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后的一个下午，一对盲人夫妻在我们一群小火伴的簇拥下，来到村长的院子里。村长媳妇看到这阵势，惊慌得连手里的鸡食盆咣的地声掉在地上，站在鸡舍边怯怯地说，家里没人，没——人——。

大妹子，我们是唱小戏的，请村长大人开开恩，借贵地唱几场，赏口饭吃吧，那个男人的眼向上翻翻，似乎对着天说。

赏口饭吃吧，赏—口饭吃呗，嘻嘻——，我们十几个小伙伴学着男人的口气，齐声冲村长媳妇喊着。

小崽子，去！都玩去，等村长回来了，看怎么收拾你们。村长媳妇从地上捡起盆来，扬手象赶鸡一样撵着我们。

反了！反了，反天了。村长的声音从我们身后冷不丁地传来，我们顿时哑了嗓子。

是村长大人啊，我们想在村上唱几场，一来村上的农活也不忙了，让村民们开开心，二来想借贵村混口饭吃。

唱是可以唱，别到时，再整出个，是俺大伯！村长说完，我们看着不知所措的盲人夫妻，轰然大笑起来。

开个玩笑罢了，晚上在村委大院听戏！村长大手一挥，我们小伙伴们象赶到河边的一群鸭子，挤出村长的院门。

其实村长说的“是俺大伯”的事，还是夏天的事，也是我最欢喜听的一场戏。

一个草台班子，来村上唱戏，那晚唱的是《秦香莲》，唱到秦香莲拉着一双儿女，见到陈士美，让孩子们叫爹时，却不知两个小孩，在桌下边睡得正香，猛不丁拉起来，被秦香莲崔促着，孩啊，快叫爹。两个孩子揉揉眼，叫了声大伯，大家当时一愣，秦香莲自然也是一愣，但仍不失老道地接着说，孩子，你看清楚啊，他不是你大伯，他是你爹啊。两个孩子再揉揉眼，指着带着胡子的陈士美，很严肃地说，娘，他真是俺大伯。

顿时，全场一片轰笑，怒气冲天要铡陈士美的老包，笑得趴在桌子上，假胡子都掉在一边。只乐得识戏的二奶，一边擦擦着同情的泪水，一边连声说，这是哪跟哪啊？从没听过这出啊。

站在桌前的两个孩子，先是愣愣地看着大家笑，接着上下打量一下自已穿的戏装，也笑得躺在地上打滚，他们演的是陈士美的孩子啊。

我觉得那场戏是我听得最好的戏。

昨天的雨，把村上的街道洗涮得全是水和泥，大人们开玩笑说，从村长家到村委大院，是村上真正的“水泥杨灰路”，晴天来来往往车辆，扬起的灰尘久飘不散。雨天是一洼洼的雨水，又被来来往往的车轮一碾，那才是真正的“水泥路”，有的地方稀汤汤，简直就是做出来的芝麻酱。

从村长家出来，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住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自已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深一脚，浅一脚，在他们眼中，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街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一边走着，不时停下来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其实换不换都一样，到处是水，在我们村，只要是雨天，谁穿双干鞋，那才是天大的稀罕事。

看着他们拿着胡琴、木鱼、锣、镲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想到他们要唱到很晚，估计不会再出现“是俺大伯”笑场，这戏，还能听出什么滋味，如果能看着两个人在“水泥”路上蹒跚而行的样子，却一下子提起了我的兴趣，我将能找到属于自已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我们笑着闹着，跟在他俩身边，不断地喊着：水！泥！直到他们到了村委大院。

村委大院里，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我们小孩子们，更是如此，在人群里穿梭，有的还爬到树上，用劲摇着树枝，让树上的残枝败中，不时砸在听戏人的头上，那种快乐可远远胜过听戏本身。有的甚到跑到拉弦子盲人身边，偷偷地伸出小手，拉着弦弓，狠狠地急拉几下，等大人们叫骂时，人早跑得没了踪影。

说好了要演三场，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天可实在太冷了，我捂了捂耳朵，又把手凑到嘴边呵出暖气想温暖一下，可白乎乎的气透过手指缝一下子没影了，歪歪肩膀，挎着那个洗红薯的筐，在从井边回家的跑上，居然还挂着一两根冰凌凌，风像刀子，直接剌进骨头，来看戏的，寥寥无几。

村长说：“要不明天再演吧”。

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

村长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

男人说：“说好三场的”。

村长说：“就算取消了，钱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

男人说：“没有这个理！”。

村长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

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本没有丝毫兴趣，我是要等着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结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长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灯，揣着袖子，悄悄地离开，那里整上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怜，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唯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

我在等待着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换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掺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燥。

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了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我突然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彩，确切地说是在捣乱，那完全是无知孩童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甚至滑倒在地的样子。

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象他们不想信仍有人在听他们唱。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声顽劣的喝彩，以及我这个唯一的观众。

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跑，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我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只因为一声稚嫩的喝彩。

他们走得很慢，也走得很是坚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