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首都司德-哥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及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随后，高锟的名字很快出现在网络和报刊的的显著位置上

中国人渴望诺贝尔奖，不仅仅是为了面子

其实华人或华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此前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华人的获奖，都让中国人激动和兴奋过。而国人之所以始终关注诺贝尔奖，是因为至尽为止，还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的中国人获此殊荣。因此，每到诺贝尔奖得主公布时，国人就希望看到中国人的名字，即便是华裔也觉得如渔在哽。

尽管我们不在乎国外的几个所谓权威人士，如何评价中国科学家的成就，尽管中国的科技的进步，已经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还是科技强国，尽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有利于西方，但历年的诺贝尔奖对中国的缺失，特别是自然科学那部分奖项的缺失，还是多少让中国人感到有些失望，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节，也许只能等到中国人真正获得诺贝尔奖时才能解开。

如果仅以无可争议的三大科学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学或医学奖来看，从1901年到2009年，获得这三个奖项的科学家共有539名，其中包括李政道等华裔。华裔科学家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华民族不比其他民族逊色。

同样，中国的近邻日本至2008年已有11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在诺奖获得者国藉排行榜上，与奥地利同列第9位，另有不少美国藉日裔科学家获奖。这个事实加上前述华裔科学家的获奖情况，应该能说明黄色人种的亚洲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不比白色人种的欧美人逊色。

远离诺贝尔奖是中国人道不清说不明的情绪

既然民族和人种方面没问题，以中国人的勤奋好学，人口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为什么就不能取得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承认的科学成就？把各种可能原因一一列出来，列在第一位的，恐怕要算是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的问题了。

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科学家创新的动力机制。由于使科学家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性的利益和精神性的荣誉等，都掌握在行政权力拥有者手上，使得许多科技工作者一旦取得一点成绩，就把心思放到追逐权力上。在求权的过程中花费大量心力，一旦大权在握就控制了资源，同时也推动了研究的动力，再加上被行政事务耗去了大量心力，因此就没有多少精神花在专业研究上。这样，专业探索的深度自然不够，最终表现出来，就是缺乏创造力。

科研机构管理的行政化，也是扼杀创新动力的一大因素。大学在中世纪欧洲诞生时，就形成了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这种传统被现代大学继承并确立为基本原则。我们的大学既欠缺这样的传统，加之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支配，致使大学内部行政权威凌驾于学术权威之上，知识生产不能遵循自然的特定规律，作为新知识创造者的研究人员本应具有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渐被磨灭，创造力也随着枯竭。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制度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度能否以知识为本，体现对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尊重，使科学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摆脱行政权力的支配，都将是看不见却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软动力”。在这方面，如果科学制度不能根本变革，我们离诺奖只会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用怎样的眼光看中国人的诺贝尔奖？

中国人离诺奖还有多远？有人说，诺奖太滞后了，人家20年前搞的研究，到现在才发奖。一点没错。物理学奖得主费尔和格林贝尔，1988年便各自独立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即使从相关技术首次实用算起，也早在1997年。而今两位古稀之人，却一点没有大奖迟来之感，觉得很正常。

事实上，诺奖尤其是科学奖项，总喜欢用实践和时间这两件“金标准”，来检验任何一项发现。“巨磁电阻效应”自发现以来的20年可以证明，数十亿电脑用户能在硬盘中存储大量数据，据此效应开发的微小型大容量硬盘也已广泛应用。“没有这一现象，mp3以及ipod（苹果公司袖珍媒体播放器）行业都不可能出现。”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此评价。

同样，此前的一些生理学/医学奖和化学奖的主要成果，都不是什么最新技术，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多年的成熟技术背后的那个早年发现的原始机理。

试想，当科学家成为大奖得主之前，常人不太会知道手中的笔记本电脑跟这些“无名英雄”有关；他们跟其他同行一样，一直在某座大学、研究所里当老师搞研究；尽管在中年时就有了“诺贝尔”级别的发现，但他们没去争什么，只是继续工作。因为他们的研究，不是以获奖为唯一目标，而是基于兴趣搞研究。

比如。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布莱克本是在来自瑞典的获奖电话通知的电话铃声中醒来。而卡萝尔?雷德正在忙着洗熨衣服、帮几名子女做上学前的准备。他们并不在等着那个在我们看来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更不像我们的某些人，一次次地预测诺奖。

一些专家认为，只有将科学探索造福人类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才有可能尽快地跻身世界一流水平。我们看待诺奖不妨换一种眼光。

期盼诺贝尔奖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提到到诺贝尔奖，许多国人总是满心好奇，又满心失望。人们不停地争论，中国是否需要诺贝尔奖？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似乎争论可以唤起国人的科学意识，可以激发人们对科学的追求和向往。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德国人竟然想出一个妙招，用科学元素振奋民族精神，以诺贝尔获得者大会聚拢科学大题，用科学的火把点亮人们心中的希望之光。就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每年一届，从不间断，从私人资助，到政府支持，用近60年的时光，吸引了大批科学大师和青年学者，营造了浓郁的科学氛围，培育了肥沃的学术土壤。

一位中国科学家曾经指出，近年来我国许多科技成果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太强调科研“果实”而忽略“开花”的过程，功利主义使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会闻果实的“香味”，却不懂得欣赏科学本身的“芬芳”。

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正是这样一个平台，科学家不仅与人们分离成功的喜悦，而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各国的青年学者：科学实验总是一个问号连着一个问号，要解决这些问号，靠的是浓厚的举和好奇的心理，是对科学由衷的热爱，决非名利和大奖。

当年，爱因斯坦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学校给他丰厚的年薪，爱因斯坦却诚心诚意的请求校方：能否少给些？面对人们疑惑的目光，他解释说，科学探索需要一种简单的动机。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有利于科学研究，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会成为生活的包袱。

科学发展总是伴随着猜想、狂想和梦想。年轻的中国博士年并不缺乏对科学的憧憬和向往，也不缺乏追求科学的激情和奔放，怕只怕背上功利主义的思想包袱，就像石头沉重地压着鸟儿翱翔的翅膀。

其实，历年的诺奖告诫科学家，做科研不可能急功近利，试图几年内出个特大国际成果似乎不可能的。即使是个最新最好的成果，也要有足够甚至超常耐心，等它接受这个世界的长期检验。也许，现在瞄准的应该是十几年、二三十年后的诺奖，而这个奖需要一个人用平凡不懈的研究积累来换。

20009年10月15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