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的社会学意义》之二

——先从“性”说起

一觉醒来　回顾《“情人”的社会学意义》之——开篇的话，觉得有点不妥：与我开宗明义宣称的“因作者为非专业人士,故本文切不可按社科论文阅读。纯属闲谈而已。”有悖的是：文章似乎显得有点“学院派”意味，和“社科论文”的风格。

这就有违作者初衷，遂决定立刻纠正之：还是走“纯属闲谈”的路线好。言归正传吧——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千古扰人的生物学、哲学和生命科学所面临的绝顶怪异的庞大问题，迄今为止尚无“高人”给出一个准确的、能使万民臣服的具体答案。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些问题，的确是迄今为止既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的。由此想到：众多的科学或学科，在诸多话题、问题和课题的研究中，想象、假说、猜测和推理等等，就成了研究中不得不违心地加以采纳的“思路”和“方法”。

我们知道：从最初太古时代的“单细胞”开始，“无性繁殖”就是生物早期的繁衍手段之一。现在看来，我们的“克隆”技术，在远远远古的“单细胞”们面前，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继而欢呼雀跃的呢？

无论是生物也罢，植物也罢，动物也罢，还是人也罢，其“性”的起源，究竟是在何时？

这，又是一个“生命科学所面临的绝顶怪异的庞大问题之一”，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尚无“高人”们能（或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能使万民臣服的具体答案。”的。

既然情形是这样，反正都反正了，那　我们就不妨学一学“科学的”　想象、假说、猜测和推理吧。

马先生曾“鹤立鸡群”地发表过一个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庞大“问题”或称“有条件”的承诺吧：如果谁能告诉我：宇宙的原动力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我就坚信科学；否则，我就只好去信奉并臣服于外国的上帝和中国的神仙了———尽管就连上帝和神仙都没有就“性”的问题，给我们留下任何的经典、圣喻，并且，连只言片语也没有！

那就我们自己来“科研”吧。

“性的起源”问题，既然成了既无须、也无法解答的玄案，那我们姑且就从有了“性”开始闲谈吧。

我一直困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有了“性”，其伟大无比的“造性者”，当初为什么就只造出两性，而不是三性、四性甚至多性呢

——这问题无疑是怪诞而又乖僻的。但，事出有因。我阁下的意思是：如果生物圈、动物圈及至生人类都呈“三性”状况的话，那么生物圈、动物圈及至生人类社会里，就不会出现、也用不着出现“第三者”（即情人）了嘛！——这，是不是可以牵强附会地引申到“三角形”去呢？人类中　的男人和女人们，不是历来就喜欢搞“三角恋”吗？

而众所周知：“三角形”支点，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最稳定、最稳固的。

那么，“三角恋”呢？它是否也会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的广泛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中，也能起到“最稳定、最稳固的”的具体作用和特殊功能呢？

——实在对不起再加对不起：老是把诸多的问题，都交给读者。am　sony!“闲谈”么，总是这样：作者黔驴技穷的时候，往往采取这种“迂回战术”，以便让作者喘一喘气，而后，再来继续大放厥词。

我意：人，既然只有两种性别，那么，从物理学与社会学的层面上来考量，在“稳定和稳固”的特殊意义上，依我看：它们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主义意义，的确是相通的。

所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广义的家庭与婚姻生活中，第三者、情人以及“情人现象”和“情人制度”的出现，在我看来，就是自然而然的、无可避免的“必由之路”了！

若要究其原委，其“罪恶之源”　，就一个字：　

“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