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在楚南县委农工部会议室里，因分管农村经营管理的副部长宗昱的请示，部长林民从省里学习回来就直奔会议室听汇报。经营管理科长葛成说：月华乡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716.6元，95年农民负担的报批方案表上，共有七大项89小项：税款174.58万，税种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十三种；集资181.8万元，有乡村办学集资、乡村道路建设集资、建乡科技网集资、建乡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广播站集资、建乡影剧院集资、兴建乡办企业集资、改造乡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等多项集资……各项筹款合计为807.81万元，全乡农业签合同人口为24753人，人均326.35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45.54%。葛成说：月华乡的农民负担方案已经退回四次，可是乡里就是坚持着。为了集资合法化，他们利用上级关于集资自愿原则的政策空子，采取了非常手法，使每一份集资的后面都附了各村签名到户的花名册。乡经营管理站长陈新个别对我说，别的乡是全民动员发展经济，而他们乡则是全力以赴抓方案，抓筹款前的准备。他说也不赞成，但没有办法。最近，乡长谷伟一直盯着我们，与我们喋喋不休地谈着，叫着苦：农民负担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个道理他们懂，但是，乡一级的工作没有办法按上级精神落实。他说，公积金、公益金、乡村干部管理费是严格按照规定控制在5%以内的，一分钱都没多筹，实际使用时肯定是要超支的；这税收是上级下达的硬任务，没有办法不完成，不过，只是在征收的方法上作了改变，并且增加了20%的保险系数，有些税种上级虽然没下达，但外地有这种做法，我们也就下达征收任务，以增加筹款的合法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等在加快步伐奔小康大会上，已与县签了提前三年达小康的……

林民听着汇报，看着方案，想着春节后去月华乡看到的情景：靠在灌溉总渠边上的天国村十组，还是草房一片，条件好的也只是在原来的草上加了瓦。跑了一个村庄，竟有三成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使人震惊。安排与自己结穷亲的一户，夫妻俩带一个小孩，还有常年患病的六十多岁的老母，伸手可以摸到檐的破草房，堂屋靠东山墙摆着一张摇晃不稳的大桌子和四条高高矮矮麻麻癞癞的杌凳，靠西山墙铺着一张床……秋季筹款时，收下的粮食卖光了还不够要筹收的一半，小分队上门将值钱的东西全搬了作价，还不够。听说所谓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结婚时女方娘家陪嫁的一台黑白电视和一只木箱及几件新衣服，年终连农业税减免和救济金都被村里扣下抵充欠款，到最后，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三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没有猪肉，没有鱼，生活窘迫，甚至不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八百斤，水稻亩产上不到一千二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那里小麦亩产能够达到八百斤的，水稻亩产达到一千二百斤的，显然并不多见，小麦亩产六七百斤、水稻亩产千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这些困难户，没有钱买良种，当需要施肥时没钱买肥料，需要防病治虫时没钱买农药，他们的产量比一般的农户还要低二三成。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而困难户要靠种田翻身就难上加难。但他们却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就是这样的村，因为乡干部要政绩逼着村干部浮夸，村干部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报酬想出点子搞浮夸，人均纯收入居然在全乡的前面。他还从村会计那儿看到这个村年终农民纯收入测算表：在188户930人中，181户891口人，人均纯收入为453.4元（含田园长的菜、养鸡下的蛋、树木每年的增值），可是因为有两户年收入10万元和5户年收入万元以上而使全村人均收入提高263元……

葛成汇报结束后，宗昱副部长接着说：“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方案的，可是，谷乡长一直为这个方案而找领导出面给我们施加压力，县里几个副书记、副县长除分管农村工作的外，都来过电话，县长还在月华乡的方案上签了意见，要我们为他们做好政策服务，便于他们操作。你说我们怎么办？”

就在这时，办公室刘主任进来了，他贴近林民的耳边说，月华乡乡长谷伟来了，他说他有事要见你……

办公室刘主任与林民的话还没说完，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朴素的人已经走进会议室，声音洪亮地与宗副部长、葛成科长一一招呼后，笑着说：“林部长，你真是个大忙人啦，我到部里找了你好多趟都没见到你，好，好，今天总算见到了。”

林民连忙站起迎上去，抓住谷乡长的手说：“老领导，老大哥，对不起，我最近出席了省里有关控减农民负担的会议，又参加了农民负担重点管理县的农工部长学习班，在外十来天，你到哪儿找——请坐，请坐！”林民拉着谷乡长的手，将他按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谷乡长见林部长对自己如此尊重，无意中流露出对宗副部长、葛科长的不屑一顾的姿态来，一坐下，他就朝四周看了看，又朝林部长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话而没有出口，意思是他想与林民单独谈。

林民说：“谷乡长，我们正在讨论你乡的春定合同方案，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林部长，我想跟你单独谈，不知方便不方便？”谷乡长直截了当地说。

宗副部长、办公室刘主任、葛成科长听了谷乡长的话，都很知趣地说：“我们先外去，有件事要处理一下，你们谈。”说着都先后走出会议室。当办公室刘主任走到会议室门口时，林民说：“刘主任，晚上留谷乡长在这儿，安排一下，你，宗部长和葛科长三人一起作陪。”

“林部长，你不要客气，我找你，是有个事想请你帮忙的，我们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你没有忘记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比什么都高兴，我早说过，你就称呼我谷某啊什么的，最好，称呼老大哥也可以，称呼老领导让我听了不自在，多别扭啊！我是为方案的事……”

二

提到方案，便引起了林民的回忆：谷伟，是值得他尊重的，有关方案的事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也是值得记忆的。

事情发生在1975年冬天。

插队在月华公社谷圩大队的林民刚担任大队会计，在搞年终分配方案时，他按照公社“学大寨，加快建设大寨式大队”的要求，将储备粮多留了二成。这样一来，分配给社员的粮食平均每人就少了15斤。方案做好后，书记出差，他给大队长看好后，就到公社报批。谷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回来知道这一情况后，一直追到公社农经管理员那儿，把林民叫出，要他把方案拿回去重做。林民想，是不是这个方案没有给你书记看，你就来出我的洋相。他有点不情愿，对谷伟说：“书记，这个方案，我是严格按照公社会议精神搞的，一点没走样，而且大队长已看了，他同意，本来他说要等你回来给你看后再报批，可因为到了报批的最后期限才……”

谷伟没有和林民发火，而是平心静气地说：“林会计，我对你做的方案是否符合公社要求没有半点怀疑，对你做的方案没等我回来经我看而给大队长看了上报也绝对没有半点意见。我回来后听大队长讲，今年公社关于年终分配的会议精神对储备粮又加了码，我就急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自留地十边地不准种，鸡鸭不准养，现在又降低社员口粮标准来加大储备，社员的生活怎么过？全大队的社员生活情况你了解一些，但是，你还不完全清楚，每人15斤粮食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们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大人小孩一个个都眼巴巴地盼着这年终分配啊。”说着，他不顾一切地跑进了农经管理员的办公室，冒着有可能被戴上违反“备战备荒”指示精神，擅自减少储备帽子的危险，将方案拿了出来。

回大队后，他仍然没有对林民说一句批评话，只是带着林民跑了两个生产队，跑到社员家里看他们晚饭吃的是什么或问他们晚上吃的是什么——69户人家，一核计，只有3户因有人在机关工作和6户劳力多无闲人的家庭晚饭吃的是全粮食煮的，并且只有大人才有半碗干饭，而其余人家大多是不沾碗的稀汤，其中有6户吃的是野菜，没有一粒粮，还有两户什么都没吃就睡了。林民看了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只知道，社员们的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很多人得病都是又饿又累造成的，但是缺粮到如此程度，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插队，虽然也过着苦日子，可毕竟在粮食供应方面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对他们的照顾要比社员们分配得多，而且他们插队在谷圩的几个知青都有父母的资助，与群众相比，那是有很大差别的。

看了后，林民十分同情社员们，但是，这方案是按照公社的会议精神搞的，如果改变，那是违反上级精神的，弄得不好，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为难地对谷伟说：“考虑社员们的生活搞方案，公社会不会让？”

谷伟没有正面回答林民，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58年到61年，月华公社的书记是一个跟风的人，将产量报得特高，放了卫星，上级检查参观时，用大糠垫在囤子下面，上面铺粮食，小囤尖大囤满的，还派人在路上撒肉皮，说是群众生活好，肉吃不了，肉皮乱甩，已是肉皮铺路了。这些，还真欺骗了上级，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可是，由于产量高是假象，而国家是根据上报产量下达征购任务的，粮食产量报的高，粮食征的就多，造成严重缺粮，田里的野草、树上的树叶树皮都被人吃光了，结果还因缺粮饿死了很多人。而宁湖公社的书记李群则不同，每次报数字都留有余地，虽然每次会议都受到上级的批评，可那个公社没饿死一个人。后来，我常常见到那个搞浮夸的公社书记后悔的情景，临死的时候他还抓着我的手说，儿啊，你父亲从小跟着共[chan*]党是为穷人能够吃饱饭而闹革命的，可是到最后自己却做出对不起群众的事。说着说着，谷伟的眼泪夺眶而出，停了停，他抓住林民的手说：“父亲要我留下来为他赎罪，父亲的错我是不能再犯的。群众生活为重！为了群众能多分点粮食多吃几顿饱饭，顾不了那么多了，有责任我负。”

说来也巧，林民看了群众吃晚饭的情景，听了谷伟的话，深受感动，对分配方案连夜作了调整，将社员的全年口粮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20斤，给谷伟书记看了后拿公社审批时，正碰上前一天来到公社检查年终分配社员口粮安排的地区检查组，他们看了一个晚上的方案，没有一个大队的方案安排让他们满意。林民到那儿将方案一拿出，就被检查组组长拿了看。他看后赞不绝口地说：“谷圩大队的方案好，是一个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方案。”当时，林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县、公社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时，都留有余地，在储备粮上加了码，在社员生活安排上打了折扣，从而使得社员的口粮标准下降。在检查组的建议下，全公社召开了会议，推广了谷圩大队的方案，搞了二次分配。林民因此受到检查组的肯定。新调来的公社书记还到会讲了话，对他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执行上级精神，关心群众生活，是一个好会计。消息传到大队，社员们也对他感恩戴德，褒奖有加，赞不绝口。

大学招生推荐开始了，全公社仅有的一个名额打算给林民，这时，有人向县委书记反映，说林民公然对抗县委分配精神，另搞一套，并在地区检查组面前出县委和公社党委的洋相。县委书记又派调查组到谷圩村调查核实。当时，谷伟没有退让，他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说，这件事是我的主意，其动机是让群众多分点粮食，是以群众生活为重的，如果要追查责任的话，由我一个人来担，因为林民的方案已按公社的要求搞好，是我到公社将方案拿回来要他重做的，与林民没有任何关系。还好，公社党委书记也说了话，这件事才算结束。

三

林民在思考着：自年初结穷亲活动以来，部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到月华乡天国村十组，看了那些连想都不敢想的个别贫困潦倒的农民家庭，使他和部里的全体同志感到震惊，受到教育。农村这样费那样税还加无法统计的集资，虽然是乡镇、村所为，但作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部门，不能说没有责任。过去，很多群众上访反映农民负担重，他们往往总是为着乡镇讲话，将大事说小，小事说了，主要是对农村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有时候还反过来认为是群众刁蛮。大报小报，大会小会都说农村变了，农民富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些只反映了农村的主流，而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农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谷乡长来，不用说是为农民负担方案报批的事。从汇报的情况来看，他们在农民身上打主意搞集资可以说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他看着墙上“严格控制农民一切不合理负担”的标语，想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为农民做一些小事，让他们的收获能多留下一点。

“林部长，二十年前，那个分配方案，引起一场风波，也给你带来了麻烦，今天又是为方案而来，又要给你添加压力了。”谷乡长接了林民递过来的香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将茶杯朝面前移了移说，意在首先与林民提起往事，拉近关系。

“谷乡长，二十年前，你是我的老书记，有关方案的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啦。”林民考虑着，很有感情地说，“那一次，你让我将分配方案重搞，是给我上课，我真应该好好地感谢你。我每次想到你，就对你那种以群众生活为重的感情和胆识钦佩。”

“县里提出提前三年达小康，这是一大政治任务，可是，我们乡是一个后进乡，与全县的差距很大，不要说三年，就是五年也实现不了达小康的各项指标。”谷乡长怀着很为难的心情，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林民说，“去年年底，县委县政府召开提前三年达小康动员大会，将我们列为争取97达小康的乡，你说，我们的脸朝哪放？我们回去后进行了认真研究，向县委写了汇报，革命老区不能在新时期奔小康的征途上拖全县后腿，我们排了各项指标实现的日程表，将争取改成保证。县委领导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后，我们反而感到压力大，农民收入这一块是虚的，倒不愁，编编就行了，愁的是各项硬件指标，得要钱。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钱。我们细算了一笔账，三年时间，要办的事太多了。要办事，就得从农民身上筹钱。现在筹农民的钱，没有合法手续，农民是会上访闹事的，所以我们就把工作做在前面，尽量把要集资的项目都编造在方案上，采取了特殊的手段，包括用恶人治村、抓辫子治人（对违反计划生育和搞违章建筑户算账的一种手段，让其屈服）和拔钉子，才让群众在集资表上签了名。不过，你们是权威部门，没有你们盖大印还是不行，要是出现了恶性事件，譬如讲，筹收时死了人，这个责任谁担得起。当然，我们也知道上级对这项工作抓得紧，怕给你们作难，又找县长在方案上签了字。我们是老同志，我还能做坑你的事吗？”

“谷乡长，要筹这么多钱，群众承受得了吗？春节后的那一天，我们一起去天国村十组，很多农户连生产责任制前的生活都不如，你当时看了有何感想？”林民像是问谷乡长，又像是问自己，“当时，我可掉了泪。改革开放已十几年了，不少农民为没有饭吃而担忧，我这个农村工作部的部长还不知道，不清楚，你说，我能不痛心吗？”

“林部长，对这个问题我可不这样看，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富起来，不少人还成为万元户甚至十万元百万元户，就那么几户受穷呢？还不是他们懒，怕吃苦，怕动脑。农民落后，就落后在这些人身上。不过，还是毛主[xi]他老人家说的对，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有几户穷人也不奇怪。政府不是又想出结穷亲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吗？”谷乡长接过林民的话，像是解释，又像是劝告，更像是自慰。

“谷乡长，你还记得二十年前你给我讲的故事吗？”林民见谷乡长对从群众身上筹钱如此入迷，而对困难群众的生活却如此的麻木，便再一次提起了二十年前，“你给我讲，你父亲将你留在月华乡谷圩村，是要你为他的错而做出补偿，那一次你为了让群众每人多分20斤粮食，你将风险置之度外，为重搞方案你对我说的发自肺腑的话……”

“噢，就那些事，我还能忘了？”谷乡长不等林民说完，就接过话题。他想，你林民对我乡的方案不同意就直说，不要转弯子。

“那一次，你给我讲你父亲追求高指标搞浮夸放卫星，造成很多人被饿死，直到临死他对自己这段历史还后悔，我想，要你留谷圩，其真正用心是要你记住他的教训，为谷圩的群众做些事。现在，你是乡长，想问题办事情要想着那里的群众才对。”林民激动地说。

“林部长，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搞浮夸，从主观上讲是未从实际出发造成的，而客观地看，还有天灾人祸的因素在内。”谷乡长听了林部长的话，也很激动，并且认为林部长对达小康的重要性不认识，对农民不了解，对他的困难不理解，心里很不舒服，习惯性地讲起了大道理，“而今天，我们带领群众奔小康，是直接为群众谋利益的，铺路是为了谁，盖学校是为了谁，还不是为群众。解放几十年，改革开放十几年山河依旧，面貌不改就是为群众？这个观点我不赞成。我们加快步伐奔小康是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出发办的实事。我们实际上是借鉴他们自己的做法——农民办大事的精神：一是‘盖房子’敢于冒风险的精神。盖房子，是农村中一家一户头等大事。一般农民盖房子通常是‘口袋装1万块钱却要干2万块钱的事’，宁愿自己加倍劳作、节衣缩食，也要盖幢不落人后的房子。从农民盖房子之举不难看出，这种精神集中概括就是敢冒风险，敢于超越。二是农民‘娶媳妇’中负债决策的精神。‘不管有钱没钱，娶个媳妇过年’，在他们心中，媳妇就是‘活宝’，到家就是摇钱树，可以不断创造财富，欠点债有了人怕什么。三是农民‘过新年’中勇于竞争的精神。农民‘过新年’是很讲究的，能新则新，能齐则齐，你比我过得好，我比你过得还要好，无形中有一种不服穷、不服输、不服气的攀比竞争心理。”

“谷乡长，群众生活为重，是你用真情和胆识教给我的，只要我们想着群众，特别是那些温饱还没解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自然就不会用农民办大事的精神来作为加重他们负担的理由了。”林民听着谷乡长讲话，对他为达小康打农民主意多筹钱到了如此境地深感痛心，对他不从实际出发为加重农民负担找出依据搞诡辩讲出的话，更是感到不可思议。“达小康的指标有十几项，这些都是为民办的好事，即使不搞小康乡镇验收，也应该办。但是，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有一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从实际出发，一天、一年或者你一任乡长将所有的好事都办了，让群众勒紧裤带煎熬甚至让他们不吃饭而办这些事，这怎么成呢？这与“大跃进”时期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什么分别。谷乡长，减轻农民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大政策，我们可不能置中央禁令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用乱集资加重农民负担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创政绩啊。”

“奔小康是向贫困宣战的伟大事业，林部长，二十年前，我要你重新做分配方案，是因为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太贫困，而今天，办一件事只需他们少做一件新衣，少买一瓶酒，少添一二件家具，甚至是少出一次人情礼，是不会饿死人的。林部长，我要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现在，我对我的父亲倒崇拜了，你想，如果没有他老人家当时的决心，胆略，气魄，我们乡政府里会有国务院的锦旗吗？……”谷乡长说着说着，一下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将不该讲的话讲了出来。

“谷乡长，你说奔小康是向贫困宣战，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奔小康既是一经济指标，更是富民的目标，其出发点是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是，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谈达小康，搞小康达标，做出损民的事，那与党中央提出达小康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至于说锦旗，我不想与你争论，不过你的父亲在临死前对他过去的做法的忏悔、愧疚，甚至要你留在月华乡为他赎罪，这些说明了什么，你比我清楚。”林民既没有让步但也留有余地地说。

“不把面子，好，我不求你。你今天当部长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们这个方案可是县长亲自签了字的，你考虑后果吧，不要说我这个老朋友没与你讲。”谷乡长知道，这个方案农工部批准已是不可能了，但又不得不说两句狠话，让自己好下台，“最后，我还要说句大话给你听听，即使这个方案你农工部不批，我们也照样可以实施，我就不相信，县长的签字不如一个部门的章管用。”

谷乡长气鼓鼓地站起来要走，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林部长，你看，”办公室刘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　兴奋地说，“你的文章刊载了。”

林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农村工作通讯》，上面有一篇文章：《群众生活为重——由二十年前重搞分配方案引发的思考》，是自己在春节后结穷亲回来写的，没想到，被办公室人员投了稿。

谷乡长看到文章的题目是他说过的话，也是林民刚才针对他的话，为看个究竟，他便从林民手上拿过来，看着看着，本来站起来准备走的激动情绪变冷静了。他坐下来，认真地看着。林民在文章中首先回忆了二十年前谷伟要他重搞方案的前后经过和谷伟对他讲的话使他受到的教育，写得非常感人，列举的发生在现实中大量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例和地方政府为了加重农民负担搞上有政策，下以对策的做法，让人沉痛，特别是有一段话引起了谷伟的深思：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一刹那，新的意境醍醐灌顶似地激荡着谷伟。他眼前仿佛出现自己自任乡长以来，为了政绩，搞形象工程和达标升级活动不顾农民生活的一幕幕；他似乎又看到为超越客观实际达小康在排着要办的一件件事，测算着一笔笔账，对特殊群众一户户研究着对策；他又好像看到了他父亲，他父亲板着脸对他说：你忘记了过去意味着……

谷乡长又看了看林民，从他脸上发现，他对自己是朴实、真诚又充满期待，谷乡长站起拉着林民的手不无感慨地说：“林部长，感谢你帮我唤回了过去的我，今天，不在你这里吃晚饭了，我也要像你二十年前一样，做一件以群众生活为重的事——连夜重搞方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