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走！走到楼上去》中写道：“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易卜生的《娜拉》结束在女主人公勇敢的出走，在出走前对她的丈夫说道：“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处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　易卜生将这部剧结束在这里，好像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炮声一响，故事却戛然而止。

硬生生中断的故事给了人们谈论发挥的余地。鲁迅相信娜拉大约只有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而张爱玲则在其《走！走到楼上去》直接调看了一把“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　“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鲁迅的推测与张爱玲近于刻薄的调侃也许是对世事更为透彻的理解，但却对易卜生不甚公平。文学所承载的内容往往比一般的艺术形式要多很多，因而变得边界模糊。有人写学术论文写得近于美文如顾随、朱光潜，有人写小说写得近于哲学著作如昆德拉，有人写哲学著作写成了诗歌如尼采，这样模糊的边界往往让人对文字的评判标准产生偏差甚而误解。

在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我更愿意将文学著作看得更纯粹，纯粹到只不过是以一种优美的方式表达人类生而无可避免的喜怒哀乐，如李白之“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至于别的文字，报道归报道，论文归论文，写得流畅的就多读一些，写得艰深的就弃之案头，反正读书原没什么强行规定的任务。

从我的角度，鲁迅，张爱玲无疑是批评过界了，以一种近乎学者严谨的理性态度去审视这部文学作品，无疑是过于苛责了。就好比李白的诗全用理性的态度去求索，终不免大煞风景了。

易卜生的这部剧倒是让我想到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讲一条在城里养尊处优的狗如何在淘金大潮里在荒野的刺激与训练中慢慢的找到了它近于狼的本性，以至最后面对着月亮发出清亮的狼嚎。看这本小说时大约还是初中，却已经被其间的神采深深吸引，年幼的我多么希望有个机会受到命运的召唤而发现自己真实的价值，而不是在城市里受着世俗的熏陶而渐渐迷失。

直到现在，读三毛的书，还是会对其浪迹天涯的生活心向往之。这种出走并不是形式上的远走他方，而是一种心灵与世界很自然的契合，这种出走的能力代表着世俗的羁绊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拥有着这样勇气的人有能力战胜人生的诸多不确定性，战胜命运的无常。这种超越很多时候只能见诸文字，而难付诸于行动的。苏东坡之灵透以至写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其终究难摆脱官场世俗的。可见出走之难，也难怪鲁迅，张爱玲会发此等话语。

不过出走之难也原非不可行，当然这里所指的“出走”已是一种广义的出走，即精神对世俗的超脱或者挑战。前人诸多成功案例自是不可胜数，有时候时代也会赋予人们这种勇气与意志。改革开放伊始，思想的大冲击就带给了当时的大学生类似的冲动，最终在89年云集于天安门广场，书写了一段早已被废诸史册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时代赋予了他们勇气与思想，却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智慧与能力，精神的挑战最终被世俗击碎。这个结果似乎又印证了鲁迅的判断。

只是当商品经济将更多的世俗文化带进了当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随着张爱玲描述的那种“走上楼去”的精神的时候，当曾经的冲动被更多世俗的甚至媚俗的被动所取代的时候。我不禁厌恶起鲁迅与张爱玲的聪明来，这样的近于精明的聪明也许还不如娜拉勇敢的出走，不如荒野上一匹野狼向天的嘶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