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伟大领袖毛主[xi]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是农村人，其时在彭山县城读初中，自然就回到原籍务农了。不过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

刚回去不到一月，公社就分配了三个女知青到我们生产队。那时队里没有空房，我家又有多余的闲房，生产队就把这三个女知青安排在我家的闲房住。说是闲房，其实就是以前的牛圈屋，在房子的转角处，开间很大，是双扇门，但没有窗户，与我的卧室只隔了一层篾笆笆壁头。

三个女知青一到　我队，立即招来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说她们是“妖精”；同时更招来男人们贪婪的目光，有的看得流口水。我虽然在城里读过几年书，见到的城里姑娘也不少，但也觉得这三个女知青与农村女性相比，她们的胸更高些，腚丰满的更好看，腰更闪。难怪长贵、李秋他们看着直憨笑不走。而女知青们则用鄙视厌恶的目光扫视人们，不消一顾地走进了她们的新居。

虽说与她们打隔壁，但城乡隔阂还是挺深的，十多天内，没打过一次招呼，也没说过一句话，原因是她们来的第二天，就有几个男知青来窜门，在屋里又是闹，又是笑，不时还偷些农民的鸡来煮，这就引起农民的普遍反感。记得有一天，我在知青房正对面的走廊上花编箩筐的篾条，一个男知青从屋里出来，恶狠狠地盯了我几眼，“飕”的一声，一把匕首就飞出钉在门框上。我没好气，正好我的前面有只公鸡扬起脖子正要窝屎，花篾条的最讨厌鸡屎，我随手一弯刀甩过去，把公鸡吓得咯咯的跑了。

过了春节后，有个知青就没来了，说是医院开了证明是风心病，关系已拿回城去了。没过几天，又一个知青母亲病重，又是大干部，她也回城留在母亲身边了。还乘下一个就是周金玉，她身体棒棒的，父母都是成都居民，又有兄弟姐妹，因此没有回城的理由。她的生活：粮食是在生产队称的，柴火是生产队供应的，干活是想干就干，不干也没人管她。

69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编箩筐很晚才回屋睡觉，刚一进门，就听见隔壁传来痛苦的呻呤之声。直觉告诉我，周金玉病了。这之前虽有过几次简短对话，那都是必须和应付式的。这时我直径去敲门问：“周金玉，是不是病了？我找队长派人扶你去联诊所。”周金玉痛苦回答：“我肚子痛得很。”我说：“你等着，我把队长喊来。”说完我就跑到队长家门外喊：“先才大哥，周金玉病得惊呼呐喊的，你快去把她弄到医院看看。”不想队长却在被窝里回答我：“我累了一天，整够了。你把她整到公社去看一下嘛，老弟。”我说，：“那你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嘛？”队长说：“半夜三更的，找哪个嘛！一里多路的事，就辛苦老弟你了。”我们年青人单纯，想病人的病要紧，就没有与他多说，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回来，周金玉越发叫唤的利害了。我忙去敲门：“周金玉，快把门打开，我送你到医院去。”听我这一说，金玉没再叫了，但等了好一会，门才开了，她顺势靠在门框上。从手电光里我看到，她脸色排红，一脸的虚汗。我说：“你走得动就走，走不动我来背你。”她说了声“谢谢。”就倒在我的背上了。因为病，我心里也着急，一路上没敢多想。到了诊所把值班的陈医生叫醒，陈医生看了病后给她打了一支阿托品，叫她休息一会儿，给了两道药，说吃了就没事了（事后陈医生告诉我那个病叫痛经）。我们在诊所大约坐了半小时不到，周金玉说：“回去了。”我说：“还是我背你吧？”金玉说：“不痛了，我自己能走。”我一路走一路失悔：来时背人的感觉好极了，早知是这样，来时走慢点也好嘛，或者这路程再远点也好嘛。

不过从这以后，周金玉与我就没有什么隔阂了。我编箩筐，她就坐在我傍边一边打毛线一边聊天。这时我也才知道，她原来是成都园艺校的初中生，也和我一样是初六八级的，也知道了她家庭成分不太好，是什么小土地出租，还知道她舅舅是解放时被镇压了的。我问她：“你咋老不参加劳动呢？出去做活路好热闹啊，说说笑笑就是一天。”她说“我还是很想出工劳动的，但样样不懂，怕人笑话。”我说：“没关系，我教你就是了，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果然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向我借了一把镰刀，要跟我一起出工割麦子。我先教她怎样握镰，怎样弓腿，刀要怎样使。在地里，她紧挨着我割麦，我又现场表演给她看，叫她注意动作要领。割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大人小人，老手新手，都割六行，不然割倒的麦子摆在后面不好看。起初，她割两行，我割十行，我帮她把割倒的麦子摆好，如果只看放倒的麦子，看不出谁多谁少。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这个城里姑娘不简单，一出手就象个做农活的样子。”但大多也知道是我在中间暗中帮忙。渐渐的她的确也进步了，由两行到三行而四行，不过手是经常打起血泡的，自然也是我给她挑血泡，包扎。割麦算混过去了，栽秧子就大现原形了，她扯秧不是把秧扯断根就是带一大柄泥巴，栽秧栽得身后尽是浮秧。她又要跟着我走，又不好打击她的积级性喊她不上工，队长拿她没办发，只好安派她在田坎上甩秧巴头。

金玉只要和我在一起劳动，也不管活路做得好不好，累不累，脸上总是带着开心的笑容，而且坚持天天出工。应该说，在我的带动下，现在的周金玉与刚来时的周金玉是判若两人了。正因为这样，原本就很善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婶婶大娘们非常喜欢周金玉。经常听见：“金玉，今天我家吃汤圆，你要来哈！”“金玉，还没吃饭哈，我给你端了点回锅肉来。”“金玉，我刚搬的嫩玉麦包，拣两块回去烧来吃，香得很。”一时间，周金玉成了每家每户大家众人的亲闺女了。

而我与周金玉更是出工在一起，收工同在一个屋檐下，完全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在外劳动的时候，我们经常对歌。比如我唱杨子荣，她就唱常宝，我唱刁得一，她就唱阿庆嫂，我唱杨白劳，她就当喜儿。在家里，我晚上吹笛子，她就在隔壁以口琴相和。一天在薅秧子的时候，她和我品排边薅秧边对歌，贾二嫂就开我们的玩笑：“你两个好美兴啊，一个先玉，一个金玉，活灵活现的一对――哈哈，鲤鱼秧子！”把我们的脸都说红了，怪不好意思的。

说是说，笑是笑，虽然我也觉得与金玉一起的时候开心、愉快，甚至还有点兴奋，但我内心深处还是有定力的。人家是大城市的人，而我家处农村，父母又多病，弟妹又还小，家庭负担重，不相称的。于是我主动给金玉说：“农村人就是这样大惊小怪的，其实他们没有恶意，图过嘴隐的，说过就算了。我就没往那方面想。我们只做朋友，不说其他！”金玉笑说：“你咋说都行，我听你的。”

秋冬的一天，她给我聊天时说起：向阳大队的她同学宋利春因劳动积级，思想先进，公社广播了他的事迹后，没几天就回城了。泉水大队的张际清水中救人，也广播了，表都填了，就要回成都了。我问她：“你想不想回成都？”她回答：“说不想是假的，但我们这些人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去了。”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说不定能行。但是你要不怕脏，不怕苦才行。”她说：“只要行，再脏再累我都不怕！”我说：“好，你等着。”

当天晚上，我给她编了一挑箢篼。第二天一早，我叫她：“走，跟我去捡狗粪。”那时生产队号召大家积肥，捡鸡屎、牛屎、狗屎蔚然成风，按斤两评工分，其中狗粪是八厘工一斤。之前我去捡过多次，最好捡的地方是牧马山区域，而且我知道哪些地方是狗窝窝，什么角落狗最爱在那儿解大便。金玉一听捡狗粪，自然清楚我是叫她挣表现，但也摸了一个口罩想戴上。我说：“要戴上了山才戴。”上山以后，我先把她的小箢篼捡来装得象那么一回事，然后再捡我的。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回来了。一称，她的九斤八两，，我的十七斤半。第二天天刚亮，她主动来找我仍要去捡狗粪，我们如法炮制。所不同的是，这天正当我们在一个山窝的狗屎堆里发财时，一群恶狗（六七条吧）突然向我们奔来，贴身狂吠，十分吓人。金玉被吓得紧抱着我直啰嗉。我把扁担一滑，直向狗群横砍，一条狗腿被我砍伤，那狗变了声音一瘸一拐的逃跑了。其他的狗见同伴挨了，顿时没了斗志，外强中干的边退边叫。我又捡起石块土巴一阵乱扔，它们便象一阵风一样逃掉了。我扶起已瘫坐在地上的周金玉，拍拍她身上的土说：“没事了，走吧。”回来一称，周金玉的十四斤二两，我的二十一斤。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交到广播站，第二天广播里就传来了《女知青周金玉不怕脏不怕累上山捡狗粪》，报道中把周金玉如何为集体增产而积肥，，积了多少肥，挣了多少工分，如何战胜怕脏怕狗的过程生动的描绘出来，并在编者按中号召全公社知青向她学习。次日，她又来问我还去不去捡狗粪，我说：“不去了，我们另选新花样。你想这一广播，好多知青都会跟着来，有什么意思？我们去捞柴。”说着，我就把一个小背篼递给她。捞柴在东山，也就是黄龙蹊河对门一带。象捡狗粪一样，我也是先把她的背篼捞来装满盘好，再捞我的。小小一个背篼，，装上十几二十来斤草柴就冒乎乎的，背着既好看又不吃力。更主要的是，来回都要走公社门口过，并且每次回来时我都故意叫在公社门口息息气，好让公社的干部们看到。三天以后，我又向广播站交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周金玉脱胎换骨了》―――

文章播出后大约十来天，周金玉填表回成都了。工作单位是一三二厂。临别时，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毛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我说：“还是忘了好!你不忘我，我都要忘你！”但是事隔几十年了，还是没忘掉，才写下这篇文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