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九六0年代中期，小时候常听“儒法斗争故事”，在故事中常常会听到李斯这个名字，说他是个很著名的法家，如何如何大义凛严地与“开历史倒车”的阴险儒家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帮助秦始皇这个大法家完成了中国的伟大统一。总之，说他的都是些好话儿，李斯在我儿时心目中的形象那是相当伟岸的，绝对是一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后来，我痴长了几岁，粗读了些“文革”思维以外的历史书籍，知道李斯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粮仓管理员。人吃了粮食之后必然要排泄，于是他便有机会漫步于粮仓与厕所之间，这样儿，他就于厕所中发现了一个其自感惊心动魄的问题。对于这个惊心动魄的问题的觉悟，对李斯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李斯先生当时看见，厕所里的老鼠个个又脏又瘦，在贼眉鼠眼地吃着人的排泄物，一旦听见有什么响动儿，就吓得“吱吱”乱叫“唰唰”地抱头鼠窜；可是，他也曾在粮仓里看见过老鼠，在垒如山高的粮食堆里，那些老鼠吃得是上好的粮食，个个养得又肥又大，体面尊荣，即使见了人，也不害怕，更不会跑，优哉游哉的，舒坦得很，就像是在度假疗养一般。

李斯惊心动魄地思考着，同样儿是老鼠，为什么其生存状态却是如此的完全不同呢？这位年轻“睿智”的李斯先生由此得出这样儿的结论：“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也就是说，他当时面对着两种活法儿的老鼠的生活境遇感慨道，人其实跟老鼠一样儿，有出息没出息，完全取决于他所呆的环境！

就这样儿，一个不愿碌碌无为平凡度过一生的小保管员蓦然抛妻别子，外出求学，到齐国拜在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说起来或许很难让人相信，就是顿悟于这几只老鼠，不仅改变了李斯本身，也改变了他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　

就在“仓鼠事件”发生二十年之后，灭掉了六国后的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大臣淳于越劝秦始皇将疆土“分封子弟”。就在这时，已经位极人臣的李斯先生的一番“要命”的话儿，导致了“焚书坑儒”这一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令人羞辱的事件的最终发生。　

在咸阳宫宴会的那一天，李斯其实是借驳斥淳于越的“分封”主张，而兜售其后来被证明是“灭绝文化”的货色的。“焚书坑儒”原本与反对“分封制”并无必然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要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子弟”就必须“焚书坑儒”。

现在看来，李斯当时在宴会上关于“焚书坑儒”的所有言论基本都属于诡辩，他是这样儿说的：“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辩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从这段话儿中其实不难看出，李斯是极其担心老百姓对朝政的议论，作为专制皇权的既得利益着，他害怕失去已经到手的一切，倒是还可以理解。但是，扫除《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说焚毁了印在书上的字儿，人们就不议论朝政了吗？天下哪儿可曾有过这个道理？！灭绝文化，禁锢思想，剿除文明，堵塞言路，只能造成一日高过一日的高压，最终导致专制统治者在高压之下迅速地崩溃瓦解！

我私下曾设想，若是没有李斯给始皇帝赢政出的这个下三滥主意，或许秦王朝尚能够多苟延残喘些日子，不至于二世而亡。赢政按照李斯的主意做了，注定秦王朝是要迅速灭亡的。因为完全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无法持久的。任何人只需粗略地读读《世界通史》，就可以从中发现这样儿的一条铁律，即使是再专制的社会，也要留些出气的阀门儿，给人们一点点儿发言权，否则就会形成过强的“高压效应”，那是会让整个社会崩溃的。

其实，就算是在欧洲专制统治最黑暗的中世纪，学者们也还是可以在私下里做着自己喜欢的学问，统治者也只好装视力不佳，权当作什么也没看见。其中最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无论多么强大的统治者，也没有力量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没有力量把被统治者的方方面面都监控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李斯的“焚书坑儒绝”对不是有利于统治的好主意，在任何场合都不是个好办法儿，只会其愿望南辕北辙。想来，以李斯看个“老鼠吃屎”都能觉悟人生的聪明劲儿，不可能不明白此中的道理，其实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打算，维护自己所享有的，舒坦一会儿算一会儿，至于国家啦人民啦什么的，不是他这个受老鼠启发者所能顾及到的。　

如果说李斯提出的“焚书坑儒”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那他的“以吏为师”便是别有用心，恶毒无比！“以吏为师”，是一种对孔子民间办学并将“师”从“吏”中分离出来的彻底反动，纯粹就是明火执仗地开历史倒车！从李斯喊出“以吏为师”那一刻起，“官”便不再是一个为老百姓办事儿的公务人员了，而是人民的老师了，他们凭空就比出钱养活他们的芸芸众生高出了一辈儿！以至于以后竟有了“父母官”之说。

中国帝王后来的“内圣外王”、“金口玉言”也都是以李斯的“以吏为师”为依据的。话自帝王口中说出即为“真理”，这一点，从此毋庸置疑！中国排斥以“师”为标志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自李斯的“以吏为师”开始的。到了后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根本就不允许作为“师”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存在，也不允许其独立发挥社会功能，总是千方百计让其产生强烈的依附性，最好是为统治者所豢养。　

在这里，我们通过李斯年轻时关于“厕所鼠与官仓鼠”的一番议论可以不难看出，他其实就是一个眼中只有个人利益的小人，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印证了他的“鼠论”，李斯立于我儿时心目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对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李斯这个人实在是无寸功可言，就算是他那曾为众人褒奖的《谏逐客令》，其写作动机也不过就是为自己能在秦国安身立命而已。或许这篇文章有些许“进步”意义，但与其深重的罪孽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若是让我来为李斯定位，我只能遗憾地说，他是历史的罪人！然而，两千多年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

李斯的上蔡老乡、汉初时的著名散文家桓宽在他的政论体文集《盐铁论》中是这样评价李斯：“功侔伊望，名巨泰山。”“伊望”是指辅佐商汤的伊尹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吕望也就是姜子牙。这句话的意思是，李斯的功劳可以与伊尹、姜子牙媲美，李斯的声名儿可以与泰山齐高。　

汉文帝时的文学大家邹阳在他的《狱中上梁王书》中说：“李斯竭忠，胡亥极刑。”他说李斯是一个殚精竭虑、忠于秦王朝的人，然而他却被秦二世胡亥处以极刑。邹阳对李斯“竭忠”的评价，是当时“黄老之道”盛行的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声音。　

到了汉武帝时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专门为李斯做“列传”，他认为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并且最后评价：“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司马迁先生言下之意，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李斯之功足以与周公、召公同列。　

直到时间老人蹒跚至北宋，一派对李斯的赞扬之声方才有了些许不同的声音。苏轼在《荀卿论》中有一句话：“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他认为，李斯从荀子那里学到“帝王之术”以后，把这一套理论运用于秦朝的统治，结果招致“天下大乱”；而清朝的姚鼐则不赞同苏轼的这个说法儿，他在《李斯论》中认为，李斯的所作所为，恰好不是“用其所学”，而只是“趋时而已”。姚鼐还说，小人做事是不讲道义的，但一般不太危及自身，而是祸及子孙；可是，对于李斯来说，秦朝还未灭亡，他自己就先遭遇到了极刑，并被“夷灭三族”，这真是“天之诛恶人”啊！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对李斯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他称赞李斯推行“郡县制”是“应运豪杰，因时大臣”的“千古创论”，是“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的壮丽事业。鉴于李斯的复杂性，李贽又说，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民国时期，史学家蔡东藩写了一本《中国历史演义》，他把“秦亡”的主要责任推在李斯头上，认为“斯为首恶”，赵高还只是在其次。　

曾点评过《二十四史》的毛泽东，对李斯是推崇备至的。他说李斯是干实事儿的，孔子则是只说不做。他在《七律·读〈封建论〉》中曾写下“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诗句。“秦政法”指的是“秦朝制度”，而“秦朝制度”的设计者就是李斯。毛泽东还特别推崇李斯的《谏逐客书》，说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同样儿推崇这篇文章的还有章太炎和鲁迅，章太炎把《谏逐客书》誉为“千古第一雄文”，鲁迅则说：“秦朝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窃以为，若论李斯的危害，其实就在于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人为他评功摆好，大唱颂歌。一个罪孽如此深重的宵小之徒，竟能够蒙蔽了世人两千多年，这可真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啊，不是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吾惑之深矣。

这一切，难道都源于曾发生于厕所里的那场“惊心动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