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定风波）序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之凡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此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芳千古。　苏轼一生以诗为伴，以词为侣；以诗为魂，以词为魄，写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豪迈，写尽了“月有阴晴圆缺”之情种，令人高山仰止，让人荡气回肠。究其本源，何至于此，吾辈不能不说这皆与他生平坎坷之步履有关，我们不妨窥视一番：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汉族。史书记载身苏轼长苏轼八尺三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乾通六年，赠太师。是苏洵的长子，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是苏苏轼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这皆是“苏老英雄”一辈子之宦海沉浮与“笔走龙蛇”。

由于其凸汩之一生，他的诗词每每藏有世事炎凉。

但一代文豪之风采乃无人比拟，好似大树参天绿荫后人。他的为官为民之举仍光照今日。我们也不妨愉阅一次：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余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时值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土族人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出现了多次的创作之丰。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之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感悟，还立志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逝，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轼一生积极人仕，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并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寺，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之佛老思想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写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作者无奈的心照，尽管一再被贬仍不失高雅，心境趋于平和。假如苏轼之仕途都是“一马平川”，　那么他还会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吗？！他岂能有“大江东去”的感悟吗？！不然，甚或是摒弃仕途，过上隐居之生活，可以象陶渊明一样实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足哉。政治的风雨也罢，自然界的风雨也罢，说到底仍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就看人的选择。

不是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