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年味是越来越淡了，像那种泡了很多遍的绿茶一般索然无味，昔日中话盛世之年景已经悄悄尘封在历史中了，只能慨叹世风日下，年将不年。惟有一些原始而又偏远的小山村，在年关将至时还可听得几声隐约的炮仗声，才让人觉得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年”到了。也让人想起鲁迅笔下在毕毕剥剥的炮仗声中来临的绍兴年景，不胜向往。然而这终究只是空想了，况也无亲眼目睹及亲身感受绍兴之年，只当是一种无聊时的谈资，绍兴的年景怕也衰落了罢。小时侯家里虽贫寒，但这年过得还是有声有色，该置办的年货则必置办，该贴的窗花对联也一定得贴，腊八喝粥，腊月十三送灶神，除夕接祖先（已故）回家过年，一切都过得有模有样，毕竟“年”一年只有一次嘛。

过年最快乐的莫过于小孩。那时家境拮据，四季所穿的衣服都是父母穿过的旧衣服经母亲裁裁剪剪作成的，当然提不上时髦与漂亮，用母亲的话说，“能遮体保暖就行了”。过年了，无论贫富，父母都会给孩子们，扯些华丽的布料，做一身美丽的新衣服，再配上新纳的布鞋，走出门去，趾高气扬的，在同伴中相互比较着，谁的母亲手巧，做的更好。然而不论好坏，总之是新衣服，一阵叽喳之后又去疯玩，春节确实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另外的惊喜则来之于父亲，小时侯我们村都很困难，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剩余劳力外出打工，家里只留下妻儿老小。年关将近，非常想念父亲，时常约上其他的同伴一起到村头去等，尽管寒冬的风刺骨般无情。我上三年级那年，父亲回家已是大年三十了，他给我买了新的胶制皮鞋和吸墨水的钢笔，幸福的那一夜穿着鞋子手里捏着钢笔睡觉。

孩子们来说，最感兴趣的事，则莫过于放炮了。然而我却是最怕炮仗的，一是自己不敢放炮，二是不愿别人放炮，倒也不是怕震破耳膜，反正就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就像在大路上遇着一条狗，明知道它不会咬你，但还是有些吓怕，远远饶着走开。炮仗放得精彩的，却也让人看着挺羡慕。你看他旱烟头一点导火索，手臂一挥，一条完美的弧线将炮抛上高空，然后在下坠过程中炸开花。这样炮声传得远，人也安全。放得不妙的，炮仗没有抛出就已经在手里炸开花的，那放炮的可就遭殃了，手炸烂了，挂点彩，可以说是“碎碎平安”了。于是便发誓再不放炮，又一年关来临是，还是手痒痒，忘了去年的伤疼，跃跃欲试，一句话，图个乐嘛！

除夕夜一般是要闹个通宵的，大人们围着炕桌谈论着一年的收成，小孩子则另起一席，相互猜着谜语，悄悄地讨论着那些不为大人们所知的考试成绩，时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似乎那是一年积攒下来的，在此刻突然爆发。孩子们的笑当然是真诚的，也是放肆的笑，因为过年的时候没人会说你笑过了度，或者乐过了头的。在此期间，一切无罪。小时侯，这一夜还有一项特殊的活动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每年父辈们都会在我们堂弟兄八人中间选出三名学习最好的，奖励笔记本一本，铅笔十支，那是一笔多么可观的财富啊，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可我总是无缘“三强”，三弟、五弟、六弟分别夺得此奖，而我第四的则什么都没有。记得当时特别委屈，一个人躲到厢房偷偷地抹眼泪，母亲看见了，便鼓励我好好努力，争取明年拿到。后来都长大了，那个奖项自然也就被废弃了，而我终于还是没能被“授予”那荣誉奖品。

夜的未眠不会让人觉得有任何困倦，一大早，便拿了香火赶往村头的三圣母庙，为什么用“赶”字呢？因为人们都希望能烧一柱头香，这样似乎在来年交“头香运”，出入平安，家运顺昌。所以头香还是得争，路还得赶。赶到了，却发现别人早已在那里了，也不懊恼，相视一笑，依旧虔诚地烧香磕头。接下来的便是拜年了，这是比较盛大的一项仪式或程序。我们家族历史比较悠久，派系也比较多，拜年的队伍是浩浩荡荡，这中间有家族中掌事的老者，也有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娃。长者对此是义务性的，而孩子们却是极其自愿的，因为拜年总会得很多的小礼包，包括糖果、点心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稀罕吃食，当然还可捡拾一些未被点燃的小礼花炮，拿回家去，拨弄一番再去放响。拜年的习俗延续了多少年，最后还是被取消了，只在直系亲属那里拜年，远的就不必去了，程序少了，快乐也就随之减少了。

长大后，家乡发展变化很快，但年味却是越来越淡，回家过年的人逐年减少，以往人们谈论谁家的亲人没有回家过年，现在却讨论的是谁回家过年了。村子里一下子寂寞了许多，人们都不喜欢出门了，守着电视机看晚会，以前红火的社火队现在是一年年走向没落渐至于无。总的来说，中国年在日益衰落。守旧的，有良知的，奔走相告，或可留一村一镇之风俗，但毕竟大江东去，无力回天；普通人，熟视无睹，春节将近，一个电话：“妈，今年春节公司事忙不能回家！”“爸，厂里有事，过年就不回家了”，便将父母千里思儿之心拒之门外。

但愿中国年能再次兴盛起来，不要让这篇文章成为它最后的薄奠。当然，失望中还是有一定期望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