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下午去耒阳报社，在人民路意外碰见多年未见的陶姐。她问我是不是没在公安局上班了。我点点头。她说，难怪了，去年她母亲病逝，老人家临终时嘱咐她和她两个哥哥，一定要找到我，可她哥跑到公安局打听好几个人，都说我调离单位了，由于丧事紧急，他就没再寻找，成为一大遗憾。我听了陶姐的话，大吃一惊。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微驼背的老奶奶一下浮现在我的脑海。

1994年春，中专毕业一年多还没有找到理想工作的我，在经过做民工、烧锅炉、卖冰棒、摆书摊等几度周折之后，经人介绍，来到耒阳市水泥厂做临时工。该厂是一个中型国营企业，当时正在建设一条旋窑生产线，建成后将招收一批新工人。一心希望找到正式工作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改变命运的机遇，于是就在该厂原料车间做搬运工，一边搬运石头一边等待招工的时机。为了方便，我就在厂外附近的东风桥边的锦源大楼租了间二十平方的小屋。这栋六层楼高的房屋过去是灶市居委会的商场，因为亏损就抵债给市农业银行了，而农行一时没有卖出去，于是对外发租。在这里租房的人很复杂，有耒水运输公司的退休职工，有做小生意的人，也有民工，住我隔壁的陶奶奶就是耒水运输公司的退休职工。

那时，陶奶奶有七十岁了。她的丈夫曾经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功臣，很早就病逝了，留下三个没有成年的子女。陶奶奶含辛茹苦把孩子们带大，其中大儿子在铁路部门工作，小儿子在做生意，女儿原本是耒水运输公司职工，企业倒闭后就下岗了，一直在外打工。我刚住进去的时候，整栋楼无自来水，三十多户人家，吃水，靠肩挑，照明用电都是从一楼一家姓伍的个体户那接的，电费比市民用电高出很多。陶奶奶舍不得出电费，家里只安装了一个十五瓦的灯泡，还是晚上吃饭的时候用下。我上的是白班，每天下午六点下班后，尽管一身尘灰和疲惫，但首先要做的就是到大楼后面的耒水河边一口水井挑一担水。我见陶奶奶上了年纪，行走不便，子女不在身边，顺便也帮她挑一担水。这一挑就是一年多，直到第二年我发动大家集资安装了水户头，把自来水接进了大楼才结束挑水的历史。挑得多了，老人家很感激，逢人就夸我是一个好人。很快，整栋楼的人都和我熟悉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热心人，主动当起了义务水电管理员，谁家电线路断了，谁家水管漏水了，只要叫我一声，我就会赶过去维修。

次年7月，我通过考试招工进水泥厂，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我当上了车间班长，不用像做临时工时那样做苦力活了。厂里为我安排了集体宿舍，但我仍然住在锦源大楼。一来我素来一个人孤独惯了，二来一个人住方便看书写作，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我舍不得离开。这里，虽然环境艰苦，设施简陋，但充满了人情温暖，几十户人家，就像一个村庄的，互相走动和照应。由于我对大家好，大家对我都很关心。有时，我下班回家，发现火炉煤球熄了，无论找谁家换煤球，从没遇到拒绝的。穷困中的我平时很节约，早餐是一碗稀饭加一个包子，中餐、晚餐经常是白菜豆腐之类，舍不得买肉吃。陶奶奶很是心疼，说我人这样瘦小，又成天干苦力活，这样下去不行的。她常常送些好菜给我吃。我很感动，把她当自己的奶奶一样，没事的时候，就找老人家聊天，或者帮她写写家书。

我们的住房是单间的结构，一家挨一家，阳台是通的，而门窗全部是木材，这就给梁上君子可乘之机。大楼里丢东西是常事。单车必须放屋里去，不能放在走廊。我当时有部载重单车，就是因为晚上睡觉不记得搬进屋子，放在楼梯间丢失的。一个夏夜，我熟睡中，梁上君子爬进阳台，用铁丝把我的衣裤勾出了窗外，把我裤子里一百二十多元钱全部盗走。次日醒来不见了衣裤，我惊叫起来。陶奶奶以为我出事了，赶紧进来询问。我说我这个月的买菜买米的钱全没了。她就安慰我，说以后小心些，说着，就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打开，拿出一叠元票，说，这是六十元钱，算借给我的，随便什么时候归还。这天下午，我下班，发现门口放了很多蔬菜。我一问，原来是楼上几户人家，听说我的遭遇，纷纷送了些菜给我。那一刻，我感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

我在锦源大楼住了八年，大家和谐相处，日子过得清贫却充实。后来，我下岗，经商，结婚，买房，靠自己的努力，也因为贵人的相助，离开了水泥厂，离开了灶市，到了公安机关工作。而这栋楼也在2003年让农行变卖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陶奶奶，以及住在那栋楼的邻居们。如果不是这次街头偶遇陶姐，我都不知道老人家不在人世了，更不知道她在临终的时候，想见到我。陶奶奶的晚年，其实是很孤独的，而我就是在她孤独的岁月，不经意间给了一些人性的温暖，这才使她至死未忘。而她和那些质朴的人们给予我的温暖，我又何曾忘记？

不知道住在天堂的陶奶奶，生活得好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