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名叫“东西南北空”的网友留言，大意是说，“鲁大哥，先向你致个歉：前两天缘由‘奥巴马获诺奖’，讽刺挖苦骂了你一顿。静下来想想，有点儿过，尽管你对外面的世界和真实的历史完全缺乏了解。但是通过你看上去忠厚老实的相貌和留言回复以及不删包括下流帖子的言行，感觉你这个人的品质还是正的（希望我没判断错）。人品，个人认为，是一切的根本，在某一方面有相当造诣的人被公认为是‘坏人’、魔鬼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余秋雨就是活典型，我们批余的很多人都是他的读者，都喜欢甚至崇拜过他，和他也没有私人恩怨、利益冲突，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件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事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有一定的行为准则（或者说良心），不能让骗子、害人的人继续危害我们及下一代。”虽然短短的几句话，却包含许多认识问题，有必要作一解答。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难免的，在网络上更上如此。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文章了解一个人，其实文章中反映的东西有时与现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有的人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是在行为上却表现得极为恶劣。即如秦桧，据说书法很有艺术品位，但却是阴谋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的刽子手；周作人的随笔杂文写得和鲁迅不相上下，但他却是民族的败类，人民的公敌。有的人尽管在文中言辞激烈些，但却是忠诚良将。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痛陈“大跃进”出现的种种问题，甚至与毛泽东正面争锋，会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但是，历史终究会揭开庐山真面目，彭德怀元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真正为民请命的人，是国家的脊梁。所以观察和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文，更要看他的行。正如古人所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关于人品和文品关系问题，许多人已经论述过，我以为人品是文品的基础，人品如果是好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骨子里是正直的、善良的，那么他创造的精神产品——文章也是善的，他在文章中表现的主题是符合普罗大众价值观的。文品则是人品的外在表现，文品好并不一定人品好。即如东西南北空先生所说，“人品，个人认为，是一切的根本，在某一方面有相当造诣的人被公认为是‘坏人’、魔鬼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人品和文品的分裂。评价这样人，我以为还是要一分为二，文是文，人是人，不能根本混淆。一切以事实作为准绳，不能认为人家是汉奸、奸臣，就把他的艺术也否定了。

说到余秋雨先生，他的一些行为的确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喜欢说谎、善于忽悠人等，这些我们确是不能原谅的。如他在文中写到在“文革”期间，他从没有参与什么“石一歌”写作班子之事，更没有被任命为写作组组长，但有很多证据证明他不但参与了这个写作班子，而且写了许多批判胡适等人的文章。当然，他后来多次忏悔，控诉“文革”的罪行。尤其他父亲也是“文革”受害者，更加深了他对文革极端行为的反感和厌恶。对于这样事，假如余秋雨先生能够坦率地承认文革期间所做之事，大家还是能原谅的。至于捐款门一事，余秋雨先生在这一事件爆发之前，确有忽悠大众的嫌疑。先是承诺捐款20万修建一希望小学，后又说捐建3所图书馆，继而又说捐30000册图书，随后又说追加30万元购置设施费。在承诺兑现前，所谓的“倒余派”包括易中天、阎延文、陈明远、萧夏林等知名人士的批评都是必要的，这种批评是对社会公信力的捍卫，是作家良知的自然爆发，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嫉妒或借名人上位。批评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期间还发生两次口水战，一是豹猫大战（以翘头豹和小猫为主体），一是康鲁大战（以康乐叟和鲁速为主体）。伴随着“秋雨图书馆”的落成，倒余的势头逐渐减弱，现在到了波平浪静的地步，以前参与大战的主体均已化干戈为玉帛，大家和好如初，标志余秋雨“捐款门”事件的结束。这一事件充满说明网络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网络的强大攻势，余秋雨先生很可能食言。

有人把余秋雨先生评为“中国十大坏人之首”，还有人说他是“文化恐怖分子”，对这些乱扣帽子的做法，我一万个不同意。余先生固然有缺点，但还没到那种地步。“文革”期间，“四人帮”给刘少奇扣了许多帽子，诸如汉奸、卖国贼、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等。为了找证据，他们采用“逼、供、信”的残酷手段，许多人因此而含冤去世。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再不能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即使一个作家观点再反对，除非法律定罪，我们不能随意扣帽子、打板子。如果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那我们就没有言论的自由。因此，在文化上，言论自由还是相当重要的，没有这一条，要希望文艺事业繁荣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应该坚持的，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文学艺术事业才会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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