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学历史讲到“鸦片战争”，知道了林则徐和他的“虎门销烟”，记住了一个坏蛋叫琦善。琦善是卖国贼，是他害得林则徐禁烟大业功败垂成，引来英国侵略者兵临南京城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来，看了赵丹先生主演的电影《林则徐》更强化了这种印象。直到一九九七年，在香港回归的电影招待会上欣赏了谢晋先生的《鸦片战争》，方才知道那场战争的爆发始末远非“小葱拌豆腐”那般简单。

后来，随着市面上公开出售研究这方面儿的书籍增多，闲看了十几本儿，于是便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又有了几多新的体会。但不论怎么看待那场发生在一百六十九年前的战争，有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做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炎黄子孙的极大痛楚　——　一个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了。然而，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

与这场战争起因有关的“鸦片”，其实只是后来被唤作“魔鬼植物”的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二十八属，二百五十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些地方竟几乎全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四千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三千四百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儿。至少在公元前二一六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一五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三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竟也经常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有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

像这样儿繁亢的列举看着都累，何况写乎？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绝不是什么近代的“新鲜产物”。十七世纪的近代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曾颂鸦片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英国医学大师后来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但历史上的文字记录是贫乏的，可至少可以考证出，早在公元前一三九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后来，“三国”时的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也就是公元六六七年，有了中国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产于阿拉伯的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九七三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释义为“蒴果”。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大约在一六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就曾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十八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时间到了十七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腐败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十八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最初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成为大清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大清国用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还有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等商品。鸦片，也跻身于这众多的商品之中。

商品贸易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到中国，清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本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就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儿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儿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便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给定的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所导致的“贸易逆差”，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诸国外商，更垂涎于中国内地更为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同样儿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清国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也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一七二九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一百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却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二百余箱。到一七六七年增加到一千箱，到一七九0年便达四千箱。这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很是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竟然一直到一七九六年还在征收！

在这儿不得不说的一个苦涩故事是，一七九三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率七百余人的庞大“马戛尔尼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对此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马戛尔尼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而马戛尔尼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马戛尔尼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一八一六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行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儿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其它商品的贸易被堵住了，而“进口鸦片”却导致国库银两剧减。于是在一七九九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儿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儿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一八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一八三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儿。他们与外国　――　主要是英国　――　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有史料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直接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曾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那么，“鸦片贸易”为何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就在于市场需求的巨大！据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曾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一八三一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烟鬼”成群。慈禧皇太后的弟弟、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是在极力主张禁烟的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官员、军人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一七九0年代每年进口约四千箱鸦片，禁烟令以后一八一0年代达四千四百九十四箱；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扩展到九千七百零八箱；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五年增加到一万八千八百三十五箱；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九年竟高达三万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每年贿赂钦州官员两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清国输入鸦片达三亿英镑以上。　

其实，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仅仅只是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一八三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儿！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直至一八六八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一九一四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　——　“巴拉高利”，直到二十世纪的一九二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一八八五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美国饮料可口可乐，直至一九0三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这也是可口可乐饮料喝了就“忘不了”的最原始由来。　

但是，这一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的许多有识之士早在一七八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阿诺德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斯当东勋爵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　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一比五，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更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义律本人竟然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七千万两下降到不足一千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一、将香港让与英国；二、赔款六百万元　——　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三、英中官员平等相待；四、限于一八四一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一八四一年八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后来被女王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似乎是与林则徐被道光帝充军发配到新疆伊犁扯平了。

说“鸦片”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这话儿原本是不错的。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绝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民族脊梁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后来的范文澜先生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个人能量而言，实在是回天无力！

林则徐于一八三九年五月十八日收缴鸦片完毕，六月三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号保护。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他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在虎门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和一位美国传教士到场观看。那个美国商人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当时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直到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这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最初由来。

当时，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八月十五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则徐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九月五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的信件之一是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是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则徐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林则徐答复仍是“置之不理”。一八三九年九月五日下午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这场小范围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亦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中英双方僵持数月，问题却没有积极的解决，这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十三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九月五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十二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一八四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但是，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并没有中断，义律提出了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方案。不过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僵持至一八四0年五月，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四十八艘，大炮五百四十门，军队两万五千人。英军反向封锁珠江口。五月九日夜，林则徐派火舟十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办艇十一只；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率舰四十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七月十二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皇帝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南下。八月道光委任琦善为钦差，九月二十八日免林则徐、邓廷桢职，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十四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报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决心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的。于是，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皇帝以最紧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调湘、川、黔诸省兵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琦善复照义律，警告英国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七日英舰二十只、兵员一千五百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二十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谓为“一片呓语”。二十六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二月十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一月二十七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义律立即于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进攻虎门；二十七日进攻乌涌。至三月三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三月五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十八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二十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四月十八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二十三日，又谕革职留任。

一八四一年四月十四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二十一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二十二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二十四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二十七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五月三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二十九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要苛刻得多的多。《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一八四三年七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十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任何人都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发生和失败的全部。如果非要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寻找出一点儿安慰的话，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腐败的官员做配合，英国鸦片商人根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