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华诞，大江南北，比比皆是“颂祖国”歌声和赞美“党的伟大”的横幅标语。小举一例，昨晚，上海电视台播报退休老干部参观“上海改革三十年变迁展”新闻。其中一位，对着浦东陆家嘴成为全国金融贸易区前后照片，无限感叹地说：“嗨！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浦东巨变的今天。我们要感谢党；我们要热爱祖国。”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这是媒体宣传的误导。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浦东风貌确实大变样，但这种大变化来自于无数建筑民工披星戴月地挥洒汗水、任劳任怨地埋头作业换来的。他们在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星光灿烂之后，又默默无闻转战其它城市去了。还有无数天才般的设计精英们，他们与民工吃住在工地，同样没在落成揭幕的建筑群上刻下自己大名便漂流走了。上海城市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离不开无数有着一身“光荣义务”的纳税人。没有全体纳税人的拚命纳税，政府蓝图再宏伟，拿什么来造摩天大楼，提升gdp？还有，没有全体市民积极而又自觉配合，这城市会自动繁荣起来？

如果依照这位老干部金口，所有功劳都归于党;属于党的伟大正确领导。那么那些天天叫着“爱情早晚死在婚房上”的80后；那些生大病拿着医保卡却住不进医院床位的老年人；那些低收入难供孩子上大学的家庭，他们是不是也要感谢党的领导？

显然，将所有功劳都记在党身上，将社会遗留问题扔给群众，让其自行消化，这不是老毛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更何况，三十年前邓公提出改革，那是因为百姓强烈渴望摆脱贫穷落后日子，才向政府提出改革要求，而不是政府考虑到百姓实在贫穷才从然决定改革。若是后者，邓公也不会将改革设置为四个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换言之，如果四条戒律中有一条被放弃，不如不进行改革）。明白这道理，如果我们一定要将城市风貌变迁归于党的领导有方，那么请问，台北于2004年建成101层世界级高楼，台北市民是否要感谢当时执政的民进党领袖陈水扁？

或者，在这位老干部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念头：“感谢党”就是“爱祖国”的坚强表现。“爱祖国”，是当今媒体最为用烂的词语之一。什么样举止行为叫“爱祖国”？再举一例。今晚，听99频道“中国之声”节目新闻，得知，20国集团成员国会议（20国集团的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和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及发达国家韩国和土耳其）在位于美国东海岸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城市举行。会议召开之际，在主会场外，有上千人举行示威游行，高举“停止资本主义制度”的标语牌。这是国际级会议，示威者之为会给美国政府脸上抹黑吗？他们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放弃基本国策，这是不是不爱自己国家的表现呢？

对此，美国政府没大惊小怪，美国人民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没有一家媒体会指责说游行示威者不爱自己祖国。就是说，示威者只是想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和一种信仰追求，这与“爱祖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然，此会议若放在中国召开，有谁抗议就是肇事行为，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破坏国家形象；就是不爱“祖国”的可恶表现。正是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人民对“爱祖国”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不禁要问：是美国人（包括欧洲其它国家）思维太超前了？还是中国人思想太保守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人。法国著名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祖国在危急中》主编布朗基。他一生曾十五次被捕，两次被死刑，在狱中关押三十三年七个月零十四天，软禁两年八个月零十四天，流亡国外或受警察监视六年十个月零二十四天。马克思称他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列宁称他是“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在《祖国在危急中》一书中说：“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他们的意志，就是他们的利益压倒一切（见该书p97）。”“谁敢说个不字，谁就是叛逆者，谁敢于批评，谁就是卖国贼。爱国主义要求沉默和服从（见该书p203）。”布朗基爱国吗？如果他爱国，为何这个国家要让他一生都在监狱里度过？如果他不爱国，为何要坚持创办《祖国在危急中》报纸，一心献身于革命事业？

当思想被禁锢时，“爱祖国”往往只有一种解释：听我的话就是爱国，不听我的话就是不爱国。当意识形态中没有个人可以选择的自由度时，爱祖国就是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爱政府、爱党、爱这个社会的通用符号。爱祖国不可拒绝或回避。故，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爱政府、爱党、爱这个社会，你同样没有拒绝或回避的理由。爱祖国其实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政治。

当海外之风徐徐吹来之时，我们深感，有一种爱国理念我们还很陌生。

2009-9-25夜写

2009-9-26晨前四点收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