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欺辱的女挡车工黄兰芳

城市东郊开发区大道两边是一幢幢高楼大厦，北边的织布厂一间粉刷得非常白的房间，女工到这里来缴纳成品。房间左边有几扇没挂窗帘的窗子，后面墙上，开了一扇玻璃门。右边也有一扇类似的门，女挡车工不断从这扇门进进出出。四周墙壁全遮满了木架，准备存放棉布。室内有张长凳子，女挡车工按照先后次序报进来，把织成的布摊开准备检验。

负责检验的是经理吉普，他站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用圆规和放大镜查看，查过之后，再把布放到秤上。由一个学徒秤重量，一个学徒负责把秤过的布匹推放到木架上。吉普报出一个个女挡车工应得的工资给坐在小桌子边的会计许得法听。

五月末，天气闷热得很。时钟指着十二点，老板没在。大多数站在那儿等待的女挡车工，都像是站在法官面前待决的人，痛苦、焦虑地等待生死攸关的判决。所有女挡车工看起来都像饱受欺辱的乞丐。无尽的卑屈，他们似乎早已习惯，每个人都尽可能让自已不引人注意。眼神呆滞、犹疑，面容苦恼、沉思。

忽然，一个女工晕倒在地上，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外来妹，她已经上班16个小时了，她太疲劳了，一直没有吃饭。她想多积些钱，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她的父亲已经患病三年了。她还要供在大学读书的弟弟费用。她叫黄兰芳。

大多数女挡车工看起来都很相似，一群胸部平板、不断咳嗽、脸色苍灰的生物——织布机的生物，因为坐得太久，膝盖都弯曲了。做了妻子的女挡车工似乎没有这么典型化。她们都很衰弱、不安、筋疲力尽。而女织工多多少少还带有悲苦中的严肃。

女挡车工的衣服还缝了补丁，织妇的衣衫褴褛不堪。有一些年轻女孩，却没有少女的骄媚，黄兰芳脸色蜡黄，身材枯瘦，脸上突出悲哀的大眼睛。她被姐妹们七手八脚地抬上了一辆三轮车，机修工阿忠拼命骑着三轮车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门卫老头说：不要紧了！那孩子已经很好了。真丢脸，一阵风就可以吹走的小女孩，真不能想到居然会有人——有这样不负责任的车间主任，让她背着两匹布走整整七里半的路，实在难以相信。我以后要特别注意这种事。不管怎么样，我决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

门卫老头说：弄到最后，一切责难由谁来承担？当然是工厂老板。所以事情最后都怪到我们头上。一旦一个可怜的小家伙倒在冬天雪地上，城里一群记者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赶来，几天之内，所有报纸都会注销这个震人心弦的故事。父亲、双亲、派这个小女孩出来的人-----啊，

不------他们全都没罪。当然没罪！一定是工厂老板的错，女挡车工成了代罪羔羊。职工一向不受责难，他们抓住的是老板；他是没心肝的危险人物，被每个像疯狗一样的记者咬住腿不放。他生活豪华安适，却付给可怜的女挡车工填不饱肚皮的微薄工资。

这批写文章不负责的家伙，对于工厂老板的种种困难却一字不提。老板晚上睡不着觉。他要冒很多大风险。门卫又说。

女挡车工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们常常一心一意在计算工资——加、减、乘、除，算了再算，一直算到头昏脑胀为止。

老板必须考虑成百件不同的事情，时时都要作战、竟争，可以说，严重得生死攸关。没有一天能够没有烦恼和亏损。还有许多靠老板生活的人，把老板吸干、榨光还要敲竹杠——想想这些！唉！唉！你们只要和我暂时换一下位置，马上就会觉得烦透了。我告诉你们，那个家伙，那个无赖，那个贝克会做什么！他现在一定到处去告诉人，我的心肠多硬，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把女挡车工开除。这些是真的吗？我真的这么硬心肠？

老板说：老兄，做生意是可怕的，你们自已也知道，不但赚不到钱,我还要赔钱。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让我的织工一直有工作可做，希望大家能明白我这番心意。搁在这里的存货已经有好几万米布，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得掉。据我们所知，附近有许许多多织工根本无工可做，因此-----嗯，吉普会详细对你们说。事实是这样，你们也可以由此了解我的好心——当然，我不能平白无故做好事，我还没有有钱到那种地步。不过，在某种程度以内，我可以给失业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至少能赚一点钱。做这个决定我自已担了非常大的风险，嗯，不过那是我你的事。一个人每天能为自已赚到一点面包吃，总比挨饿强。你们想想，我说的对不对？

奇伦群山下的巴卡镇，黄兰芳的家在安吉茅屋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窄陋，由破烂不堪的地板到被烟熏黑的屋檐，量起来一共不到六尺。

包妈妈，一个残废的老妇，坐在床边矮凳上，转动纺轮。她的儿子，许安娃，二十岁，一个白痴，身体和头都很小，四肢却细长如蜘蛛，坐在脚凳上，在卷线。她的女儿也在苏南工业园的织布厂里劳作。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

玫瑰红的夕照微弱余晖，透过两扇打开的小窗投射到左边墙上。这堵墙有一部分以前曾经糊了纸，另一部分塞了草。光线照到两个少女松散无光泽的金发上，也照着她们露在外面，瘦得见骨的双肩，以及从粗布衬衣皱褶间露出细瘦蜡黄的颈项。这件衬衣再加上最粗的麻布缝的短裙，就是她们全部的衣服。夕阳的红光也照亮了老妇人整个脸庞和胸脯。她的脸憔悴得只剩骨架，贫血的皮肤上堆满皱褶，双眸凹陷而且又红又湿，棉絮、烟熏以及在油灯下工作。她那染患甲状腺肿的长颈上，有好多凸出的瘤，窄扁的胸前围着一条褪色的围巾，并用一些破布遮覆。右边墙壁一部分有炉子、炉台、床架，和几张颜色旧俗的画像，都被夕阳的光辉照亮。炉架上几块玻布挂在那儿晾干。炉子后面堆放一些没用的垃圾。炉台上有几个旧锅和几件厨房用品,马铃薯皮摊放在一张纸上干。一束纺线和纺线车从屋檐上垂挂下来。几个放了线轴的小篮子搁在织布机旁边。房间后方有一扇没锁的矮门，门旁一捆柳枝倚散放，还有几个破竹筐。

“每天早上，我帮她穿衣服，晚上帮她脱衣服。”叶阳楠喂包妈妈吃东西，就像喂小娃娃一样。

我从头脚都要人服侍，我不只是病人，也成了重担。我不知道向老天爷祷告了多少次，求他把我召回去。叶阳楠很痛苦地说。

哦，老天，哦，老天，我这辈子太苦啦，真的是，我不知道------人家也许会想-----可是，打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习惯拼命干活。我一向都能把分内的事做好。可是现在，突然之间——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再也不能做了！我有个好丈夫，这些好孩子，偏偏-----我现在只能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看着这些女孩成了什么样子！简直一点血色都没有，脸色跟床单一样白，不管赚不赚得到什么，反正她们整天踩踏板做工。这算什么生活？她们跑到几千里外打工，一年也拿不回多少工钱呀。她们已整整一年没有离开踏板了，甚至还赚不到能够买两件衣裳的钱，也让她们好穿出去见见人，得到一点安慰。她们看起来就像骷髅架子，真的就是这样，才不过是二十岁的女孩子！整个房间充满织布机的噪音：车床规律地运转，震动了墙壁地板，织布梭来回快速移动发出的声音，这一切噪音中又混入纺轮不断转动的低音，那种声音很像大黄蜂的嗡鸣。

叶阳楠打电话给家里的丈夫说：我们在这里是活也活不下去，死也死不了。情况真是糟糕啊。真的不骗你，我们拼命干，但是到最后不能不投降，我们总是有一顿没一顿。从前，我还能织布的时候，日子马马虎虎还能勉强维持，虽然也挨饿，也艰难。我已经很久没找到真正的工作了，好不容易到了这家织布厂.每天我一直做到深夜，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床上，一共也不过赚几个钱而已。你是读书的人，你告诉我——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谁能真正有办法？我必须扣下三百块来缴房租金,我赚的钱一共不过一千四百块，结果只剩下七百块要维持整整一月。这笔钱里面，我必须买食物、柴火、衣服、鞋子、缝补用的布块、针线，还要有个地方住，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花费。我经拿不到现钱实在没什么奇怪了吧？她留着泪说:　我们用不着吃肉，工厂老板替我们吃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才惬意呢，如果有人不想信，只要到美丽天都或者华宫去看看，一定会眼睛瞪大——工厂老板的华厦一家连一家——座宫殿接着另一座宫殿，大玻璃窗、小类塔，精致的铁栏杆。哼，哼，看起来一点没有不景气的样子。他们有的是烤肉、点心、马车、车夫，保姆，谁知道还有什么花样。他们个个趾高气扬，那么多的钱根本不晓得怎么用才好！我会带些钱回家的,我们家住在山村,可以种菜种果树,只要肯劳动是饿不死人的,回家了我就再也不想进织布厂了,福良,等着我吧。

从前，情形完全不一样，那年头，老板给女织工足够过日子的钱。现在，他们所有的钱都留下来自已花。我想，这是因为那班高高在上的家伙已经不相信老天爷了！他们同样也不信魔鬼。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诚信，法律，借口金融危机，偷走了我们的最后一口面包，还要尽可能的害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他们那些有钱人引起的，如果我们的老板是好人的话，我们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过了。半个月后，机修工阿忠帮着黄兰芳的弟弟办完了后事，把黄兰芳的弟弟送上火车，然后，他辞职回家了。黄兰芳的弟弟拿到了三万块钱补偿费，补偿费不知道以什么名义计算出来的，唉!女挡车工,不幸的女人　。

黄老板的叔叔黄阿忠离开了织布厂，他挑选了织布厂几个漂亮的挡车女工，在开发区开了一家酒店。大金红酒馆的大厅里。房间很大，中间一根木柱支撑着露出屋檐的天花板，环绕木柱有张圆桌。木柱右边，后面墙上有道门通往另一个房间，墙上的侧柱被木柱遮住了。房里面放着酒桶和酿酒的用具。门旁右边的角落是吧台——一个高大的木制柜台，还有好几层架子，上面放着带柄的大玻璃杯等等酒器；酒吧后面有个酒橱，全是一排排的酒。柜台和酒橱之间有一块狭窄的空间，吧台前面有张桌子，铺着色彩鲜明的桌布，一盏装饰美丽的灯悬在桌子上方，桌子四周有几张藤椅。距右边墙壁不远有扇门，那个房间是供特殊场合使用的。右边，一个老式挂钟嘀嗒作响。靠着后墙有张桌子，放有酒瓶和杯子，桌旁角落里有个大炉。左边壁上有三扇小窗，窗下有一张长凳。每扇窗前有一张大木桌，木桌窄的一端朝着墙，每张桌子边放着一些有靠背的椅子，墙壁漆成蓝色，挂着一些海报、布告，还有一张老板自已的油画肖像。

酒馆老板黄阿忠，脾气好，身材魁梧，约五十岁，从柜台后面酒桶中倒了一杯啤酒。老板娘敏美在炉边烫衣服，她看起来庄严有身份，衣着整洁，还不到三十岁。穿着讲究，一头耀目的金红色秀发，坐在桌旁刺绣。有一阵子，她抬起头来倾听远远传来葬礼中的声音。

张全风，一个运输工，和同村少女李小丽同坐一桌，穿着工作服，一杯亚利啤酒搁在他面前。他看起来像那种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成功需要什么，狡猾、敏捷而且能无情地下决心。

一个厨师坐在木柱下的桌旁，忙着吞咽一块带骨牛排，他身材中等，营养很好，有点肥胖，看来有点冷漠无情，像推销员。但快活鲁莽，穿着非常时髦，他的一个旅行袋外套、雨伞、毛毯，全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城里一家大酒店当厨师，他年轻的漂亮妻子已经有二十天没有回家了，他听说妻子陪着老板去外地出差了，他心里火辣辣的烦躁不安，他怕妻子吃了亏，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双眼盯着窗外，他想杀了黄老板。

你也别说女儿的坏话！一个人想要上进总没错。并不是第个人都像你那样想，而且那样想也没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不要上进，个人都会永远停留在老地方。当初安大明的伯父如果和你想法一样，他永远都是个穷织工，看看现在他们多发财！

还有老海西，起先也不过是个穷机修工，他辞工在镇上开了一爿汽修厂，不到十年的时间，现在却拥有十二处大产业，而且最了不起的，他还是个有地位的市政协委员呢！

织布厂，永远是年轻女工的青春炼狱。她们辛苦劳作，奋发上进。她们也沉沦堕落。

被送进医院的女孩黄兰芳终于没有被救活过来，她死了。她在手机上发给弟弟的一句话说：弟弟，姐姐可能要死了，我太累了，一年我存了6000块钱就在银行卡上，密码是你的生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