还要还回去。到现在我仍然佩服老一辈人的聪明才智，他们已经熟知了如何长久生存的道理，但我不知道这份先见之明是不是纯属巧合。其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的地瓜还是会很烫的，但是人们的意识里已经被那些传统信念占据了，尽管那黑色的地瓜在手里反复翻腾着，从左手换到右手，从右手换到左手……

揭开黑色的不堪入目的地瓜皮，里面就是焦黄的地瓜瓤了。用手指尖轻轻地掀开一块瓜皮，瓜瓤上面立刻腾起一阵白汽。我们习惯撅着嘴巴吃走热气，然后呲着嘴用牙尖儿，咬下一小块瓜瓤，用舌头在嘴里挑来挑去，最后挣扎着用腮牙象征性地嚼几下，就咽了下去。如此往复几次，这地瓜的三分之一就被消灭了。剩下的三分之二，可以敞开了吃，在这吃的过程中，谁说话谁就是傻子，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规定，或者禁忌，而是一种透明地认知——张嘴不吃瓜，傻子才说话。我们的吃相如同那漆黑的地瓜皮一样，同是不堪入目的，所以，在那一阵近乎狂轰滥炸地进食后，嘴角都沾上了瓜皮的颜色，如果再把眼睛做点装饰，我想不久的话，我们就可以被当做国宝，送给委内瑞拉了。

我转过身，眼前是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妇女，不知道是不是她真的很胖，还是穿的衣服太多，我觉得她很臃肿，当然，她的体型与她身前的大桶是无法相比的。自行车旁边的大桶是用来烤地瓜的，那是一种特殊的标志，是烤地瓜的标志。一辆自行车，右侧一个大桶，就是在我记事以来见过的，至今没有变更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中年女子脖子里套着围巾，两只手艰难地从上衣兜里掏出来，然后绕到身前的大桶上，指着大桶上面仅有的几个瘦小的地瓜说：

“小伙子，最后几个了，大姐给你两块钱三个。”

“诶，多少年没吃这个了。”

“放心，绝对又香又甜。”

我想：真好，如果每天都能吃到如同儿时记忆中的香甜的地瓜，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就算做是一种回忆，一种寄托吧！

“那好，麻烦您给我拿两个吧！”

手中的地瓜缓慢地散发着热气，我脱下手套，让手背暴露在寒风之中，手心却温暖无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