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深夜，有个朋友的脖子被他红杏出墙的老婆给划了一刀。那刀口很深，已经伤及动脉血管，只是还没有割断而已。我将他送到了医院，并在那儿帮着忙活了一天一宿，直到刚才他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方才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想了会儿那个红杏出墙的女人为什么要动刀划她老公？想当年，她对他可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啊！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很累，于是就躺在床上睡。可困极了反而睡不着，便倚在那儿胡乱地翻杂志催眠，便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周树人和他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留学时，结识了日本女孩羽太信子小姐。哥哥周树人便电光石火、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并且，两人迅速建立了恋情关系。然而，周树人有订婚已久的朱安小姐在先，他无法逆拂母亲的心愿抛弃未婚妻朱安，但他又舍不下真爱的羽太信子。于是，他就与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设计让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这样儿，他既可以遵守婚约娶自己不爱的朱安，又可以在家中天天看到心上人羽太信子。　

从此以后，周树人便将自己最常用的笔名定为“鲁迅”。“鲁”，取自他挚爱的母亲名字　——　鲁瑞的姓；“迅”，即取自心爱的女人羽太信子名中的“信”　——　因为在南方方言里，这两字儿的读音是一致的。这个笔名，就是大文豪周树人“爱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实嫁兄”的羽太信子后来真的爱上了那个弟弟周作人，她对自己嫁给他只是一场与其兄合作的“阴谋”而深感良心不安，于是就要求鲁迅断绝和她的暗通曲款。鲁迅不愿意，羽太信子无奈，只好就把婚姻的真相和盘托出，告知了自己的丈夫周作人，于是，便引起了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终身绝交！

看到这样儿一个杜撰的“天方夜谭”，我竟睡意皆无。我以为，这个故事情节之“精彩”，不但超过了鲁迅先生任何一篇“纯文学范畴”的小说，而且就连琼瑶女士“通俗言情”的笔力也要自愧不如了。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鲁迅不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而且行为也荒诞，甚至是阴暗至极，叫人大吃一惊后又啼笑皆非。不过，有一点这个故事的作者没有杜撰，那就是鲁迅先生确实与其亲弟弟　——　周作人绝交了。

据我所知，公元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是“周氏兄弟失和”这一“著名公案”正式发生的时间。这天上午，一切都与平时一样儿。鲁迅先生回到八道湾胡同自己的家。刚一进门，他的弟弟周作人就脸色铁青地走了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迅速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我想最直接、也最详尽的就应当是这封周作人亲自交给鲁迅的信了。

那封信不长，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足一百四十个字儿：“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　——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　——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的“绝交信”里，周作人竟称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还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并叫哥哥“自重”！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先生，读到自己亲弟弟的这封信时是个什么样儿的心情，想来只有天知道。这位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先生，在其当天的日记里只写下了几个字儿：“上午启孟　——　周作人的字　——　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我曾多次看过鲁迅先生的日记，里面儿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其爱妻许广平女士生下周海婴、四十八岁的鲁迅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儿，他也只有一句话就给打发了：“广平产一男。”

如今，谁都可以从鲁迅先生在“兄弟失和”当天所记的日记中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多么想找自己的弟弟面谈，但都被他拒绝了。弟弟周作人连哥哥都不愿意叫他，也更不想再与他这位“哥哥”沟通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被弟弟勒令搬家的鲁迅就忙着“四处看房子”。两周后的八月二日，他同朋友借了八百元钱，携带妻子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永远离开了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

位于八道湾的那座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却做了甩手先生　——　他去了东洋探望其岳父岳母了。可此时，鲁迅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亲弟弟给逼了出去！

直面哥哥嫂子的出走，周作人在八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这个英文字母“l”，自然指的就是其兄鲁迅，周作人厌恶哥哥竟然已经到了连他的名字都不想提的地步了。

地球将时间旋转至第二年的六月，可这兄弟俩的关系不但“没有任何好的转机”，反而恶化到了顶点。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终于爆发了。

根据鲁迅先生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　——　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哥哥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及时推开鲁迅，才未击中；而此刻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弟弟周作人，也未击中。在众人的拉架劝解之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去”。

一对亲兄弟，也是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竟然不可思议地“演出”了如此一幕“活报剧”。

后来，我曾看过一些资料，知道当时“在场者”除了三位当事人之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据分析，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其母语　——　日语，那些在场的人除了章廷谦，其他六位都懂日语，但他们个个事后都对羽太信子所骂的话儿，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这一大打出手的公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先生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再无任何往来。

可是，这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什么使两亲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以写“骂人”杂文为主的，可他却从未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后来做了“汉奸”的周作人，对此也同样儿是“避开不谈”，一言不发。

但是，就算他们哥俩都给嘴贴了封条儿，我们也还是可以在鲁迅日记中发现蛛丝马迹的。就在周作人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也就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年七月十七日所记的日记，被他自己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儿左右。这，或许就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吧。

若是这十来个字儿还在，“兄弟反目”的真相也许早就大白于天下了。可是，直到一九六四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鲁迅，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在当时就有熟人多方猜测，后世更是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所以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

那么，兄弟二人是否是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我以为，这肯定不是。

从他们兄弟二人曾经的作品中，我们谁都可以看出，“周氏兄弟”从小就“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儿，就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

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在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于日本却生活得“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一九0九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他将弟弟、弟妹从日本接回来，一同居住。

后来，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窃以为，对于兄长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是周作人“傻”，不那么冰雪聪明，想来也断不至于不知晓、不感激自己的哥哥吧。

就是在现如今，我们也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看出，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的表现完全不象是潜藏着“风暴”的模样儿。一九二三年三月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那篇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难忘情景。此后，他们兄弟二人还曾共游了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　——　“春光社”的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的文学指导。

到了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　——　这仅离兄弟“反目”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鲁迅与周作人这哥俩还一同逛了“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由此可见，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为“生活冲突”和“观念差异”，即使有一点儿这方面的因素，也绝对不可能达到那种“反目成仇”的地步，这一切必定出自一个“非常特别的原因”。

说到这儿，我们实在是该谈谈鲁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也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　羽太信子了。虽然“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无明确说法”，但这件事儿“跟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女人有关”，却是“众口一词”，甚至包括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当事人后来“只言片语”的表露。

一九二四年九月，鲁迅先生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其所作的文章《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回忆，她丈夫对这一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宴之敖”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想来这个日本女人，自然指的就是那个“羽太信子”了。

我们将时间倒流，回到“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流金岁月”。那时，他们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小姐。说是小姐，其实，羽太信子的家景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很穷。她当时是在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说白了也就是“女佣”。她的“柔弱与无助”，引起了周作人一腔柔情的爱慕，他扶助于她，直到两人深恋、结婚；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来也嫁给了周家的三公子　——　周建人。

我们可以从照片儿上看到，同周作人相恋时的羽太信子小姐。她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圆脸庞，小眼睛，但身子结实，想来干活勤快，性格热情。当她和周作人一起来中国定居时，“让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等绍兴婆家人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她们感到“十分新奇、兴奋”。

可是，谁可曾想到，这个来自东洋的贫苦媳妇，却成为了他们周家的一个女“灾星”。

待周家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便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那时还小，还是一个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周家当然的“持家人”。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原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嫂子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一个例外”。

周建人曾说，“二嫂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竟然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

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丈夫的哥哥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丈夫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说羽太信子“她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是“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是，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竟能使亲密的兄弟“绝交成仇”，可见也决不是什么一般的谗言。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当“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想来，羽太信子当时的话儿置鲁迅先生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　——　丈夫的哥哥鲁迅，对她这个兄弟媳妇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也曾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图谋“不轨”，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后一种“听床”的说法儿，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若真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大哥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的确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可是，鲁迅先生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五四”以来的“文化巨人”，果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鲁迅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窥浴”和“听床”的“猜测”是“暗中流传”的，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也有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一直闭嘴到“撒手人寰”。

我们可以这样儿推想，“失和以后”，鲁迅先生是多么想和弟弟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他这个机会。后来，鲁迅先生对弟弟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说他“糊涂”。但直到自己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来儿表示自己在这件事儿上的清白。

如果那些事儿果然都是真的，是鲁迅先生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那事儿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虽然鲁迅不辨，可还是有人主动为其辩诬。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先生还说：“主要是经济问题。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许广平女士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到了二十世纪一九九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也可以公开讨论了。

于是，鲁迅先生的唯一儿子　——　周海婴在其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那是一九七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这几个人的说法，虽然足以否定那些“猜测和传言”。但是，“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在这儿所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先生的“彻骨悲凉”；这中间，直挺挺地横着的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家事成为公案”，个人隐私成为研究破解的对象，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为出“名”所要付出的代价，不知“因深邃敏锐而灵魂永远不能安息”的鲁迅，会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后世对其家事的不休言说？至今悬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那些见于文献的内容，还有的就是一些诸如本文开篇所说的“故事”以及更为离奇的“传说”。

可是，无论再有多少故事和传说，都无法将八十六年前那场撕心裂肺的“兄弟失和”进行真实的“情景还原”了。或许，我们可以幻想由超人来“倒转地球”回流时间，让他们兄弟俩重新和好。但是，在残酷的现实中，鲁迅和周作人那兄弟俩的伤痛究竟有多深，我想，绝对没人可以想象得出。

可见，人世间的情感都是脆弱的啊，无论是夫妻、还是手足之情！

最后，我以善意的理解再多说一句，我相信当事的三个人的人格，他们都没有说谎，一边儿的人在说有人“窥浴”和“听床，而另一边儿以无声胜有声地说没有！那，究竟是谁在“窥浴”与“听床”？！其实这些，我暂时还都想不明白，就像对我朋友那红杏出墙的老婆为什么非要划他一刀想不明白一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