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数数已经回到乡间快十个月了，乡下没有城市里那么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仿佛就是城里的静夜一般，但由于只可算作郊区，所以也不是特别的安静。我住的房舍没有左邻只有右舍，又是亲戚，所以住在这里心里踏实的很，从没受过任何的骚扰，所以每个夜里都可以安然入睡，至于自己的睡眠不好并不是因为惧怕什么，而是自去年七八月份由于植物神经紊乱患上肋间神经痛而导致的。现在虽说可以睡上四个小时了，但也是浅得很，并且每天早早地就醒转来，望着天棚胡思乱想，很是折磨人。

时下接连下了几场大雪，天气也就颇冷了，除了有一垛玉米秸秆作燃料取暖外，就是邻居的表舅给我送来一汽车松树枝柴。节气才到大雪，离最冷的三九四九还有一段时日，所以，我就还是烧玉米秸秆，而松树枝柴留待最冷的时候烧。电脑也被搬到了炕上，坐在热炕上比坐在两板凳上自然是舒服多了，偶尔向外望去，看见雪把园子覆盖得严严实实，感叹时光的流逝与那么多的风采的不再——尽管这是任何人也逃避不过去的。

街上时尔有人在行走，机动车也一会儿一辆地驶过去，与春夏秋三季不同的是，机动车由农用车的“突突突”变换成大卡车的“轰隆隆”，但我并未觉得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催我奋进的力量。满载着玉米的卡车响起的马达声，仿佛催促我这一年到头无所收获的人，抓紧时间学习或者工作，以求得和农人和他们一样丰收的喜悦。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极点。年初的计划无法完成，不是因为制定的不够合理超出负荷，而是因为自己一年来的懈怠与懒惰；自认为已经安然放弃的情感放手的人却又卷土重来，接受或者拒绝同样使人感到两难；衰老的父母取消了我任何再度远行不再停留的借口，而在原地坚守就不得不面对一些已经厌倦的事情与无法应对的感情。

我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我地爱，更不是尼采一样的超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我始终无法修炼到的境界，耶稣释迦牟尼默哈莫德都是我无法爱戴并信仰的，孔孟老庄的教诲教训与科学的例证，虽然喜欢却无力身体力行。于是，我只好将各种各样的所谓思想凌乱地堆在大脑的角落里，就像乡下杂货店的后仓库。如今看见街上的人顶着寒风行走，听见马达隆隆的卡车呼啸而过，使懒散懒惰的我受了刺激，强烈的刺激，同他们比较起来，自己就好像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一样。可是，颜回是何等的贤良聪慧，那是复圣啊，而我呢？不过一介穷而又穷的黄脸婆。至于颜回的贤良聪慧，究竟对社会有何益处，我还没有想明白。如果有想明白的人请指导一二。

乡间的空气并不比城市更为洁净。就在前一周，于此相距五华里的一个村子里就有一个妇人上吊自杀了，说是因为她的丈夫与其儿媳由偷情进而变为公开化。先是她请求自己和儿子同时离婚，让他把儿媳领走免得过分丢人，可是，儿媳坚持不离婚两个人又不肯分手，于是，这个妇人只好自杀闭眼再不看这出闹剧丑剧。这就是帝王与百姓的区别，唐明皇与杨贵妃也是公公与儿媳lu*n伦，却被演绎成千古绝唱的《长恨歌》，而发生在百姓身上就成了最最可耻的事情，杨贵妃的被勒死并不因为她害羞，而这位老妇人自身无过却能羞愤自杀，看来，在道德上还是平头百姓更高尚一些。我这么说，并不是为道德缺失者辩护什么，但是，当少数人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她的品行问题，而当大多数人犯相同的错误，就是社会出毛病了。跟儿媳有染的人是绝对的极个别，但是出轨现象早已非常普遍，相信没人提出异议。现在青少年的种种涉黄问题，难道说单是孩子们自己的问题吗？上个世纪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现在不仅仅需要呐喊，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了，否则悔之晚矣。

据说那个吊死的妇人也曾是风流人物一个，儿子就是她与前夫的，但是在此事件上，她是无辜的。现任这个丈夫比她要小整整一轮，也是先苟合后结合。无耻是无耻了，但是用自杀这种方式表示抗议或者无奈，似乎太过残酷了一些，总让人觉得心里不忍，罪不当诛更是无从说起。从这件事情上，你会知道现在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何等程度，就连淳朴的乡间都被污染成这个样子，中学生在网络世界里，男生个个有虚拟的老婆，女生个个有老公就不甚奇怪了吧。

昨晚上有课，不得不住在城里，早晨起来就一路转车往乡下赶，回到家里第一首要的就是烧火取暖，然后去到父亲家里看看父亲有什么要求或者变化。由于昨天中午临走的时候给父亲提前洗了脚，所以我才一进屋父亲就说，晚上再洗脚吧，不用天天洗，啥也不干，也不埋汰。我笑了笑说，您现在洗脚不是因为讲卫生，而是为了健康。父亲也笑了，重复着“健康”两个字，真的像个孩子。

因为甲流的缘故，十月份我欠了六节课，于是不得不利用这个月的周一和周四为学生们补上，所以，就觉得时间很是紧促，散文写的很少，将完未完的长篇《粥铺的女人们》不得不停下来。灵感固然不来，时间也挤不出来了。因为住在城里我除了上网吧看看网上的文章无法干其他的。每每这个时候就想到买这台电脑时云祥就建议我买个笔记本，我坚持说，年轻人去哪里拎个手提那是前卫那是时尚，老太太拎个手提就有得瑟的嫌疑，再说，台式要比笔记本耐用，万一坏了也不必像笔记本那样非得返厂不能修理。

去年本来计划利用休息的两个月把三篇未完的长篇全部写完，可是由于云祥去上海之后如泥牛入海一般的缘故，弄得我每日里忧心忡忡勉强狗尾续貂地完成了《神秘牤牛河》之后再也没有情绪去看另外两篇。今年回到乡下心里固然安静不少，那也仅仅是在上半年把《梅河来的小花》完成，而在九月份开始继续的《粥铺的女人们》在十一月份再次搁浅。我不知道云祥对于我到底是“运数”还是“劫数”？如果是“运数”，为什么从去年夏季开始总是让我时时心痛，让我觉得他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怎么努力也拉不住他曾经许下的诺言和相守的美丽；让我总在计划制定之后发生变动来烦扰我使我心神不宁无法工作？如果是“劫数”，为什么他的出现总使我工作出现新的转机？生活出现新的气象？是偶合巧合？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就是眼下，他又开始蛊惑于我，我还不知道用怎样的法宝来抗拒他保护自己。

又有一辆满载玉米的大卡车从院子外的乡路上疾驰而过，玉米从最初的前一个月每市斤五角六分涨到了每市斤六角整。市场经济把乡亲们都弄得迷迷糊糊的，这个行情谁也弄不准，去年后出售的比先出售的每市斤少买六分钱，而今年先卖的又价低了。市场经济忽忽悠悠的，让人欢喜让人忧，岂是守旧、狭隘、轻信的乡下人应付得了的，于是，就肥了那些倒卖粮食的硕鼠。

我感到有些累，就抻了一个懒腰把眼睛向窗外看，正巧看到一对老夫妻从西向东走。女的是这个村的一个寡妇，男的是她前年才找的后老头，城里退休的干部，据说这个女人很受他的虐待。这个村子里住着好多城里人，他们的优越感特强，住在乡下却瞧不起乡下人，因为他们都是领了退休金之后才住到这里来的。这个城里老头国家干部的言谈我领教过一次，那是一次在公交车上。刚巧我和那个寡妇的弟媳坐在他们夫妻俩的后一排座位上。由于寡妇的弟媳刚好卖完大米就谈到了粮价。我说，其实一个人用在主粮上的消费最少，一年有三百市斤大米够吃了，就算四元钱一市斤，一年才用一千二百元，而一千二百元才占总支出的多点比例。就在那个寡妇的弟媳刚一应诺的时候，坐在前面的那个城市老头国家干部回过头来，态度极其强硬地说，那电视要是两万块一台，看你们谁买的起？看着他那难看的脸色，恶狠狠的目光，我的心感到的除了愤怒还有不屑，于是也就以同样恶劣的态度牙还牙地说：你那是抬杠！难为他还是国家干部，说话这么没水准，不说他的言语根本不顾电子产品的生产成本，就是那态度也不是与人为善的人具备的，这样的国家干部，越少越好，不然百姓的日子将真的很难过。

外面的天暗下来，我也感到屋里的空气有些凉了，于是赶紧收回信马由缰的思绪，把这一篇乡间杂感结束，无论是粮价如何的跌落涨起，与我都无太大的关碍，消费的实在就那么少，再怎么能吃也吃不到肚皮外面去，加之自己又不种地；无论是上吊自杀还是找个城里老头的寡妇日子都不好过，关键还是得自己有本事，男儿当自强，女人不自立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乡间的见闻多了，绝对不比城里的少，新鲜度也差不到哪里去，我曾写过几篇关于乡间的所谓散文，但是，生活是鲜活的，感悟也就时时更新，自然也就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既然一下说不完，那就就此打住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