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店也都开门,但是卖的都是毛选,公开出版的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鲁迅的小说如《孔已己》、《阿q正传》,还有八个样板戏”,张宝瑞认为,当时大家无书可读,应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过,《少女之心》对作家摩罗而言,更多的是知识普及所带来的欣喜。摩罗的高中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度过的,在小镇上,他很难获得外界的讯息,能读到的书更是有限,接触到的手抄本只有两种,一种是《陈毅诗选》,另一种就是《少女之心》。摩罗至今都认为《少女之心》能够传到小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罗读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内容都删掉了,只抄最直接的性描写,接触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放心,特别小心,尽量不要让老师知道。当时是1978年,已经没有了什么恐惧感。”《少女之心》是摩罗接触到的第一份关于性的知识介绍读物。“当时因为太禁锢了,性方面的知识不能正常地传播,所以,那个作品等于承担了一个介绍性知识的东西。我当时读的版本是抄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读完,也没有想过抄下来,我还是觉得文学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为黄色小说传播的,不过,摩罗认为,《少女之心》谈不上是什么黄色小说,在《少女之心》里面,还写了那种青年人由于对性知识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种不必要的恐慌,而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华跟曼娜一起拥抱后,他们双方都觉得这下子完了,曼娜要怀孕了。摩罗在一次讲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讲起他所读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们穿着衣服拥抱过一次,就以为要怀孕了,很恐惧。后来又仔细地想,少华说我们穿着衣服大概不会怀孕,如果不穿衣服两个人这样抱着、贴着通气那可能要怀孕。所谓的通气,他理解为肚脐眼、双方肚脐眼会通气,后来每一次约会,曼娜就找两张伤湿止痛膏,自己先贴好一张,到了那个约会的地点,给少华贴好一张,然后他们就拥抱在一起,享受这种亲密的愉快。后来他们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们认为现在把肚脐眼封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眼来通气,不会怀孕,不会有承受不了的后果发生。”
《少女之心》导致流氓案频发?
不过,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所读到的版本并没有这样的细节,“当时我读到的版本,没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写,手抄本上并无增删的痕迹”,不过,和摩罗一样,《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读到的第一个色情文本。
实际上,当时的性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周总理曾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摩罗认为,《少女之心》中对性的无知,其实就是现实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就曾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女孩,出生在县城一个干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就认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怀孕的,她就整天处在那种对性的恐惧之中,她心里可能对某个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这个后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个出生在县城干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对性知识的了解却还是这么一个认识。”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j*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传抄《少女之心》,在当时是有风险的,不过是视“情况而定”,有着变通的余地。朱大可有一位女同学看《少女之心》被老师发现,老师问她书从哪里传来的,朱大可当时还很义气地站出来承认,说是他车上捡的。“后来那个老师看我还挺讲义气的,就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究到我的学校,我是侥幸逃过去的,相当幸运。那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相对比1974年管得松。”到了80年代,朱大可开始得到一些《少女之心》的收藏本,“有些人直接给我了,他们的兴趣似乎在减弱,最先读到《少女之心》时紧张传递的情景并没有继续发生。”不过,在当时读过十几个版本《少女之心》的朱大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在当时是一个谜团,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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