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祥，生于1941年，是川南盆周县一介农夫。建国60年了，他从农民的视角讲述了自己从孩提时代，至青年、中年、老年的艰辛经历，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

太平世界

民国39年，到处在传说共[chan*]党打过来了，要“共产共妻”了。身为“袍哥”和保队副（辅助保长的基层干部）的父亲坐立不安。我们是个大家庭，弟兄姐妹多，上辈就没分家，有二十多口人，二十亩地不够种，又租种了几十亩稻田，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家里劳动力不够，雇了十来个“长年”，自己完全要拼命干，我在几岁就学会了“犁耙铲搭”（耕种活计）和“划编玖扎”（手工制作农具）技术。但离乱年间，匪盗横行，“老二”瞄上了咱家，爷爷被绑匪抓去，东挪西借了二十个银元才赎出来；父亲被绑票后再无银两相送，万幸磨断绳索逃了出来。这年的9月下旬，国民党44军从江边开拨，接着是共[chan*]党二野3兵团第10军开进，四川合江宣告解放。

打土匪只用了一年多时间，盘踞在鼓楼山的土匪被肃清，天下太平了。急风暴雨的革命开始了，寓居本地的原四川省督军夏之时、原四川省革委书记李大章的族叔----一个不算富的地主“八佬肥”李茂才先后被枪决，伯父、父亲与他们相邻相熟，为此很惶恐了一阵。所幸土地改革之中，我家被定为中农，父亲任过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但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人缘好，只受到几次“改造教育”；伯父因在城里做过木材生意，被定为资本家，但他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广散钱财，没受到更大的冲击。

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们满腔热忱地投身生产建设。我在解放前念过两年书，解放后继续“半耕半读”，成绩很好，但作为一个好庄稼把式，家里又缺乏劳动力，我自觉中断了当时并不重视的学业。1954年开始办合作社，年幼的我干活拚命，犁地、挑担、插秧、打谷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一年内从6分起破格评到10分。56年办高级合作社，57年办集体伙食堂，日常生活全部进行集体化管理。响应“大跃进”号召，我们大多数壮劳力背着铺盖、扛着红旗，参与修建洪流水库、将军湖水库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水库，第二年又开始“大炼钢铁”，先后到合江的九支区、古蔺的双沙乡挖矿炼铁。解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热血沸腾的革命、改天换地的壮举在我的青春年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革命的折腾

伙食堂在离家两公里的一个山沟。为了办食堂，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上交了，很多树木被砍作燃料，我家一半的房屋被拆下烧了。每天下工后，要走半个多小时去吃饭。开始是三两米的饭盅，后来变成二两五、二两，再后来变为半个红薯、几颗苞米，这样也只坚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在群众强烈反对下，我们（当时隶属）宜宾地区食堂停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地委书记邓自力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食堂又只好重新办起来。

在三年多食堂岁月里，饥饿威胁着每一条生命，人们想方设法寻找充饥之物。芭蕉头、枇杷根成为美味，一切能够入口的树叶、菜叶、野草都吃完了，老鼠、蝗虫、麻雀捕捉殆尽，饿极了的社员争相食用“阴米”白少泥。整个乡村“日无逗鸡之米，夜无耗子之粮”，前几年除不尽的“四害”麻雀、老鼠等几乎饿绝，挖地三尺捉的老鼠不足二两。家里有祖母等5　人被饿死，活着的极度浮肿。饥荒之年我错过了当兵入伍，在那个年代就意味着丧失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基层干部铤而走险，悄悄分了小块地让社员耕种。半年后，全县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允许划定少量自留地并保持30年不变的政策，社员们欢天喜地分到了十平方丈土地，虽然极少，却使家庭基本解除了饥荒，偶尔一年还能吃上半边猪肉（当时规定只能自食一半交售一半）。我也在困难之中娶妻生子，当上了管水员、粮食保管员，作为中农子女这在当时实属不易。

反苏斗私批修的运动不断升级，大家一边对伟大的领袖和光明的中国顶礼膜拜，一边高喊口号要实现共产主义拯救全人类。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也陷入了一片混乱，“革命群众”分成红旗派和红连派相互武斗，在村头发生了激战，打死打伤十多人，想想人命真贱啊，很多人死得太糊涂了。几年时间，乡村先后有50多人被批斗过，我教书的哥哥也被下放劳动十多年。集体生产出工不出力，也没有人关心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农村沿袭的是四犁四耙、青肥腐熟、深耕密植，窝工多，浪费大，一天劳动所值仅0。10元到0。25元，辛辛苦苦一年，家庭收入不到100元。有社员悄悄说“批斗一个人（指刘少奇），害了九亿人”。现在想来，当时的“革命”大都是一种折腾啊。

艰难岁月

七十年代的日子比60年代好不了多少。国家的政策没见什么大改变，家里孩子却接连增加，只好拼命在自留地里忙活。妻子太过劳累了，拖着病体下田担粪抢工分，急病加重撒手去了，留下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就把头栽地里干也难啊。两年后续娶了妻子，又带来两个孩子，仍然是个穷字难得摆脱。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还特别羡慕城里人供应量大，价格还得多。

生产队的人口不断增加，粮食越分越少，还要加上知青一茬茬进来，小伙子们饭量大，大都小偷小摸，庄稼地遭殃，大家就有送瘟神的念头，待到上面来人考察时，大家一连声说好话，几年后知青全都回去了。

76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逝世，社员们感觉天都塌了，仿佛世界末日来临。随之而来的是反思穷苦的根源。四川、安徽是全国最先松动集体经营的地方，泸州的老领导邓自力十多年前就主张生产承包，被称为“邓青天”（主要还指邓小平），这时又积极尝试生产承包制。等到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政策一出，我们生产队推行大包干那个速度之快啊，简直是风雷交急之势，而且立竿见影啊，79年我们的粮食产量全部翻了一两番！“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的说法很快在民间流行。

承包与建房

现在回忆八十年代的粮食增长仍然让人激动无比。土地承包的第二年，粮食产量再次大增，大米终于接上了季，第一次没有用麦糊糊、包谷羹代替主食，第一次用整头猪过年，人连走路都感觉带劲，像整日里都在云里雾里飘悠般兴奋。利用靠近城区的优势，家家户户都种萝卜、南瓜、大葱、扁豆，收入比过去生产队种红薯、玉米提高何止一倍？家庭承包的魔力确实惊人！

更让人兴奋的事件太多：84年，采用袁隆平高产良种，水稻产量又大幅增加。87年，免耕法的使用节省了大量劳力，庄稼汉又一次从土地上得到了解放。一夜之间，家门口的河滩上出现了很多收购河砂、鹅卵石的船舶，农闲时男女老少都从河滩里挖砂石，一次就领到过去一年也挣不到的钞票。村里有很多人到大城市干起了建筑，一些人当起“包工头”。过去属于投机倒把的事情逐渐合法了，脑筋活络的人开始在城乡开店经商。千元户有了，万元户有了，钱再多的就不敢露富了。

有了钱的乡亲，第一冲动是建房。几十年没有修葺过的茅屋残破不堪，急剧增加的人口没有居所，节俭惯了的人们一有点钱就拼命建房。三五年时间，茅屋几乎不见了；又是三五年时间，大多数村民把房屋重修了一遍；很多家庭刚修好瓦房，又迫不及待地拆掉建楼房。整个农村工地持续了这么十多年时间。

要说我们农村人不过问国家大事，那可不对。89年，四处谣言，有人要赶邓小平下台，队里社员都挥拳挽袖，要与那帮坏人拚命。大家只认一个理：是小平同志让大家吃上了饱饭，农民朋友坚决支持他！

蚀本的种植

能够让孩子凭考试成绩读书升学，而不是过去靠干部推荐上学，给了孩子们学习机会。由于几个孩子读书，加上对老屋的简单修整花费，我家在经济发展上明显地落败了。两个孩子当了教师、公务员，三个孩子外出务工了，家里就剩我们老弱病残，“996138部队”（老的小的女的）担起了农村经济主力。

十多年来，一批批乡镇企业办起来，经营状况好过一阵子，又纷纷垮掉；但在乡镇企业、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几乎没有18岁以上的壮年人厮守在家中。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农村却越来越萧条寂寞，很多刚建好的楼房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很快，农产品却不断降价，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医疗费用越来越贵。不知从何时起，农村人发现种田开始亏损，农村劳动完全无法养活自己了，不外出似乎已没有出路。为了孙子的读书问题，为了免缴乡村公路提留、教育费提留和种田税费，　我家动用了修建楼房的两万多元，为两个儿媳妇、孙子购买了城市户口。现在看来，这又是一场当时地方政府的欺诈和掠夺。

当年，一批批人员涌进政府的各种站、所、办，各种提留、统筹收费、农税不断增加，农村穷、农民苦的问题那么扎眼。记得96、97年，我们一家交纳了各种税费2000多元，而当年国家按保护收购价0。65元/斤计算，我的种粮收入不足税费。令我万分不解的是，我们种粮人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却不得不为种粮欠下新的债务。

真正好时代

进入新千年，国家连续下发了6个一号文件，国家给予我们农民太多的好政策。首先是一年年减掉了“三提八统”，这费那费，免掉了千百年来只见增加不见减少的皇粮国税！

几年来，国家实施了大量新农村建设项目，修公路、建水渠、治水土、办基地，为农民送技术、送种子、送苗木，提供农机具、家电购置补贴，全村多数家庭建起沼气池，喝上了地下水，集中修建的中心村还安装了水、电、气、通讯公共设施，变化超过过去几千年。

国家还发放了种粮补贴，对农村中小学实行读书免费，体现对咱农村实心实意的照顾。外出打工的很多人又回到农村来，不少村民办起了企业，一些村民以土地入股办厂分红。

从去年起，我们参加了新农合养老保险，住院看病可以报销，解决了老迈多病之忧。现在，无子女户老人享受了低保，独生子女户老人有了养老补贴，花甲寿辰的国家开始考虑发放农村养老金，关照辛苦一生的老年农民，既是我们的热切心愿，也是国家强盛发达的标志。发自内心地说，我们遇到了千年未遇的好时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