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陈凯歌与张艺谋各拍摄了一部投资巨大的历史题材影片：《刺秦》和《英雄》。

这两部影片不论是虚写也好还是实叙也罢，讲的都是一刺客“杀王不成”的故事。张艺谋在《英雄》中杜撰了一个叫无名的“不冷杀手”，在行刺秦王的过程中，理解了秦王心中装满苍生的“天下”胸怀，最后能杀王却宁牺牲自身也不杀王，以自己的“万箭穿身”，换来了秦王视其为“知己”的感叹。影片最终道出了秦王胸怀天下，是“大英雄”，而无名“知音”于秦王，亦不失其为“小英雄”的“昂扬”主题。

而陈凯歌的《刺秦》，直接演绎的就是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据说，陈凯歌为了拍摄好这部鸿篇巨制，对剧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十年磨一剑”，最终，他以超长的胶片说完了这个不成功的刺杀故事。这部影片最后印证的主题虽不能说是对刺客荆轲讴歌，但也绝不是对秦王的颂扬。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刺客杀王”的故事可谓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在专制的皇权体制下，“权力的转移”从来就都是与流血有关的事儿。窃以为，“荆轲刺秦”并不是这类事儿的最典型代表，而“专诸刺王僚”才是其中最经典的历史一幕。

在这儿，我之所以称这场极其血腥的杀人一幕为“历史经典”，因为这本应是一场引起后世反思的“转折性事件”。这场事件的发生，是古代中国缺乏“竞争机制”的所谓“君子”“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这一幕“历史残暴”的出现，彻底撕去了至“尧舜禹”“上三代”以降的“权力和平过渡”的虚伪面具，令“让国、让权”从根本上沦为了历史的“乌托邦”，从而使这个“幌子”，即使是对俗人，也不再具有迷惑性了。

为了使本文罗嗦得能让各位看官更加明了一些，我也试着学学上面儿提到的两位大导演，先用“蒙太奇”的手法儿将这段由“让权”而至“争权”的历史故事粗略地“电影”一下。当然，我的“电影”肯定不如他们的电影商业得那么“精彩”，若是本人也有他们那把历史商业化了的本事，或许就忙得没时间在这儿码字了。

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公元前五二七年的周朝，在“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　——　吴国。吴国的国王王夷昧先生驾崩了。死前，他有意传位于季札，可季札“避让”，不接王位。万般无奈之中，他于是便将大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　王僚。

王僚先生当上了吴王之后，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上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王僚是王夷昧的儿子，公子光是王夷昧的哥哥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坚持“兄弟继承”的遗训　——　当然，实际上就是他自己想当王，因为他自己的父亲诸樊死前就是吴王。而王僚则认为，既然季札放弃继承权，那就应该还原“子承父业”的“国祚传承”模式，自己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一山容不得二虎，必须平息分歧。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许多明眼人都看出来了，结束这“让国让权”的利益之争，必须得流血。而面对这“二者择一”的政治局面，必须得有一方死才行！

那么，“影片”演到这儿，或许就会有“观众”要问：那个避让不接王位的季札是什么人呢？他在这件事儿里起到了什么作用？

季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子丸，春秋时吴国人，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封于延陵。他的父亲寿梦临死前，欲立其为吴王，他辞让了；他的哥哥诸樊　——　也就是公子光的老爸　——　死前也欲让王位给他，他又推辞了；诸樊死后，夷昧　——　也就是王僚的老爸　——　被立为吴王。夷昧死前，欲将王位再授予季札，他又而避不受。夷昧便立其子王僚为吴王。这，就是贤人季札先生在这一事件里的背景作为。

我们继续回到事件本身。这时，怒火已满，杀人事件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阴毒的公子光，抢先一步对现任吴王王僚发难了。　

在当时，公子光手下有个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气的人物　——　伍子胥。喜欢结交“江湖游侠”的伍子胥，将一个叫作专诸的冷血杀手介绍给了公子光。这个杀手同张艺谋在《英雄》中所塑造的那个“不太冷的杀手”可不一样儿，他可是真杀人啊，一刀下去，不要人命不算完。也正是专诸身上这股凶残的狠劲儿，让公子光喜欢得不行，立即待他为上宾，好酒好肉好女人好招待，把自己所有的“宝”都押在专诸的这一刀上了。

当上天将目光儿定格在公元前五一五年四月丙子日时，看到了人世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那天，公子光把自己的八百铁甲武士埋伏在地下室之后，便派人去请王僚来“赴宴”吃鱼　——　其实，他是想让他吃专诸的刀。

可这位王僚毕竟也不是个傻瓜，他也很谨慎，一步一兵，贴身紧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潜伏在厨房中的专诸，把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假装服务员上菜。当专诸将鱼送至王僚面前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抽出匕首，猛地刺向王僚的咽喉。虽然王僚的贴身卫士也急忙用剑刺穿了专诸的胸膛，专诸也当场毙命了，但王僚也不治身亡了。于是，在群龙无首的混乱中，公子光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王”，是为那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　——　阖庐。吴国的“让国让权”的“肥皂剧”，就此以大流血方才得以收场。　

上一代“谦和”加“仁爱”地“让”，与下一代残酷无情地“争”，恰成鲜明对照，形同云泥。“让国让权”的先辈们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他们的“让国让权”，并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也没有缓和由于权的离间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视。“让国让权”对于历史的作用，不过是教训后人在权力面前，不能存半点儿“妇人之仁”，更是告诉那些权力熏心的人，“心不狠，祸先行”这个亘古不变的“官场道理”。

公子光下了狠心，而且先下手了，所以他赢得了“王座”，于是他就成为了后人景慕不置的“英雄”。他因刺杀同宗成功而“名留青史”，为后世敬仰。

但是，在这位“成功者”身后，在权力面前“和平共处”、建立“文明的游戏规则”，就成为中国人再也无法弥补的缺失。且不论从无“义战”的春秋战国，仅就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皇权专制之后而言，中国人被权力弄得再也没有宁日了，哪怕“哀鸿遍野，民瘼深重”，也绝不会有人过问民间疾苦。

权力的局外人觊觎权力自不待言，就是权力内部，也没有一日停止过争斗。儿子杀老子，老子杀儿子，兄杀弟，弟杀兄，臣杀君，君杀臣，甚至母亲也可以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魔法无边的“权”字儿。

古往今来，就是这个“权”字儿，让一些人为之朝思暮想，神魂颠倒，如醉如痴！为了夺权，他们六亲不认，黑白不分，禽兽不如！权，就仅仅是这一个字儿，使得者“一人独乐”，而天下“机趣全无”！它长长久久被一人所独裁，直弄得“真理不彰，公平不再，正义不显”，还使得善良的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了这一小块“龌龊之地”上面。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国家归于皇家，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无“国”可争，于是变为了争权，一切为了权力。这一点，或许正是我们同胞的“陋习”　——　喜欢“窝里斗”　——　的最主要的成因。因为，争权不像争国，完全可以普及到引车卖浆的社会最底层儿，不论凡夫俗子，流氓无赖，人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一试自己的身手！

翻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除去司马迁等少数几个良知未泯的思想家，绝大多数“御用学者”或“名师硕儒”，都是在为统治者的“权力”而“布道”，造成“政酷民贪”这一令以文明自居的炎黄子孙尴尬于世界的现实，让我们长长久久地汗颜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记得童年时玩过这样一个游戏，叫“天下太平”。游戏的过程，就是两伙小朋友的厮打，他们在你争我夺象征着“权力”的一个土堆　——　“王座”，口中还唱到：“天下太平，你输我就赢！”就是说，双方不拼个“你输我赢”，这“天下”就不能“太平”了！看看，这“权争”文化早已经深入童心了，或许，还进入了骨髓呢。

难道，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没有大贤思想过权力的双赢吗？若是有人果真思考过这样的事儿，至于现如今的一些人去拼命歌颂什么皇权的伟大，抱怨没人管不舒服云云。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权，绝对不是让出来的。“让”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而非一种良性的“机制”。作为个别现象，“让”是可歌可泣的。但作为实际操作，“让”不具有普遍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固然需要美好的“品德”，但更需要完备的“机制”。国泰民安，从来都是靠制度保证出来的。　

其实，所谓“机制”，就是确保“政治体制”运行的动能，在必要时，这种动能便自动地被释放出来。

那么，“权”该如何而来？其实，答案也是一个字儿：争！但此“争”非上面儿所提到的彼“争”。

就这个“争”字的字义而言，“争”具有普适性。即使是在现如今的民主政体中，“争”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问题是在于怎么个“争”法儿？是否非要以杀戮人头的多少为判断胜负的标准？显然，我们的先人只考虑过“让”，没有考虑到“只有合理的争”，才有可能形成最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权力方才能和平转换与交接。

所以，只有先制定好用于保障的制度“机制”，方才有可能出现良性的权“争”；也只有在制度保证之下的“君子之争”，权力的转换才能彻底与见红的“流血事件”无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