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倩应该说是与我最近的同学了。入学时是从一个县里出去的,上学时住在一间宿舍,毕业后又同时回到了一个市。但见面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记得那年阿倩第一次来我家里,抓着我夫人的手连连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吃饭的时候我问,靠,你明白啥了,阿倩说,第一,你二旦当年写了那么多情诗,我读不太懂,现在明白了;第二,你一头扎到这个鬼地方连个泡也不冒,原因我明白了;第三,你现在人丁兴旺,心宽体胖,条件我明白了。这厮还是那么酸,我自言自语道。
那夜,我陪阿倩住我们公司宾馆,抵足而卧,彻夜长谈。他谈起毕业后在那个曾为大辽国都的边城生活,宁静淡然;他谈起同期毕业来的伙伴早已纷纷孔雀东南飞,自己却在那里白手起家扎根落户,随遇而安;他谈起贤惠的妻子乖巧的女儿,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他谈起多年如一日照顾岳父岳母生活直至养老送终,情真意切;他谈起近年来史学界对辽文化的研究挖掘,如数家珍,我感到这厮已经深深爱上那片古老的土地,眼前这位瘦小枯干的阿倩刹那间高大丰满起来。不知怎么搞的,郁达夫的一首诗突然很清晰的浮现在我的脑际,我跳下床,趿上鞋,走到窗前,推开窗扇,但见初秋的夜空,朗月高悬,一片沉静。于是高声吟道:“人到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尤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做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阿倩被我这一闹腾吓了一跳,也翻身坐起,笑着说,靠,我还以为你是让尿憋的呢。
这次灯塔和阿倩来我这里,论喝酒灯塔是高手,k歌阿倩拔头筹。但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同学。主要谈了两个人,一个是刘晓平,另一个是包头老张。
刘晓平英年早逝,给我们这些同学留下的不仅仅是遗憾。晓平是班里应届唯一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同学,师从对我们1982级情有独钟的林方直教授。学成留在系里任教,后来又考进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却在毕业前夕因病去世。晓平曾暗恋过他中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我见过,那是一位大眼睛、白净的脸颊透着一点高原红,梳着两根长辫的女孩,字迹隽秀透着飘逸,很像男生的字体。说来很巧,他的那个女同学与我夫人当年是一所大学外语系同班,并且还是同桌,情同姐妹。记得有一年放假,我和晓平与我的她和他的她还一起见过面,再开学,晓平便喊我“连襟”,搞得其他同学都莫名其妙,只是我俩相视而笑,有点像小时候结伴到邻居园子里偷到了桃子吃,见着其他伙伴便有几分张狂又遮遮掩掩。遗憾的是,毕业以后,他俩并没有走到一起,晓平后来与呼市一个毛纺厂的挡车工结了婚。这次人生的波折与他后来经常在外面喝酒是否有关,经常饮酒与他后来健康的损害是否有关,我不敢妄加猜测。
惜哉,那个脸色黝黑、短髭稀疏,幼时受过外伤的眼睛始终透着睿智目光的晓平,那个斜挎着褪色军挎包、肩膀一高一低的消逝在桃李湖畔暮色中的晓平,那个喜欢讨论问题、喜欢与同学喝酒总是抢着买单的晓平,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我知道灯塔与晓平关系密切,喝着喝着酒我想起一件事,就问灯塔,刘晓平的骨灰存放在哪里呢,他有墓地吗?由于我问的突然,灯塔愣了半天告诉我,刘晓平葬在他的出生地,巴林草原一个寂静的山岗上了。我和阿倩听后沉默良久。灯塔狠歹歹的与我俩分别撞了一下杯,二两多酒一饮而尽。回忆说,我那年去晓平墓祭扫过一次,一包烟、一瓶酒,大哭一场。以后我再也不去了,我不敢看晓平老母亲那满头白发和秋风中站在山岗上瘦削的背影。灯塔这句话直说得我们眼圈湿润。我本来想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去集体祭扫一次晓平墓,听灯塔这么一说,话到嘴边也没敢再说。晚上睡不着觉,还在想,晓平的孩子有多大了?也该到上大学的年龄了吧,应该与同学们商量过问一下,对孩子的成长尽一点力,就是对逝者最好的怀念了。
酒至半酣,我们把话题转向了包头老张。老张是包头本地人,上学时,与灯塔住同一间宿舍,毕业后又同去包头工作。那时,我们茶余饭后争论比较多的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哪个是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常常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老张自然是“挺包派”,其坚持包头比呼市好的原因很直观:包钢建在包头咋没建在呼市?周总理来过包头咋没来呼市?诸如此类。
说到我们可爱的老张,灯塔来了精神,问我,二旦你还记得那次与老张抬杠吗,你扪了老张那句话以后,他再也不吹包头如何如何好了。灯塔这么一说,我隐约记得那次是学校组织去大青山植树,坐的是部队提供的军用卡车,在路上又有同学与老张打起了嘴架,老张字正腔圆地说,都说呼市好,那周总理去过包头咋就没来呼市呢,说罢便像门前一只刚刚斗胜的公鸡,本来有些高挑瘦弱的身材,还要把颀长的脖颈向前伸了伸,这形象使人想起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个“戴着大眼镜”且“高而瘦的”私塾先生,说到得意处便“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我当时没假思索就回了一句:“周总理还上过厕所呢”,全车的同学大笑,老张嘎巴了半天嘴,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这场论战从此休兵。
我借着酒兴向灯塔讲起了我如何“教”老张写诗的故事,灯塔和阿倩听得津津有味。我二旦当年也算得上个“半吊子”校园诗人吧,与现任大连民族学院教授的张国民(笔名蓝冰)、同舍三哥润平(笔名丛音)号称“三叶草”,相互唱和。系里或班里每逢节日出墙报,便自告奋勇写诗“糊墙”,若有幸能吸引系内外学弟学妹在此驻足,心里就格外满足。老张有一天晚自习后突然来访,寒暄几句后,提出要向我学写诗,边说边谦躬的从挎包里掏出一蓝色笔记本,里面用不失隽秀也有些瘦弱的字体写了约十几首现代诗,一股脑儿地拿给我看。其实,我深知老张兄年龄比我大,学识比我高,情感比我细腻,人品也比我厚道,若真的潜下心来写诗肯定比我高出一大筹。当时,只想跟老兄开个玩笑,于是,把诗装腔作势地浏览了一下,然后故作高深地对老张说,你这诗,不行呀,语言缺少张力。老张急不可耐地问为什么,我说,其实这原因不在诗本身,你看,你老张身体太单薄,再说了,你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也太软弱……老张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回自己的宿舍了。第二天,老张买来了哑铃,一有空闲就在宿舍里练将起来,一段时间下来,竟也将那铁东西舞得虎虎生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张来我们三○四舍,绝口不谈诗,而是强烈要求与你比试掰腕子,如果你嘴上不服,他会故意撸起袖子,拍着小臂说,看看,这都是肌肉……
后来听说,一次有外系学生来他所在的宿舍挑衅,老张还把一把水果刀甩在了桌子上。当然,此事流传过程中版本甚多,一说因为对一包头籍的女生的品头论足,与同舍弟兄龃龉,详情待考。据说此事与灯塔有关,考虑再三,我也没好意思当面问起原委。
去年与老张一同参加建校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在郝玉明兄于新城国宾馆安排招待同学的餐桌上,我时隔二十年又给老张兄谈了一把“诗”:我说,老张,上学时你要跟我学写现代诗,现在咱不写现代诗了,改写旧体诗了,要么我教你?老张说,好呀好呀,说着便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上,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我得跟你喝个拜师酒,神情依然是那么谦躬。老张兄的谦虚纵容了我的放肆,我调侃说,老张,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收徒前得有一个心理测试,你必须正面回答我两个问题。老张说尽管来问。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老张你现在有“小蜜”吗?老张看着我笑,欲言又止,王顾左右。我调整了一下表情,补充道,如实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老张看着满桌老同学们热切的目光,好象让大家失望就对不起大家似的,急忙说,有,有。
好,我问第二个问题,“小蜜”有几个?
老张做沉思状,有些吞吞吐吐,就算五个吧。
就算可不行,我正色道,必须当场实验,比如你要给对方发个短信,对方要有“暧昧”的回应才能算。对,必须现在就试,同学们也随声附和的起哄。
那就是三个。
到底几个?我们像审讯。
真的是三个,我没骗人的……老张直搓手。同学们哄笑。
我这次问起灯塔,老张是否真的如此风花雪月,灯塔诡秘一笑,没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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