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大话西游》中孙悟空对唐僧话多的鄙视，尤其是唧唧歪歪的经典台词，入木三分，对唐僧的定位准确无比，看了特别爽。我也不明白老和尚话怎么就那么多，念经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好像通过那些唧唧歪歪的语言就能解救苍生，立马能使海晏河清了。

故事应该是孙猴子取得了胜利，因为老和尚最后话简洁无比，只不过多了一个打响指的附加动作，胜利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时间的变化导致了人的变化，但是与身边多了一个最烦话多的猴子恐怕不无关系吧！

其实身边充满了唧唧歪歪的情况，基本上属于废话，而且是以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领导居多，也能理解，知识分子吗怎么着也得掉一下书袋，领导吗就要更加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其实知识分子的唧唧歪歪不怎么可怕，因为有人管着，据说朱元璋就打过话多的大臣的板子，说他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字只有五百字有内容，其他全是废话。但是当权的人如果废话多了谁管？比如朱皇帝本人（当然据说这个游方的僧人话并不多）所以准确地说，废话是当权者的专利。

可是，在这个时代里，不讲废话又干什么呢？

我很想描绘部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比如自己，一方面对一些敷衍性的事情极其厌烦，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虽然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运作中消失殆尽。自己也不喜欢听废话，可很多时候自己又是废话的发出者。自己很多时候犹如困兽般觉得浑身筋骨不通，有发泄的冲动，可一会又觉得早已过了愤青的年纪，甚至如哲人般地自悟：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可生活不该是这样，生活怎么可能是整天蜗居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听着迷迷的流行音乐，玩着机械的游戏，拿着养家糊口的工资对付着缓慢的时钟。我真不知道苏联的那个作家说什么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有这样的人吗？不悔恨是一种麻木。不悔恨怎么能总结，怎么能调整，怎么能让我们的后人更加智慧地生活下去，只不过我们不喜欢这种悔恨罢了，这种悔恨如果允许存在，有几人能逃过这样的悔恨，卢梭忏悔过，巴金忏悔过，谁买他们的帐。

我们都受过正统的教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应该是善良的中国文人心底最根本的情结，达人很少，尤其是以兼济天下为途径发达的文人更是少之又少，现在混的多半不错的文人，几个能为老百姓想？真正正直的文人多半又是不太受欢迎的。其实最多的是那些，既当不了风光文人（原因大抵是没那个本事，而不是不想，有几个如余秋雨般巧舌如簧，又有几个像郭敬明般直面抄袭），又不愿意直面现实（大抵也不敢），夹着儿时学得那些浅薄的知识，冒充知识分子胡乱地过着乏味的日子，躲在小屋里，干发几句牢骚，到底是真心地鄙视还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般的嫉妒，还真说不清楚。我想我大概就是这种类型。我肯定不敢像堂吉诃德般地勇敢无比，也大概不会摇尾乞怜地讨一口好饭吃。不是太高尚的人，但是良知也未敢泯灭殆尽。因为我们身边还有苦难——身体上的苦难，心灵深处的苦难。

儿时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那里将大有作为，父亲认识很少的字，这句话讲得这样流畅，可见那时的宣传工作做得多好！于是如父亲般的农民在广阔的天地里幸福地生活着，起早贪黑，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几乎是不见荤腥的。我们小时候也不知牛奶为何物，苹果怎么吃。而我家的条件据说当时在村里还算不错的，而且我还是我家唯一的男孩子，而且我那时特别听话，而且我那是成绩还特别好，远近闻名，也就这样的待遇。我妻子至今不吃红薯和土豆，因为她小时候一般是先必须吃一碗红薯或土豆的。我那辛苦的姐姐就没有上多少学，和姐姐一般大的女孩子们几乎都没有上过学，她们的主要时间花在做家务或是做小工上面，还有就是上山采一些中草药，换来三毛两角罢了。无论是做什么都是最辛苦的工作换来最微薄的回报，也换来她们的兴奋无比以及对读书的鄙夷，长大了的时候，要么外出打工，基本上是为别人家带小孩做保姆，往回带一点钱，获得家人的异常尊重，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光鲜的一段岁月，再后来就是被云南湖北之类的小青年带走了，而做小工的姑娘一般都成了泥瓦匠的俘虏。像山里的野花，刚刚开放，未曾绚烂，就黯然凋谢。我姐姐没有出去打过工，后来嫁给了我姐夫，知根知底的，现在过得挺好。

那时的苦难绝非仅仅是落在年轻的女子身上，几乎每一个这样那样的农民都在辛苦着，奔波着，贫穷着，记忆中的两件事是我亲身参与的，一件是砍山草，山很高，作为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我家的草山应该比较高，母亲在山上砍草，经常是早上上山，晚上回来，中午吃着早上带的稀饭之类，下山的时候，我偶尔去接，那时我应该有十六七岁了，跳着百把来斤的草走在下山的路上，小腿不断的抖动，一脚都不能踩空，否则就有危险，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批，这样的路到家将近个把小时，我一趟两趟觉得痛苦无比，何况弱小的母亲日复一日地往返。草砍多了，自家还舍不得烧，只能烧田里的稻草，将山草在一担一担地挑卖给镇上的澡堂里引火。一担好像是三快钱，路程很远，我估计一趟下来，肩头是要掉一层皮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车水，山里的田到了干旱的时候，没有水灌溉，唯独的一处水源是村子中间的一个水沟，可是僧多粥少，一个沟哪能保证一个村子的水田，于是只有排队，一般地要等两三天，而在等水的时间里，原来的水有消耗的差不多了，实质上在下雨之前，几乎是把水车就始终搁在哪儿，夜里还要防止别人偷水（当时就有为争水而斗殴的例子），只有睡在那儿。谁都知道，有水的地方自然是蚊虫的天堂，于是只能与蚊共眠了。最可气的是沟的水来得太慢，离地面太高，一部车够不着，于是放两铺车，一部是将水车到中间的一个氹里，第二部在将氹里的水车到沟里，水在经过水沟流淌一段常常的路才能流到自家的水田里，既耗时，又费力，同时还真弄不到多少水，我记得有一次，就和我妈说，我真不如喝点农药算了，到现在还成了我妈奚落我的一句经典。

其实还有很多很苦的事情，比如打稻，没有收割机，是一个用巨大的四块或八块木板做成的桶状物（我们叫做huo　桶，念第二声）放在田中间，四个男劳动力（像我和母亲都要算数的）各站一角，然后将整把的稻子使劲地往桶的边缘上摔，直到将稻子摔下，然后整包地装好，挑回家，每一个环节都是极其艰辛的。还有剥麻，每天夜里两点左右起来，拿着一把手电，来到麻地里，先用长长的竹竿，将麻叶打掉，然后将麻一棵棵折断，用固定的方法将皮剥下，数量大了，捆好称为麻头，一天起早带晚大概能剥十来个麻头，晾干之后有个十来斤，当时的价能买六七十快钱，不过现在只能买二十元左右。剥麻的最大苦处是脏，而且麻叶等杂物依附在身上，皮肤抵御能力最强的人注定都要痒痒，手上的麻水三五天是洗不掉的。九四年的时候，美国世界杯，每天都是北京时间的深夜，正是开始剥麻的时候，我虽极不情愿，但也只能陪着母亲置身漆黑的麻地，收获着所谓的收成，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至今唏嘘。

客观地说，后来的日子好了许多，不过围绕在农村上空的苦难没有减少，尤其是老年人。孩子大了，包一背，出去了，留下太多的农活丢给老爹老妈。依然要砍草，依然要车水，依然要打稻，依然要剥麻。没有新人去传承他们的事业，新人都出去了，还是那些人，还是从事那样艰苦的工作。只不过年龄一年一年地净增，皱纹一层层地加厚，腰越来越弯。农村的发展是有成果的，但是这种成果多半让年轻人享用了，他们住上了宽敞的房子，用上了崭新而时尚的家电，以打工的形式全年的时间都在外面从事相对固定的工作。老人一般都被通过分家的形式挤到了矮小的棚子里，过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从事着最艰苦的劳作，没准还要为建房啊、娶媳妇啊所遗留下的债务去挤干身上最后一点油水——虽然没有油水，但是只要挤总是有的，还要照看子女打工留下的孙子孙女，承担教育不到位的责任。就他们而言，无幸福可言——虽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不懂幸福，或者拿解放前饿死人的例子来让他们如阿q般的满足。

有位首脑说过“农民最苦，农村最苦，农业最苦”是对农村有感性基础的，只有真正地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农村不仅有美妙的田园风光，还有着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体的苦难的生活，尤其是老人和妇女的辛苦。所以有时会有仇富心理，所以有时会有劫富济贫的冲动。农民是弱势，老人妇女还有孩子则是弱势中的弱势。

讲老人和妇女是弱势，多半能够接受，讲孩子是弱势也许你不会认同。通常的观念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孩子非常之少，地位无比之高，吃好的，穿好的，显然孩子在成长的时候，这些只不过是最基础的东西罢了。他们缺少关爱，爹妈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赌钱，爷爷奶奶自然百依百顺，助长他们莫名其妙的娇纵之气。没有人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们只是在学校里接受少的可怜的人文教育（因为学校是坚决要分数的）。国家通过几件大事——汶川地震、奥运会尤其是最近的大学生群体性救人时间，一下子觉得90后一代成熟了、长大了，可以放心了。但是，在那样的大事件面前。如果表现过于麻木的话，就不是80、90后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了。所以窃以为，高兴是应该的，但也还要看到其他问题，尤其是在柴米油盐中体现出来的问题。身边的孩子，最缺乏的是教育——分数之外的教育，很少有家长关注分数以外的因素，网络上惊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论断，“有车有房，没爹没娘”成了新的择偶标准，居然也有人以多元化的包衣来释然面对。现在的小孩，尤其是农村的小孩，除了衣食不愁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快乐的童年，不能徜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间，因为安全，下河游泳都成了奢侈的想法，没有纯净的社会氛围，目之所及无非是吃喝玩乐、追名逐利，没有书卷的清香，只有网络的腐蚀，没有旷达的长者，只有浅薄的成人，浮躁的社会充满着急功近利的行为，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大前提下，不择手段几乎成为合法，连带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和一批批的心理偏执者，暴力的迹象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存在，同时他们身上还承担着，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因素：诸如青少年受侵害，吸毒、犯罪、早恋、堕胎等等，所以我一直认为，老人和小孩都是弱势群体，老人的弱势体现在痛苦的劳累上，青少年的弱势更多地体现在精神的空乏上，缺少正确的教育滋养，他们受到的伤害可能更为突出。

并不是说，成年人就是幸福指数最高的，通常意义的理解，成年人是这个社会的主宰，决定的社会的一切，在任何一个小单元里，成年人都决定着非成年人的很多东西，但是主宰着未必就幸福，生活的负担与生存的压力把很多人折磨的面目全非。经常听说有人跳楼的，我今天唧唧歪歪可能受到了陈琳自杀的影响，陈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虽然我一相情愿地始终认为她是我们那个时代有个性的、尊重音乐与人性的歌者之一，她的声音还能听到一点野性的质朴与生命的呐喊，可那时唱歌的人多半买股票发财去了，要么就在电视上打情骂俏主持节目，谁在钻音乐的死胡同，买一百万张唱片不如在演唱会上绕一圈，甚至连真唱都不用，可就有陈琳般的人整天期望着做好的音乐，纯属较真一族，再加上什么感情之类的玩意，离死亡也就真的不远了。陈琳是名人，但是可悲的是，今天一早还听说我的高一届的一个校友也跳楼了，为什么？我的那个学长窝在农村，好容易考了研究生，以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展抱负了，没料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在外表上看，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都是残存理想的人，当理想与现实距离很大时，死亡或许是一种最畅快的宣泄，没有理想混日子的人如我断然不会自残的。

坚决活着不代表永远能如神仙地跳出现实，而是要直面苦难，农村的现实虽然老人艰苦，小孩无助，成年人更是心力交瘁，但是努力不要被苦难压倒。人很多时都是为着什么活着，可以为佝偻着背的老人活着，让他们少一点磨难，可以为幼小的孩子活着，让他们的教育更全面，更要为自己好好地生活。我们可以平凡透顶，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寻找快乐并让别人分享快乐，这样也许我们会过得更好一点。只要高举着真、善、美的旗帜，我们即便失败一千次，我们就会争取第一千零一次。

直面苦难，我们或许就会更加勇敢，就会挖掘自身更多的闪光点，自己会活得更加崇高一点，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应该为所有的人（包括自己）梳理苦难，在这个世界走一遭，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让更多的人快乐一点呢？所以我经常还是回家为父母做一些物无所值的劳作，换取他们一丝的慰藉，对待孩子也宽容一点，接受一些相对人文的教育，更要在所谓压力与郁闷的重压下挺直胸膛，不断清理身上的垃圾，让自己更加健康。

还是做一点事情吧！还是说几句真话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