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的马平川先生如今有许多头衔：少年诗人、青年才俊、中文系三剑客之一、作家、文学评论家等等。但我还是喜欢称其为作家。虽然我们无过深交往，但我还是难以自抑，想说说我眼中的作家马先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初识了马先生。时间要上溯到1998年秋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去文理学院看历史系的朋友（同学）王岁孝。那时岁孝刚留校任教，系里安排的事情非常多，加之他又特别勤奋，经常为赶论文泡图书馆。那日很不凑巧，当我兴冲冲赶往学校的西北角那一排不起眼的平房院落时，发现房门紧锁，人声杳然。好在我知道他不会走远，就索性坐在他门前枝叶繁茂的葡萄架下的混泥土桌凳上耐心等他。也许听到院子里的有响动吧，一会儿，靠左手的那扇门开了，走出来一位戴眼镜长头发满脸倦意的男人。他朝我这看了看，二话没说就又进去了。我有点纳闷，心想：大概我打扰了人家！就这样，心里不免添了几分忐忑。思忖间，那人又出来了，这次径直奔我而来：手里还端着两杯茶！他在桌旁坐下，问我：是岁孝的朋友吧？我点头称是。我接过了他递来的水，心中疑云亦顷刻消散。接下来，他自我介绍：马平川，中文系的教师，岁孝他老哥。此时，我也就不再矜持，也顺便将自己介绍了一下。听他如此这般介绍，我也就天南海北口无遮拦地和他聊了一下午。

晚上，我见到了岁孝，我将下午情形告诉了他。从岁孝口中，我才知道马先生的不凡经历：少年因诗成名，是当时全国十大校园诗人，后入川大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供职于宝鸡报社，后又转行教书，这才和他成了邻居和伙伴。最后还补充说，马先生是青年才俊，中文系三剑客之一，是红柯之后，中文系文笔最好的作家。我知道，依岁孝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夸奖别人的。从他言辞之间，我可以感觉到那种钦佩和赞叹。那一刻，我几乎惊出了一声冷汗：自己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后来几次，去岁孝那儿，和马先生偶尔晤面，但却没有了那一下午的轻松和自然。闲暇之余，他们西北角的弟兄们就坐在一起做做饭、喝喝茶、聊聊天，我也混杂其间，时间长了，这种因敬畏而生发的恐惧感亦慢慢消散。记得在闲谈过程中，马先生讲过中文系一则笑话：话说学了柳永的《雨霖铃》一词后，某位学弟如厕有感而发也赋一首《雨淋淋》：、、、物是人非事事休，欲泪尿先流、、、、。谈笑间，马先生的真性情可见一斑。

那时，大家都单身，马老师好像才觅得一位佳丽准备结婚。偶尔看见他骑单车接送女友的身影，突然感觉到作家也是人，马作家更是懂得生活的男人。其次，我还想说说他的勤奋。大凡做学问的人都很勤奋，加之他又是为作家，这样他就比别人勤之有加。有几次我进小院时，他正抱一沓信往外走，见我了呵呵地说，人在哩，我去搞点副业。尤其是近几年，由于自身勤奋马老师的功力大增。记得是贾平凹先生的小说《高兴》出版之后，在一次有关这篇小说的研讨会上，马先生宣读了他对此小说的观点。据说，当日文学理论界的大家云集，可平凹先生以为对此小说的评价比较精准的还是马先生。当时就有人断言，马先生将是陕西文艺理论界的希望。此文后来发在了宝鸡日报文艺副刊，我曾读过，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我生性疏散，竟然在此说不出个一二三。

学院西北角的小平房早已不见，马先生和我的老同学也已迁入新居。将近十年时间，我再也没与马先生谋面。但他的文章，时不时见诸于报端。每次拜读大作，总会感到春风拂面，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小园，眼前浮现他胖乎乎的身影和疲惫的笑脸。

惟愿马作家身健体安，事业如日中天。

（后记）写完此文后，翻看文理学院中文系教师名单，发现马作家名讳早已不见，大概他早已另谋高就了吧。又在网上查找，发现他的博文和简介，现附文后，请文友阅览。

宿命与微笑：刘高兴的生存哲学

马平川

《高兴》深入到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社会肌理之中，再现了刘高兴对抗现实苦难的罕见品质和勇气，发掘出极为丰饶的人生景观，表明了贾平凹对社会生活的广泛观察与深入思考。贾平凹之所以那么深地走进了西安城墙下拾荒人生活的内心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也是贾平凹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如果说《秦腔》唱响的是一曲承载命运和灵魂之重的农耕文化的挽歌，那么《高兴》奏响的是一曲困窘和坚韧交织的生命壮歌。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悲悯情怀，用朴实而真挚的叙事话语，为我们讲述了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靠捡破烂为生的刘高兴的宿命人生，展现了刘高兴在城市的最底层颠簸、坎坷、流离的生存的内心体验和生命景观，凸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壁垒背后尖锐的伦理冲突、人性冲突。《高兴》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生命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以及人在泥泞中仰望天空的激情。贾平凹触摸到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的错位蜕变中生命个体的经验与智慧、无奈与痛楚、欲求与挣扎。

《高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表象的呈现，探讨生命的本质意义，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以质朴、粗拙，不假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触摸到中国城乡社会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展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困境。贾平凹以焦虑的姿态观照农民的现实人生。在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冲突上，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以及精神的痛楚和裂变。真切地叙写了刘高兴乡下人进城后在城市中的挣扎，无奈和迷失，凸现了乡下人与城乡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和困境。

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不少农民放下锄头，涌进灯红酒绿的都市。《高兴》中的农民刘高兴，怀揣着梦想和希望，《高兴》中来自商州清风镇的农民刘高兴，怀揣着对西安的梦想和希望，带着五富从荒僻、贫瘠、落后的商州清风镇来到西安城，然而西安并没有张开现代化大都市热情的双臂，欢迎刘高兴的到来。刘高兴用畏怯、呆滞的目光打量这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他们走街串巷地蹬着三轮，拉着架子车，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在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垃圾筒里、垃圾堆里，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翻翻捡捡，从肮脏的垃圾中“刨食”。

卑微者虽然卑微，但卑微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不卑微的心。刘高兴真诚的热爱这个城市，自己改名叫刘高兴，表达了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他虽然是个拾破烂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理直气壮的活着，也不妨碍他对爱情的向往。刘高兴说：“自卑着啥呀，你瞧那草，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刘高兴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宽广、坚韧、包容一切的性格，“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刘高兴黝黑的脸上满是汗水和疲惫，草芥一样卑微而坚韧的活着。卑微庸碌中并没有削弱生命的本真和价值，在贫瘠困窘中维护精神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在宿命与挣扎中学会坚韧，笑口常开，乐天知命，正如三毛所说，“生命有时就如一场雨，看似美丽，但更多时你得忍受那些寒冷的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寞，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当没有阳光时你自己便是阳光，没有快乐时你自己便是快乐！”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意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这就是刘高兴。《高兴》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

在与城市的对垒与冲突的多次周旋中旗开得胜，刘高兴表现出来的农民特有的狡黠、智慧与勇气，这是这个人物尤为独特的一面。他也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与生俱来的纯朴与善良，豁达与乐观，虽然生活坎坷，历尽磨难，哭着过，不如笑着活。“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性格和魅力的农民形象，在当下小说中已不多见。刘高兴把收来的报纸不仅仅当作破烂，他都要认真读一读报纸，闲下来时，他会很有兴致地吹箫怡情，面对无理刁难的门卫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摆平了，他能奋不顾身地扑在逃逸肇事司机的汽车前盖上，死缠硬拽，彻底制服司机，面对看不起他的城里女人，他用牙签塞了人家的锁孔；他用憋脚的西服和锃亮的皮鞋“装潢门面”，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他爱钱，可他对金钱并不贪婪，却看重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当五富和黄八加班去扒垃圾卖钱的时候，刘高兴却坐着出租车，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感觉象“在敞蓬车上检阅千军万马”，陶醉在城市的无限繁华和向往中。

刘高兴不是余华《活着》的富贵。也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更不是《刘老根》龙泉山庄中带领农民企业家刘老根，刘高兴是这样的一种新农民形象，其实现在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是像刘高兴这种人，身上毛病不少，但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旧式农民形象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有一些传统农民的自私、落后、贫困，有文化，有智慧，勤快精明。刘高兴心气高远，自诩是“鸟中凤凰，鱼中鲸”。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遇事处之泰然，神情激扬。“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尽管对城市爱恨交加。仍然梦想是成为西安人，很乐观地融入城市生活。这就是刘高兴。

刘高兴卖了一个肾给城里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来到城市寻找他的爱情。他坚信：“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高跟鞋在《高兴》里成了一个浪漫爱情的隐喻，高跟鞋象征着富裕生活；同时也是优雅、高贵的。高跟鞋成了刘高兴渴求爱情幸福和慰藉的支撑和象征，“我不能说我刘高兴的女人将会翩翩而至了，我就吹箫，箫音呜咽悠长，传递着我的得意和向往。”高跟鞋成了刘高兴寄托“得意和向往”的爱情鞋。刘高兴与美发店里美丽善良的孟夷纯相识、相知、相爱。孟夷纯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孟夷纯不得不忍辱偷生，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筹集办案经费。刘高兴得知这一切后，并没有妨碍他追求美好的爱情，他不因孟夷纯是妓女而歧视她，而把孟夷纯看作是自己的魂牵梦绕的爱神，一心一意想方设法保护、帮助孟夷纯，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拾卖垃圾挣来的钱送给孟夷纯，为了宽慰自己，刘高兴把孟夷纯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

也许在一开始就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一场无望的爱情，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去爱。那仅有的一点浪漫和甜蜜，是沉重的。一个拾荒农民与一个下等妓女，这两个来自农村的城市底层人物，在同情和怜悯中拥有一份畸形的爱。尽管都非常爱对方，可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刘高兴为这一份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搭上同伴五富的性命。刘高兴和孟夷纯就像一对刺猬，走近相拥，却总找不到最佳的位置，抱得越紧伤害就越深，扎得对方也扎得自己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爱情这根弦，拨响的是沉重苦涩的悲歌。美丽的高跟鞋盛满了刘高兴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心碎的神伤。“明明知道她是妓女，我怎么就要爱上？”在这里，贾平凹把刘高兴内心不能言说的，隐忍而绵长的伤痛平静的呈现给我们。

刘高兴依旧在西安城里飘着，靠捡破烂维持生计。他究竟到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一切都是陌生而熟悉的，无法去辨别是对还是错，他已经一路被裹挟着，只有踉踉跄跄的朝前走。刘高兴蹬着旧得快成废品的三轮，身后是一双双冷漠而疲倦的眼睛，谁会在意一个卑微生命活下去的艰难，谁会在意五富的死，刘高兴视为珍宝的高跟鞋和他一样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就象随风飘落的树叶。在城市的繁华和喧嚣里，刘高兴租住的破败的屋顶与耸立的城市高楼，璀璨的霓虹灯无声的对峙着，钟楼在最后一抹残照中苍凉而落寞的伫立着。

《高兴》蕴涵着贾平凹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悲悯情怀。他不回避，也不粉饰。他说：“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为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①《高兴》告诉我们有一群来自商州的农民为了生存离乡背井，在城市里曾经这样顽强、艰辛、无奈而又乐观、豁达、坦然地活着。生活得都煎熬，但心性高傲。

《高兴》的真正魅力来自对刘高兴民间生存精神的深刻挖掘。　贾平凹很少去写刘高兴如何在苦难中挣扎与彷徨，而是要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生存韧性和强悍。农民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朴素生存哲学和那种与生俱来的韧性，使人在贫穷、困窘的生活中眼睛一亮　，活得丰富而高贵。刘高兴卑微的生命，在宿命的挣扎中，拥抱生命，享受生命。刘高兴“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②让我们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这是贾平凹的真正用意所在。刘高兴把这卑微如尘的生命活出最耀眼的光彩，体现出一种民间生存哲学的快乐精神。

刘高兴是一棵生长在城市钢筋水泥中的精神梧桐，躯干伟岸，绿叶纷披。刘高兴平凡的生命活得纯粹而高贵，用精神的清洁来超越充满宿命的轮回。贾平凹感叹刘高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地活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对当今物质生活丰厚、精神生活贫乏的城市人来说颇有启示。”－贾平凹从刘高兴朴素的生存中找到我们失落的人性，升华出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贾平凹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刘高兴人物的书写。

在喧嚣芜杂，人欲横流的社会里，高涨的物欲气焰带来的虚伪、利欲，导致精神的贫乏、失落。习惯蝇营狗苟的我们活得心安理得，沉重的肉身越活越高贵，而把灵魂活的卑劣龌龊。保持灵魂的高贵，远比保持肉身的高贵要艰难。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的时候，《高兴》力图深入心灵，洞察我们灵魂贫血的实质，为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高兴》给卑微的生命以人性的亮光，叩问着我们每个人。刘高兴手中捡起的，又岂止是垃圾！

注释

①　贾平凹：《高兴》后记，第440页，作家出版社，2007

②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简介：马平川，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陕西麟游县人。上中学时，因文学、书法创作成绩突出，先后被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破格免试录取，后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近年来，马平川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重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和争鸣。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优秀青年评论家之一。曾获《文艺理论与批评》奖，全国第八届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奖。著有《话语内在的真相》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