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惊梦三千年（六）——苦旅漫漫——走近古都（六）

有人说，有邺墟文化不一定有安阳古都，而有殷墟甲骨文，就一定有安阳古都。虽然殷墟文化与邺墟文化同作为安阳古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古邺城文化较之甲骨碎片上的那些方块字所蕴藏的历史厚重来就不知要逊色多少了。作为一种刀笔象形符号刻于甲骨之上，又深埋于安阳小屯村地底下3000多年方见天日的甲骨文，今之世人要想像读方块楷体字一样，流畅品读并深晓其意，而且作为研究上古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信史，岂是一句话可以言喻的？当安阳甲骨文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曾经为之付出一切奋斗终身的甲骨学家们，是他们经过100多年的搜寻挖掘认读研究之苦难历程，才还给了华夏民族一个鲜活的上古殷商王朝。甲骨惊梦，苦旅漫漫，从爱国志士，到甲骨四堂，不论他们是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与世俗大夫，还是中西合璧誓死国粹的有志学者，为了老祖宗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方块字，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黑暗中搜寻，在苦旅中拼搏，在逆境中前行，在没有主义宗派之争的文化苦旅之途，仅凭借着质朴的炎黄子孙之良知而为国粹故，无怨无悔奉献一生,堪为世人叹服。

3000多年酣睡于地底下之甲骨文，是殷商废墟用其荒芜与凄凉串连起来的，110年发现确认考古发掘研究之甲骨文，是为了给老祖宗最早文明一个交待而为之奋斗的几代具有不同人格的鲜活的甲骨学人串连起来的。当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符号在今天根本无法辨认而失传时，在110年前的北京（1899年），中国人庄严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在甲骨上找到了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最古老的方块字——甲骨文（honan　bones）！这是我国在隶书、篆书、金文之前更早的文字，也是今天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

今天的世人实在难以猜测远古尘封的秘密，我常想，甲骨文的发明应该不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也不是牟利营生之商贾小贩。但让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和商贾小贩在不经意中为人类做了一件比天还大的好事。从此以理发为生的安阳小屯村农民李成与贩卖古董为生的山东商人范维卿的名字就与老祖宗发明的方块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不管是安阳农民李成偶然发现遗弃在小屯村田野里的龟甲骨片有医治疥疮之功能而做起了向各地药店贩卖“龙骨”的生意，致使“龙骨”相继转卖到京城各大药店，同时也传到了嗜好古董研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的手中，还是山东古董商范维卿请王懿荣鉴别古董时送给他的一包“龙骨”，从而正式解开了这位学者考证古文字的远古之迷，尽管李成与范维卿只是为发现甲骨文充当了“龙骨”传递者的作用，但作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甲骨学研究的开山祖而留名青史。自1899年那个风清月高的秋夜，王懿荣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向北京各界名流宣布他发现了中国商朝时期的文字时起，刘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以及郭沫若等中国几代甲骨学家前赴后继，痴心不改，即或是在推翻帝制、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些动乱的岁月，甲骨学研究之先驱者们，倾其人力财力以及自家性命，为祖国国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今天的安阳小屯村已经成为了中国甲骨学考古研究之乡，当历史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的花环炫耀着安阳这片神奇的热土，同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留连忘返的时候，早期甲骨学研究的先驱者们总会萦绕在我们的心中，其漫漫苦旅之搜集发掘整理识认归类直至研究中华远古殷商王朝历史真实的艰难历程一一在目，让人感慨万千，崇敬惋惜嗟叹赞美之情交织于心，自豪幸福苦涩辛酸之泪盈于面颊。

中国的甲骨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曲折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搜集整理期，考释归类期，以字证史期，发掘整理分段期以及研究殷商社会历史发展期。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甲骨学研究者，由于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的炯然不同，导致了或悲或喜之人生命运，但在复原国粹的整理研究中，别开了一切政治敌视，收敛了一切卑微心理，惊奇地走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上来，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慷慨悲壮之歌。如果我们以甲骨文重新面世故而首推六位甲骨学名人，那么早期甲骨搜集研究之王懿荣刘鄂和甲骨四堂之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当为国人铭记。而此六人之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富于戏剧性的坎坷生涯，从不同层面上给世人留下了震撼心灵的惊喜与悲凉。

就政治人生而言，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王国维四人生活在清末民初，当为彻底维护封建宗法统治之卫道士，一生为其而生而死，血染花翎。其后董作宾师承王国维，堪为中华民国一代甲骨学术精英，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终老台湾。郭沫若则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甲骨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一生拥护中国共[chan*]党，反对国民党独裁，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就甲骨学研究而言，王懿荣、刘鄂作为甲骨面世之开山祖，注重甲骨之搜集整理，最早确认并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则从四个层面逐步把甲骨文研究推向深入，从罗振玉之考释文字而导乎先路始，使甲骨文由“古董时期”进入到“文字时期”；王国维第一次提出以文证史，首次把地下文物作为研究佐证历史文献之重要依据；董作宾则创立甲骨文研究分期断代说，打开万片甲骨文之谜团；至郭沫若止，在众多研究考证甲骨文之专家学者中，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殷商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历史发展状况，使地下文物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让甲骨文考古研究真正意义上走上了社会历史学发展的轨道。

时人称之为“太学师”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80年(光绪六年)进士，作为清代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他不但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更是捐躯卫国的爱国志士。他不但是堂堂正正八尺铁血男儿，更是一代享誉中外的金石文字考古大师。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将其时代断定为商代，此举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我国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就其悲壮豪气严谨治学的一生，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仅为彰显国粹而努力的阳光心迹，更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则是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民族气节。“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午夜犹闻匣剑鸣。”此首七绝《偶感》正是他听说《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时御侮不能的心灵控诉。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他主动请缨赴山东办团练壮志未酬，还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临危受命而任京师团练大臣，　负责保卫京城而不可得，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誓死效忠大清帝国欲血抗侮之一代鸿儒的忠诚与气节。1900年7月20日，侵略军攻入北京东直门后，他率团练奋勇抵抗，虽然器不如人也决不后退半步。然而8月15日清晨当他听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已逃离京城后，满腔热血降至冰点，那颗不愿当亡国奴的泣血之心灵最终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遂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遂携妻及儿媳投井自杀。王懿荣于1894年和1900年两次誓死请樱御侮，两次失望最终绝望而以死谢国，实在可悲可叹。虽然我们并不弘扬其国破家亡之时吞金自杀之“壮举”，更不赞成其临危之际以死效忠没落王朝之作为，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之际，书生铸剑也封喉，能不悲壮乎！王懿荣本可以不死，王懿荣本可以为甲骨研究甚至中国古金石文字研究作出更大贡献，然而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和愚忠把一个本来还可以为这个民族作更多更多大事的善良人推上了绝路，也许这就是中国方块字之外的那种狭隘精神所至吧。封建士大夫的愚忠让王懿荣忘记了自己还原甲骨国学的历史重任，把因购买古董与甲骨所欠下的繁重债务作为中国最早文字考证延期之代价而让世人痛惋叹息。

王懿荣的好友刘鄂，他一生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学等实用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等。为了能让死者得以安息，用重金买下王懿荣生前搜集的全部甲骨，还清了这位为国而捐躯者的全部债务，在罗振玉的支持下，第一个把王懿荣生前以及自己平常搜集的全部甲骨编辑成《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尽管此时的甲骨文还是一种古董符号，认知者甚少，但至少让国人了解到这就是王懿荣所考证的《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所载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也是早在篆籀之前的殷商王朝时期使用的上古文字。《铁云藏龟》一书的问世，正式向世人宣布了王懿荣从龟甲骨片上认出的字，就是上古殷商社会许多湮没已久的用来占卜记事的文字！刘鄂为彰显甲骨文化的大胆与执着，与其维护没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之人格是大相庭径的。虽然他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卫道士，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夜，一方面反对变法维新乃至改朝换代之革命，另一方面又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他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力图挽晚清之败迹于倾覆。甚至在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时，刘鹗义无反顾地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国难当头之际，还能有几个封建官僚如此救民于水火？《铁云藏龟》出版五年（1908年）后，两江总督端方企图抢夺其精心收集之孤本《刘熊碑》时，他宁愿承受端方弹劾其“私售仓粟”，获罪流放新疆之陷害，也决不交出其孤本。在祖国文化国粹与封建仕途之间，这位誓死效忠封建没落王朝的忠实奴仆，选择了被流放来捍卫自己热爱国粹文化的不归之路。从其流放新疆死于新疆直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又能有几人能够解读其思想轨迹之迷呢？但其孤本《刘熊碑》以及甲骨古字《铁云藏龟》至今万丈光芒四射于天地之间，还能有谁能认读出大清帝国枉死贤臣之功与过么？进步文化之光芒所承责之历史重任，以及力图挽救晚清之败迹于倾覆间，刘鄂无愧天地也。

王懿荣、刘鹗之二人在搜集整理甲骨文方面的贡献永远大于他们的研究贡献，而真正把甲骨文作为一种国学进行研究则必推“甲骨四堂”。　我国现代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唐兰（1901—1979）先生对甲骨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也。

甲骨学研究导夫先路之“雪堂”罗振玉（1866年-1940年），以其政治上的顽固不化甚至极其反动和其率先考证甲骨文之出土地并大量搜集考释甲骨文字之功劳，使世人恨之不及爱之有加的双面人格栩栩如生地摆放在历史博物馆之柜架上，饮恨万年却又流芳百世。如果我们用两个“振救”来概括其一生，则可谓之为：为振救没落的大清王朝特别是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之筹备伪满政权，罗振玉殚筋竭力奔走呼号死心踏地痴心不悔；为振救中华民族之国粹，罗振玉倾其家产，以最惊人的毅力与赤诚，为中华民族大批历史文物免遭涂炭而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存亡与共生死相依。这位生于江苏山阳县卒于辽宁旅顺市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罗振玉，作为华夏民族近代之顶尖学者和考古学家，其一生因政治上的顽固守旧与学术上的开拓创新，在兴办新学、复辟大清帝国和任职于伪满政权以及考古研究致力振兴国学等几个相互矛盾所交织的层面上终其一生。

罗振玉自1896年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始，先后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两广总办岑春煊幕参议学务、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直至宣统元年（1909）任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等，办学上他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洋为中用，即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是一位出色的中国近代教育引领新潮之名流，然而这与他在政治上维护没落的大清王朝反对新生的国民革命政权甚至心甘情愿甘当日本走狗亡国奴之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照。1911年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耻辱，便以清朝遗民自居，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近十年以对抗新兴之国民革命。归国后于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行走，参与复辟清室的反动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亲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政治上的反动使这位让世界叹服的考古学家一生蒙上了灰色的阴影。然而考古之学术研究是没有阶级局限的，其政治上不光彩的一页永远淹没在其致力于保存国粹考古国学的耀眼光环之中。罗振玉自幼喜爱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其时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之际，他竟然举一家之财力广泛收集整理金石文字、抢救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藉、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即或为印书刊发而断炊，他也立志于艰难困境中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中华文化之延锦流长建立了辉煌的功绩！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学者大量盗买敦煌莫高窟所藏古代文书，使敦煌遗书大量外流，此时罗振玉心急如焚力促学部电令甘肃总督查封石窟，并将所余遗文书解送京师，罗不但悉数购买其残存之八千卷文书，藏于京师图书馆，而且还对流散的敦煌文书留心求购。通过罗振玉的整理与研究，他将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影印并出版了《鸣沙石室佚书》、《敦煌石室遗书三种》、《石室秘宝》等几十种书籍，为振救敦煌国学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与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成为近代研究简牍学之始。

尤为可歌可泣者，为保存清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罗振玉奔走于危难，救国粹于水火。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两件怪事，一为宣统嗣位后（1908），意欲焚毁内阁大库史料，罗振玉不忍清朝重要史料遭此厄运，上下周旋，才使十几万斤的档案和典藉装袋存放于学部以免遭“焚书之难”。二是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主管之历史博物馆又以该馆“绌于经费”之由，拟将部份历史档案以“烂字纸”之名出卖给同懋增纸店作“还魂纸”,罗振玉得知后，奔走于京津筹款，受尽委屈并变卖私藏，大举私债，许以三倍价钱买下所有档案，在造纸厂追回这批“烂字纸”。而出卖历史档案之历史博物馆，除了成就近代文化史上一笑话外，其馆格国格有胜于罗之人格、罗之爱国粹之魂灵乎？

终其一生，罗振玉在整理汇集金石铭刻所编著之《秦金石刻辞》、《三代吉金文存》和石刻集录之《昭陵碑录》、《六朝墓志菁华》、《海外贞珉录》等几十种考古著作，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一生研究之广，成果之巨，足以青史永垂。而自1906年始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之文献记载为依据，对龟甲、兽骨“兼收并蓄”，千方百计为搜求甲骨近20000片并仔细考究安阳殷墟出土甲骨之贡献，则使罗振玉成为最早研究甲骨学之鼻祖，中国近代考古学之泰斗。

罗振玉是第一个准确探知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考证出土甲骨之地为殷商“武乙之墟”的学者。1908年，他冲破古董商为牟取高利隐瞒甲骨真实出土地的封锁，派人并亲自到安阳小屯村考查收买甲骨，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阳小屯村为商朝晚期都城，并正确地判明这些甲骨就是“殷室王朝的遗物”，在其后不久出版的《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详细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并绘制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指出其甲骨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他认定殷虚遗址就是殷朝国都，这对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导致后来国家对安阳殷虚的发掘。

1914年罗振玉随着对甲骨研究的不断深入，颇感文字的释读已成为甲骨学商史研究的障碍，于是闭门谢客40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1927年他又将其增补为《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考释》出版以后，考释甲骨文单字达567个，向世人证实了甲骨文为可识之文字，且能通读出1217条卜辞，这一惊人成果成为后来研究甲骨文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同时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释字原则，并纠正了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许多错误。为进一步把甲骨文研究引向深入，他首创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其功卓卓矣。我常想，在没有政府指令性工作责任的时代，罗之倾其家产尽其心力为中国国粹而研究终身，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维系他们那颗纯朴善良的赤子之心呢？

郭沫若曾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料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正如当今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甲骨学大家、现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先生云：“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及《增订殷虛书契考释》等书的出版，结束了甲骨文‘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的局面。”换句话说，罗振玉的甲骨文字考释，把甲骨文研究从王懿荣刘鄂的“古董时期”推向了“文字时期”，这是初期甲骨文研究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盖棺定论如是，罗雪堂可以瞑目九泉了。

自号“观堂”之王国维则不然，作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批评家、美学家、哲学家、翻译理论家之国学大师，以其国学天才，他完全有资历有能力和才智去顺利地完成早中期甲骨学之研究，不说让其后来者董作宾郭沫若之辈望其项背，也至少可以让中国甲骨学研究缩短30年乃至半个世纪，然而由于其人生之悲辛与政治之悲情，使这位自誉为“人生三境界”之著名学者，过早地“西风凋碧树”而“望尽天涯路”，以其功垂竹帛之殊誉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之一代宗师交织悲鸣，何堪回首！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在甲骨、金文、汉简的研究领域，有着前无古人的地位。他以学者特有的敏感，坚信殷墟龟板兽骨之中所蕴涵的重大学术价值，主张运用内证和外证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入手，用历史文献资料（如《史记》等）和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书契及实物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用甲骨卜辞补正了史书记载的某些错误。如在《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一书的研究中，他发现卜辞中的“报丁、报乙、报丙”即商之先公“报乙、报丙、报丁”之三人。从而纠正了司马迁《史記?殷本纪》中“报丁、报乙、报丙”位次之错误。同时在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重要著作中，通过卜辞研究，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与文献《世本》、《楚辞?天问》、《呂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等“实系一人”，证明了王亥是商王朝自帝嚳以后的第八位先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传说中的殷商王朝还原成了中国远古信史。同时他在《殷周制度论》一书中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论断堪称精审，结论新颖，史学家公认为近世史学上的扛鼎力作。王国维短暂一生，作为用甲骨文研究考证解决历史问题之第一人，把甲骨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标志着甲骨学研究由罗振玉的“文字时期”已经进入到“史料时期”！王观堂为人类作出如此巨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及清华同事在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后一周年纪念日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云：“……海宁王先生（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每念至此，必使我对王国维之卑微人生，痛之恨之。若王之不早死，继续从事对殷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研究，也许当为其后来者郭沫若之辈所不及也，中国甲骨文之研究又岂止于此哉！　

王国维这位集文史美考古词学翻译理论于一身且蜚声中外之杰出学者，这位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共称为“五星聚奎”之清华大学五大导师之一，生平著述62种（其《遗书》收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批校古籍200多种　。著述之众，难有人及。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称其“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然而这位被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在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中所拥有的卓越的学术成果与其悲凉的生命结局形成巨大的反差。他一生之人格均因其政治思想理念所包围，一生誓死愚忠于大清王朝，把生命的源泉依托于大清帝国之存亡之上（1924年与罗振玉一道为溥仪上书房行走，参与复辟清室的活动；1925年2月，清华大学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还须请示清末帝溥仪同意后方才就任）。他并不以学术研究之贡献而傲于世人，却以大清之覆亡为三耻：一耻于1911年辛亥革命而流亡日本，二耻于1924年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故宫决意自投金水河，因受阻于家人而不得死，三耻于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最终绝望于人生之政治信仰，不堪辱于大清复国无望、带着丧妻失子之痛，留下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遗书，在其送走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学生并拜访陈寅恪先生后的1927年6月2日上午，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昆明湖，结束了他国学研究伊始，政治理想猥琐卑微而不得不死的一生。

如同王懿荣一样，王国维也本可以不死，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造福人类。我们并不奢求其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却奈何以一死而有辱于功名乎？然同为没落败亡之大清王朝殉节，其死不如王懿荣也：王懿荣为御外侮救国而死，气节至诚；同为大清遗老，其死不如罗振玉也：罗振玉顽固到底效死清朝，堪为旗帜鲜明之忠臣遗老，研究国粹以终一生，堪为国学精英；王国维一生政治上猥琐轻身让人心寒，学术伊始却英年自侮而让国人失望，其死何值？先祖王夫之于明未清初尚可归山养性著《黄书》以飨世人之智，王国维为何不可寓居清华园而著述探微甲骨国学以飨国人以傲世界乎？我辈向服观堂之学，尤嗜《人间词话》，其“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之说至今犹能激起吾辈入境之欲，奈何“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追寻，却不见观堂之立于灯火阑珊处耶？　以其一人之悲而恸天下之人，难道正是其“独立”“自由”之思想所至么？这也许正是在其主流文化之外被后来少数政治文人所唾弃之故吧。　

韩愈曾云：弟子不必不如师，青出蓝而胜于蓝者有之。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字彦堂），中央（中华民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甲骨文理论家。1922年入北京大学从师于国学大师王国维，尽得其考古与甲骨文研究之精髓，却不为其狭隘的政治思想意识所囿，一生不为党派政治所累，专心致志于甲骨学之发掘研究，真可谓青出于蓝了。作为甲骨“四堂”中唯一一位亲自到安阳考察调查甲骨文字出土地情况并先后7次主持3次参与殷墟发掘以及15次亲自整理甲骨文研究工作之集大成者，名副其实成为研究甲骨文之一流学者，甲骨文书法之一代宗师。作为一代甲骨名流，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亲自实地考察安阳，并直接推动和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安阳地下文物的发掘，并对15次发掘所出土甲骨亲自进行整理并逐一研究归类；二是创立甲骨文研究分期断代说，揭开殷商甲骨秘密档案库之迷团；三是创立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体系，弘扬民族文化。仅此三点，其功应不在恩师国维先生之下了。

董作宾云：“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安阳小屯村地下甲骨之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之危急关头。这是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受命到安阳殷墟实地考察调研后向中央研究院作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天朝大国”考古沉睡的梦，预示着中国科学考古时代的来临，从此拉开了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科学发掘的序幕！1928年10月13日，中国历史上应该永远铭记这个日子：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五四运动北大学生总指挥，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听完董作宾安阳小屯村考察甲骨情况汇报后，振臂一呼：发掘安阳小屯村，寻找甲骨文！3000年之沉睡与等待，不就为了这振臂一呼么？以董作宾、郭宝钧等人组成的发掘团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科学田野考古挖掘。开始了把西方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时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工作之中。从此中国迎来了独具田园特色的科学考古发掘的朝阳，董作宾的名字也就永远铭刻在安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与安阳远古文化一起走向世界，承载未来。

组织考古发掘并对国家15次发掘出土甲骨的整理研究工作，花费了董作宾毕生之心血。他除亲自主持对甲骨的发掘工作之外，还先把1928年至1934年共9次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选拓3942片，编辑成《小屯殷虛文字甲编》。之后他又把1936年至1937年3次发掘(即13至15次发掘)出土的甲骨文，选拓9105片，分別编辑成《小屯殷虛文字乙编》。这一大批甲骨文著作的出版发行，为我国甲骨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极为珍贵的甲骨文资料，为甲骨学研究建立了不朽之功勋。最为可贵者，则是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中国史学界公认为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中国研究甲骨文之“甲骨断代学”由此诞生。

创立甲骨文分期断代说，打开万片甲骨文之谜团，以十种标准五种分法为准则来研究甲骨文，这是董作宾为甲骨学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因贞人以定时代”之学说，确立了因贞人以定时代的甲骨分期断代标准。董作宾认为，甲骨之上的文字，并非记录历史的档案，而是商王求神问卜的答案。董作宾在对“大龟４版”的研究中发现了占卜机构及其官员的存在，从而确定甲骨文开头贞上一个字为人名，即卜问命龟之人。如果把贞人的时代确定下来，那么人们就可以利用贞人去断定甲骨文的时代，这个看似简单却极为重大的发现被郭沫若誉之为“顿若凿破鸿蒙”，它的发现也使甲骨学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昔日商人崇尚天命，凡事必先占卜询问神灵，然后才决定是否可行。这些祭祀祈祷活动，都通过贞人来实施。在贞人的解读下，商王相信自己终于获得了确切而又完整的信息和答案，当占卜结束后，贞人将原因与结果记录下来，刻在这些甲骨之上。可以这样说，一条完整的卜辞，就比较完整地记录着占卜日期、占卜者所占之事是否应验以及是否采用等内容，具有重要而丰富的史料价值。如果用“甲骨文相当于殷商王室的秘密档案库”来诠释甲骨文，应该恰如其分。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的问世，当为董公用心血凝成甲骨学研究之丰碑，也是其后来创立“甲骨文书法”和考证编写《殷历谱》巨著的历史贡献所不及的。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

如果说董作宾的“因贞人以定时代”之说，尽管已经脱胎于古老的金石学研究而走上了历史断代学研究的道路，但毕竟还停留在殷商社会生活因人因事（占卜吉凶）的研究之上。然而真正把甲骨文字作为史料，并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殷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历史发展，则非郭沫若（字鼎堂）莫属了。

郭沫若一生，有如罗振玉先生之为国学为大清王朝一样，学术上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政治上反专制反独裁反内战，一生致力于拥护中国共[chan*]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在政治斗争与文化学术研究并举的同时，甚至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气候的泥潭里，可以为朋友冲锋陷阵（延安整风时为保护周恩来而处心积虑地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也偶尔为自己名则保身充当一名不惜有辱自身人格声誉之政客（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左倾错误唱赞歌）。也许正是郭沫若同时具有“天才与凡庸的两面”，特别是他的人格心理中所具有“多变”而且“善变”的特征，以其政治人生与学术人生的两面人格而实实在在成就了他耀眼的政治光环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这位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并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弃医从文最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之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xi]、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xi]等，一生功名蜚声海内外。有如我们很难读懂郭沫若的某些新诗一样，想要读懂其人生也实在太难。如果我们姑且用北大温儒敏教授等一批严谨治学的研究学者们所称之的“两极阅读”法来审视郭沫若的一生，也许我们才能真正感悟到他一生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的伟大以及在其非凡伟大之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一丝一缕猥琐而“凡庸”之人格。

郭沫若一生，伟大之处就在其政治历史文化诸多领域的独特建树，像春风化雨一样，使整个时代焕然一新。无论是白话新诗之奠基、历史剧之创作、发起成立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诱发革命文学的论争，还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投笔从戎”而毅然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的文化高官等等无数惊人之举，决非常人所及而堪称独步。仅以其1927年3月在朱德住所所著痛斥蒋介石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比唐朝骆宾王反武则天之胆识来，则有过之而无不极也。然则在30年代郭沫若之视鲁迅、茅盾等为“封建余孽”，在40年代末对沈从文等作家之打击，在50-60年代以文学作品为工具而为左倾错误路线唱赞歌而自保等，都有失一个天才的政治文化名人应有的品质和风范。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976年5月12日作）与《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作）两首自相矛盾的诗歌，也正是导致其后来之政治人格受到社会相关人士质疑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别开郭沫若与政治人生之灿烂相影相随之卑微，让我们把智慧的眼光投注在其为世人在中国文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三个方面特别是在对国学甲骨文之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上来，我们才会真正感悟到一代蜚声中外之著名学者之风范永垂青史之故了。

郭沫若一生著述甚丰，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文化名人，其甲骨文之研究并非我们今天世人所想象的是在一个和平时代之春光明媚中一气呵成的，而是在其1927年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被蒋介石政府通缉之后，于1928年化名旅日，定居日本千叶县而行动完全受警方监视之情况下写成的。作为一个漂泊异国他乡的被国民党通缉之文人，在失去祖国母爱的艰难时日里，用他自己的那支深受祖国母亲之笔在书写大汉民族悠远而绚丽的音符。他流亡日本期间，除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译著外，仅甲骨学之研究，自1930年始，就相继出版了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和“发其辞例”之《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1931年）、《金文丛考》（1932年）、《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4年）、1937年作《殷契粹编》（1937年）等，直到1937年7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归国毅然加入抗日大军才暂时停止了对甲骨文之研究。完全可以这样说，郭沫若先生完全是在流亡日本的10年中基本完成了对甲骨文学术的研究，成就了中国现代甲骨学的一片新天地。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和当代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堪称为研究甲骨文学术之瑰宝。

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始自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一书的问世。可以这样说：这本著作是“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用以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用“甲骨四堂”之一者董作宾先生的话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堪称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体系之扛鼎之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殿堂，“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从而使郭沫若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同时他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的论述，推论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为此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明确指出殷代作为“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作为“奴隶制”，自“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可视之为“革命一次便受欺骗一次。奴隶革命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变成新的支配阶级。尽管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革命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依然无恙。”在当时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还是一片白纸”的时候，郭沫若先生用中国人自己的胆识和智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同时指出一定要让“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于是他便在《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一文中用地下发掘之文物和历史文献相结合，论证了西周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从此也真正意义上把甲骨学研究从“因贞人以定时代”之说引向了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这是中国甲骨学术研究在当时取得最为辉煌的成果。

不少当代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独辟“草径”，确立起了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郭沫若集王国维之大成，破除了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国故”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他认为“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言‘整理国故’，言‘批判国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亚而已。”此一也；其二，他大胆破除“国故”中包含的“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强调“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其三也是最为重要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破除研究“国故”不需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郭沫若对对此空“谈‘国故’的夫子们”疾呼：“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由此一个“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真相”的全新的国学体系真正建立起来了，此乃郭鼎堂之功也。

翻开今天的世界史，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不但已经填写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不但产生出巨大影响的同时，而且引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之大论战，从而也带领出一支宏大的学术骨干队伍，占据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导地位。即或在今天史学界展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重大研究的问题上，无不沿着郭沫若思想轨迹继续前进，基本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体系。一部成书于异国他乡之学术巨著，影响着数代中国人之史学研究，齐日月之光而无愧也。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非郭沫若先生甲骨学研究之专著，而作为一代甲骨学研究名人，使其挤身于“甲骨四堂”之列者，当为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之专著《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編》（1937）以及建国后他与胡厚宣等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问世。在这些学术巨著中，郭沫若通过对甲骨文字的阐述，联系古代社会文化来进行文字分析和文辞说解，以史证文，以文证史，让世人真正了解殷商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传世甲骨精品而采用“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法而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洞悉甲骨卜辞的诸多奥秘。更为难能可贵者，他不但把古文字研究与古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写出大量的历史学著作，还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把考古纳入“美术视野”，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相结合，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堪为自鼎堂后历代学者研治青铜器之圭臬。特别是他把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并延伸到青铜器研究领域，开创了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新体系，使传统金石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如当代史学家林甘泉在《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说：郭沫若“不仅以许多博大精深的著作和开拓性的多方面的研究成就超过了前人，而且他许多深邃的见解，使同代学者耳目一新，并给甲骨学研究以深远的影响”。

逝者已矣，来者如斯。1899-2009,中国甲骨学术研究走过了110年之艰难历程，在当代甲骨研究名人如雨后春笋之时，甲骨学之父与“甲骨四堂”以及最早为之奋斗、研究发掘整理著书等作出无私奉献的无数专家学者们，为其献身国粹而历经之漫漫人生苦旅所支撑起来的那一片国学天地，把中国有信史之记载的历史文明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1700多年！把中国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方块字横匾悬挂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堂中央，傲视着那曾经有过骄傲的但永远再也无法寻找和使用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印第安人之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符号，以或繁或简的“中国”字框架，以大汉民族之伟岸挺拔之气魄，书写着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之过去未来痴心不改的梦。

2009年11月5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