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说，在楚州文联主[xi]孙义佺的努力下，今年，也就是建国六十周年，办了几件大好事。这几件好事中就有为展示60年来楚州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将书法、美术、摄影和文学等作品中的精品筛选出来，出版了《楚州文学艺术六十年精品选》。因此，让我读到了早就想读而无法找到的著名作家汪雷先生的《女俘》

汪雷先生的中篇小说《女俘》被认为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但事实上，军人身份，战争环境，其实是作家有意虚托的环境背景，作家真正的用意，是人性的张扬，借助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的阶级仇恨，让“人性”之光，像日暮的黄昏从西天隐射而出的桔红色的光芒一样，透射出作为“人”这个最本质之性的光辉！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两位女性：一个是国民党的机要军官，敌人，俘虏；一个是革命战士，是押送女俘的军人。在这一点上她们是绝对对立，无法通融的。但她们有共同的“人”的身份，且都是有孩子的“母亲”。当“我”把女俘当作一个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和他们纯粹的母子之情时，逐渐手软心慈，滋生了同情之心，这是一种人性的认同和感化。而且最后，正是女俘及时的通报才使昏倒在途中的“我”得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得知经过时，“热泪涌上我的眼眶，但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骄傲与感激的泪。”在这里，“感激”的是人的良心，“骄傲”的是人性之善最终超越和战胜了一切。

“侧腹淌血的人记忆犹新，侮辱人者常糊里糊涂就忘记了自己的恶行，但受辱者却会顽强地留着被侮的印象，永久地挥之不去。”这是一生与肆虐者战斗的雨果的内心呼叫。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天使和魔鬼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天使和魔鬼可以同用一个身体――也可以说，一个人即使是魔鬼，也是有天使元素，天使意念的；还可以说，一个人既可以不是天使，也可以不是魔鬼……。天使代表人性善的一面，魔鬼代表人性恶的一面。如此说来人性是恶还是善？

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答案众多的话题。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种说法：别把别人的“恶”给引出来了……实际上，即使是恶人，也有善的一面，何况小说中的敌人，其实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站错了队。恶引来恶，善引来善。人本身就有善的一面，你给别人善的环境，他（她）的善就表现出来了；你若给别人恶的环境，那么，恶必定会出来……

天道酬善，魔鬼终究不敌天使。前几年，我国东北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当囚车与油罐车相撞，5位押车武警重伤昏迷之际，几十名犯人担当起了天使的角色，他们只感到自己是人，是有血性有人性的人。最令人心颤的是当一位受伤的队长被抬上救护车时，他挣扎着趴到窗口，流着泪面向车下已全无束缚的囚犯喊道：“你们，别跑呀！”囚犯们一下子呆住了，也是泪流满面。这里蕴含着多少难言的潜台词！

在永远无人会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做所为，最能反映他的品质。小说及东北发生的传奇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情境：在生死自由的大关口，人性之美最能折射出我们地球人的希望所在。

是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善与恶的人性，在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中，往往只是因为一念之差，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善变与脆弱。把这种看似很难把握、却又常常处于情理之中的人性通过文字的叙述完美而深刻地剖析给读者，是需要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思考与较高的写作构思功力的，即需要作者有一双看透世事人情的眼与一只生花之笔。对于读者来说，能够读到有深刻内涵与意味的作品，也是一种有幸与享受，我们可以从中体味生活，随着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思索。

汪雷先生的《女俘》1982年12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四期《江南》杂志上。作者不仅跳出了当年革命文艺中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且还跳出了当时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红光亮”，而反面人物一出场灯光便暗下来，面目也委琐丑陋，把视角放在了三十多年前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中；并且将人性的巨大力量和不可遏止的情感要求，置于战争的炮火硝烟、敌对双方阶级仇恨的特殊背景下表现，张扬了超越阶级的美好的人性之爱，将作品重心放在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问题的思考上，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女俘》成为“反思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之一，在当时曾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并且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鸣。

“你认为世上什么最耀眼？”

“不是太阳、恒星、激光发射、原子弹爆炸，而是阴雨天走了半宿的夜路，突然在旷野上看到一豆灯火。”

走过黑夜的人，一定会理解哲学课上，一位“老三届”学生对一位老教师的提问。

人性之光常常在暗夜里闪耀。壮美的人生常如垂落的瀑布，飞珠溅玉。而在人类千年百代的社会场景里，又有什么比得上人性的跌宕升华更惊心动魄呢？——最柔软脆弱的是人性，最厚重刚烈的也是人性。

《女俘》虽然在艺术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小说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张扬，不仅拓展了当时创作的主题，和对于刚刚摆脱文革左倾专制统治的中国百姓的启蒙意味，而且在今天，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