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是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的同称，到战国末年，墨学还很盛行。《韩非子.显学》所述，当时君主对儒墨两家是“兼而礼之”的，自嬴政建秦以后，墨家在社会上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兼爱与平等是墨家学说最核心的内容，它是来自下层社会尤其是手工业者的政治要求，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以富暴贫，以众暴寡”、“持強凌弱”的主张，力倡平等，否定一切社会等级、鼓励下层民众强力从事，來改变自身地位。墨家当时就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拥护，形成了任何邦国的政治势力及君主们，都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这种思想适逢战国时期，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之时，对于墨家的这股強大的、來自社会中下层群体的政治势力，是必须重视的，起码是口头上，形式上是必须重视而非反对、非要消灭的。

这就给墨家留下了一些容许他生存的空隙，绝不是什么生存空间。

秦尽并天下之后，在自命是君权天授的秦始皇看來，墨家思想及势力，直接威胁到他的无上权力，墨家“敬天明鬼”、“尚贤非争”、“平等兼爱”的核心学说，在极权独夫的赢政看來，必得置之死地，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叫墨家永不得翻身才好，孟子只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始皇就咬牙切齿，“尽焚其书”，墨家压根不承认君权神授，更不承认君权神圣，当然墨家就成为了独夫民贼的头号敌人了，没一点好奇怪的。

墨家思想所表述的“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从人君做起，“苟君悦之，则士众能为之”，这种思想与儒学的“仁爱”、“亲亲”、“孝悌”相比，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而儒家的唯上思想定位，及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的划分，是十二万分符合极权统治者的要求的。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一旦社会稳定，封建统治集团自然大搞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接受不利于他们统治民众的墨家思想。

在其他方面，《尚贤》、《尚同》集中反映了墨家的政治主张，《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怀之”，主张“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儒家主张重视等级尊卑和亲疏远近，墨子的平等思想是只要有能力，不论贵贱，一律得以重用。墨子的时代，社会的基础还是宗法氏族结构，诸侯、大夫是分封与世袭的，墨子“选天下之贤可者”过于超前，即便是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没有实施的可能。

此外，墨家组织严密，宣扬绝对的服从，而最为要命的是“服从巨子”，服从墨家的“组织”，而不是服从拥有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独夫民贼，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消灭不压制墨家是不可想象的。相对来讲，儒家提倡不犯上作乱，当顺民模范，被捧上前台就势为必然了。

墨子打出“天志”“明鬼”旗号，凌驾与皇帝老儿之上，实行自己的主张，这与秦汉及后世统治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却又是根本性的。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有好恶的，“天”的好恶就是“欲义而恶不义”，希望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天地间除了有“天子”“国君”这些世俗的政治权威外，还有更高的权威，这就是“天”“鬼”。它们的权威是超世俗的，是公正的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说，只要有“天”“鬼”在，天下就有公义在。这种思想对与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社会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是“根本的利害冲突”，最高统治者寝食难安的要消灭他，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也就只能在“明场”上走向失败的结局。

南怀瑾先生曾说过，后世侠客义士、各种帮会，其信奉和实行的都是墨家的主张，他们把“义”看的髙于一切，髙于自身的生命，宁可慷慨赴义，决不苟且！在组织的形制上，有类似于“巨子”制度的“总舵”、“老大”，有严厉的帮规，有对“违规”者严厉惩处的各种规定……在民间帮会、民间宗教组织中可以看到墨家的踪迹：打抱不平、互相友爱、不顾身家性命等等，这些都是墨家精神垂范，作为一种高尚的品德，万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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