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典型的树起是一场浮夸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xp等对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给予了彻底揭露，引起社会一片宣嚣声，毛主[xi]成了“众矢之的”，创了中共史上栽赃诬陷最成功的案例。但假的就是假的，但不少优秀的共[chan*]党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化了很大精力，才还了毛主[xi]的清白。揭露了1958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风源来自刘少奇、邓xp，其中人民不会忘记吳冷西在还历史本来面目所作贡献。邓xp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旧戏重演，在小崗村再次刮起浮夸风、“共产风”，　以小岗村为样板，硬行在全国砍掉了人民公社，扳倒了“三面红　旗”，使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毁于一旦，倒退二十多年。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解剖小岗村这个反面教材，不仅具现实意义，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媒体报导：一组《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粮食问题”的统计数字：

第一阶段为1950—1978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132亿吨，1978年达到3.048亿吨，２9年间年均递增3.5％。

第二阶段为1979—1984年。１９８４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６年间年均递增4.9％，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

第三阶段为1985年至今。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66亿吨，11年间年均递增1.2％。

这里的“第二阶段”正是显示“大包干”成效的时期。（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承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第一，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其总的增产效果只是略高于第一阶段的合作化时期，而决不是小岗村的三点几倍；第二，这个阶段的粮食增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式推广并发挥效能的时期，其增产效果如何，再看一看下面的数字：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经过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1976至1987年间，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参見新华网《感動中國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阶段的六年间，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产了500亿公斤的稻谷，即0.5亿吨。而这六年总的粮食增长量（以1978年的3.048亿吨为基数，按平均增长率推算）为0.876亿吨，也就是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已占其中的57.1%,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那么农民的经济状况又如何呢？资料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８０年代初的１.８比１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３比１。农民的相对贫困状态日益严重，有许多地方还存在着绝对贫困。

从上述报导，使我们对农村分田到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一个理性和量化的认识。再看看邓xp对农村“改革”树的典型小岗村，他是如何重刮刘、邓在1958年的浮夸风的。大量的史实记载，1958年的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源头是刘、邓二人。邓xp利用职权，用所谓决议的形式，栽赃给了毛主[xi]，煽动了一些人刮起了反毛、非毛的歪风。但正如我们常说的，有的人装成正面人物，怎么装也装不像。小岗村这个反面典型，又复制了邓xp1958年原汁原味的浮夸风风源旧貌。

1)、当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手印的真相

有报道说：“当年新闻捧得所谓的18户农民按手印也是假的。那个著名的18个农民按手印的条子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人们如果注意小岗村'大包干’功劳簿，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据小岗村的村长严宏昌说，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也没有这回事，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2)、分田到户头一年粮食增产3.67倍的神话破灭

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一年，粮食就增产好几倍，在58年刘、邓的高产卫星，被熟练地搬到了农村“改革春天”。

有媒体报道说：“小岗村，'中国改革第一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也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三十年过去了，小岗村近况如何？三十年前，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增幅达到3.67倍！由此人们便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没有前途，只有个体经济、私有化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　由此，私有化运动也即以急风暴雨之势在全中国推广开来”。

有人发表文章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对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而感动,但是后来看到当时带头人严宏昌在中央电视台介绍当时的一些资料,说当时“18户人家，115人，全村耕地550亩”，又说：“60年代初粮食产量1.5万公斤，而1979年产量13万公斤，相当于1965-1969年5年总和”，“我就有了疑心。第一，当时安徽约5000万人，人口密度约400人/平方公里，而凤阳又是在人口稠密的淮海平原，怎么在凤阳还有人均耕地接近5亩的平原村庄？一个村庄人均耕地接近5亩而吃不饱，那全中国人不是早都饿死光了？还有，平原地区耕地居然平均亩产不到28公斤”？“这些迷团直到9月26日看《人民日报》第四版才解开，因为上面一篇关于小岗村的报道上说：现在小岗村108户，428人，我吃了一惊，难道26年里，小岗村人口居然翻了2番？忽然记起以前也有资料隐约说过，1978年偷偷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民只有一个生产队，18户人家。也就是说，事实很清楚，小岗村可能象别的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自然村里分几处聚居，每处在当时划为一个生产队，而严宏昌当时率领的只是其中一个生产队，考虑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严重停滞，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安徽省，大约10%左右，可以推测，1978年整个小岗村人口在380人左右，而严宏昌当时率领的生产队人口大约占整个小岗村人口30%。再简单推测，他们所占有的耕地大约也是整个小岗村的30%，约165亩”。“这样一来，对于严宏昌所介绍的改革小岗村神话就有了新的解读：事实真相是，在改革前，严宏昌所率领的生产队拥有耕地大约165亩，人口115人，人均不到1.5亩，由于小岗村地处黄淮海区域，自然灾害频繁，土地盐碱化严重，在改革前生产队每年生产粮食大约3万公斤左右，人均不到300公斤。这才有了遇到灾年村民外出的事情。而1979年的变化却不是以严宏昌这个生产队为范围的，很显然，以当时小岗村的生产技术和土壤肥力，光严宏昌的生产队是不会实现平均亩产接近1吨的,也就是说,所谓1979年小岗村粮食产量13万公斤，是小岗全村的产量，而不仅仅是实行了包产到户的严宏昌那个生产队的产量。”.

其实，农村的朋友很清楚，如真一单干就灵，那还用得着共[chan*]党吗？农村从封建社会起就一直是单干。

3)、一平二调“共产风”回潮

朱榕基示察安徽一个粮库，一见“粮滿仓”　，就说大话：中国农民三年不种粮，照样有饭吃。真的要调粮食，才发现粮库是空的。原来“粮滿仓”是假的，是为他去示察而东揍西揍揍出来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本该对当时浮夸盛行引起警惕了。然而仍一股劲吹捧一单干“就灵”。更严重的是一些人又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原本的假，更上一层楼，变得更假。

有媒体报道说：“今天的小岗村依旧是30年前的小岗村，村门口，是利用财政资金建立起来的高大牌坊，政府投资帮助小岗村建设了宽阔道路”。“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那么改革后的情况如何呢？又说：“1998年，为了纪念“大包干”二十周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凤阳县委县政府带领有关部门联合出资，给他们建了一所小学，建了一座自来水塔，改造了小岗村住房，电信局还为村民家装上了程控电话。三个月时间，小岗就这样拥有了作为新农村应该拥有的主要公共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张家港市的长江村为小岗铺了友谊大道、绿化，帮助发展小岗的葡萄业和其他农副业，给村民送彩电。人家也只是个村啊！可小岗村还是“三靠”村。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落后典型是如何成为先进典型，并在全中国强制推广的？'小岗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的”。

据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报报道，标题为：“严俊昌与他的小岗村之路”。报道说：“1979年7月，邓xp来到安徽，对小岗和安徽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从此带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产队长严俊昌成了名人。严俊昌回忆说，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当年就达到400元。此后，粮食连年大丰收，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村都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严说的'富裕’标准就是有饭吃，当地村民也都这么认为”、“然而，令严俊昌没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炽的名气并不是小岗村发展的机遇，而'改革旗帜’这一称号反成了对小岗的禁锢和限制”、“1987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到安徽调研，希望看看小岗村。当地官员闻讯后担心小岗人乱说话，毁了好不容易树起来的形象。凤阳县一主要领导先与他谈：'老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1995年后，当地政府提拔严到镇里当农委主任。严表示，如果他当时继续在小岗村干，他会把村民组织起来，带领村民集体致富”、“严走后，官方派外地干部到小岗当'村官’，…这个'改革第一村’结束了自我管理的时代，不再'岗人治岗’。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村内的宗族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引发内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岗人还装不起一部电话”、“由《解放日报》记者牵线…，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建立了友好关系，长江村一来就支援小岗120万元…”、“1998年，是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各级官员都很重视。这年6月起，在三个月内，小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学和展览馆…，各家墙皮刷了涂料，各户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严）对官方搞的一些项目还是颇有微词，……路过'别墅区’的工地，他指着那些建筑物对记者说：'搞了20多年了，还要搞虚假的形象工程，这样下去会害了小岗的，不谈发展，只讲形象，小岗怎么能发展上去’”？

4)、分田单干使小崗村两极分化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回头路

据最新报导：“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承包’的带头人之一）的亲弟弟，他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承包”的带头人）说：“就说今年(2006年？)，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来源：《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最近另有媒体报导：“发展小岗村村级集体经济，迫在眉睫的是人的问题。正因为缺少一个坚强的村级班子，小岗村才屡失良机。从省财政厅选派来的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沈浩认为。…一位村干部与沈浩的观点也不谋而合：上级非常重视村里的发展，但因为村班子思想不统一而难以落实。讲到最后，这位村干部垂下头，长叹了一口气：'二十多年过去了，按常理，小岗村早就应该发展得很富裕了。而现在……我们自己都觉得丢人。…沈浩说：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是一生遗憾；到了凤阳去了小岗，是遗憾终生。”“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可見，分田单干，是条死胡同，此路不通。小岗村到河南，参覌了顶住了单干歪风，而沿着毛主[xi]指引的集体化道路走下来的南亍村后，他们深情地表示要走集体化道路，悔不该当初搞单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