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父亲走了十几里路来到城里。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他身后，我们一直不说话，我们都穿着母亲做的布鞋，上面粘满了泥。

走到东大街中段，向北拐进一个很窄的下坡路的巷子，父亲说，这是文化街，原先叫金轮十字。父亲还说，我过去在三中上学的时候，每天下午吃过饭就跑到长满荒草的城墙上去转。我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是个国民党的翻译，政治老师腰里别了盒子枪。可我一直没有回应他，他也就没有再说了。

我懒得搭理父亲，是因为那天他带我去师范学校报名，而我根本就不想上！我对他说，我要上一中，我要考大学。我求过他，可他一直在默默地吃烟，不说一句话。以我当时的成绩，上一中没有问题，三年后上大学也没有问题。可师范学校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而我根本就没有报它，这就是命运。

那是一段阴郁的日子，上师范的头一学期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一直想着要离开，课程根本学不进去。暖洋洋的冬日，我和同学爬到宿舍楼的楼顶，在一股新鲜的沥青味中极目东望，故乡的影子在初冬的薄雾里依稀可辨，那时候我很想家。我经常想是怎么来到这所学校的，就想起了令我讨厌的父亲，想起了和这所学校一墙之隔的文化街。文化街只剩下窄窄的一条逢，两边是鱼鳞一样青瓦的屋顶。吃过中午饭，我和同学去转街，每次都要去文化街，去街口那个旧书摊淘几本书。我在回望我的来路，也在想我今后要走的路。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书摊的主人叫孔昭简，一个长寿的山东老人，活到94岁高龄，前几年才去世。那时候，孔老汉就已经很老了，眼珠昏黄，牙齿尽脱，清矍的脸只剩一张松垮的皮，上面满布老人斑；那时候，孔老汉的耳朵就已经很背了，你要大声报上书名，重复好几次，他才能把你要的那本书找到；那时候，孔老汉鼻梁上架副老花镜，一边卖书一边看书。遇见有人买书，他会拿了算盘跟人算计，精确到每一分；那时候，孔老汉的老伴还在，顶多有60岁，不似他那样老朽。老伴给他端来一碗米饭，上面有软绿的白菜，还有煎得焦黄的几片豆腐；那时候，孔老汉的书摊上有一架浓阴的葡萄，斑斑点点的阳光在发黄的书叶上忧郁地舞蹈；那时候，孔老汉的门前有一棵高大的中国槐，老远就能看见它墨绿的树冠迎风婆娑……

孔昭简老人的家应该是文化街1号吧，可门牌上却写着“东大街167号附1号”。现在才知道，孔老汉住的不是自己的房，是租住的房管局的房，那个相当气派的四合院的厦房。那么，房管局的房又是从哪来的呢？小户人家能在这样繁华的地段起这样一座豪华的建筑吗？不得而知了，这里面一定有隐秘的故事了。如今人去房空，葡萄架没了，旧书摊没了，中国槐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几年时间就长得很粗壮的臭椿树。树下是一个卖小零碎的地摊，一个常年在这支了铁锅炒板栗的两口子。男人姓王，他炒的板栗很面，很甜，很香。依然从树下的高台跳下，仿佛还是年轻时的脚步，却再也不见滋养了我寂寞青春的那些发黄的旧书。

一直相信，人的历史是一个圆周。时间上的从生到死，空间上的从来到去，物质上的从无到有再到无，每个人都在自己生命的圆弧上一刻不停地奔走。多少年后，我调到城里教书，学校离文化街很近，我又和文化街不期而遇地相逢。我拉着刚会走路的儿子上街，我像当年父亲告诉我那样对儿子说，这是文化街。儿子记住了，每次领他经过时，他总说，这是爸爸的街。我的名字和“文化”两字的声韵完全相同，只是声调不同。从乡下到城里，又回到乡下，再返回城里，我终于做了第一代城里人，但比起文化街那些老住户，我还很不正宗。那就让我们家从我儿子起做个正宗的城里人吧！

在古城的所有街道中，我最熟悉的莫过于文化街了。岁月无情，铅华洗尽，文化街如今成了很世俗的一条街。我熟悉它的每一家店面，一律的青瓦木楼，焦黄的门板，苍老中隐着藏不住的热闹；我熟悉它的每一样小吃，便宜又实惠：热面皮，洋芋蒸饭，清油煎的锅贴，一种叫做“天鹅蛋”的油糕；我熟悉它的每一缕晨曦，朝阳的金光洒在西侧青黑的屋顶上，早点铺升起淡蓝色的炊烟，像被天空抓起的发辫；我熟悉它的每一朵晚霞，西天坠落的太阳无限留恋地渐渐隐身于怪兽站立的屋脊，文化街的天空因没有高楼的切割而显得壮美辽阔；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常客，卖肉的小苏，卖豆腐的老张，卖菜的阿姨姓赵，开诊所的大夫姓王，每次花几块钱，却能药到病除；我熟悉它的每一种声音，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回做蛋糕的河南人问一个串街卖百货的女人买老鼠药，那女人说，你们不知道啊，现在国家不准卖老鼠药，要建设和谐社会。下岗的这么多，想不过一喝那玩意儿，球了！

能从忙碌紧张的工作抽身而出，那是一种境界，一种意识，一种风度。我把上街当成一种休闲。买几样青绿的小菜，一片白嫩的豆腐，回家就跳锅边舞。做个幸福快乐的小男人，远离名利的纷争——岁月静好！经常在文化街遇见我师范时的老师。我的班主任姓汪，那个寡言的人，每次我招呼他，他不说话，只是很灿烂地朝我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使劲点头，匆忙的脚步一刻也不肯停留。我的美术老师姓方，每次都和我亲切地握手，我的手总是冰凉，老师的手总是火一样地发烫。也经常遇见我师范毕业后教的第一批学生，一个姓张的小伙子，他如今在附小教书，孩子也上小学了。还有一个卖机器面的姓古的小伙子，每次都热情地招呼我买他的面，秤杆高高翘起，给我的价钱总比别人少一毛。

没课的早晨，我会约了同事去文化街80号吃梆梆面。那家的生意特别好，面汤是骨头熬的，来这吃面的人很多，门面上经常人满为患。我们就走进后院，那个坍去一壁的古老四合院。正房是两层的木楼，有一块“元吉在上”的木匾，有木楼梯通向上面的两家人。院子里总共住了六户，都是房管局的房，据说主人姓曹，现在早没了后人。从那石条勒起的长方形中，依稀可辨当年檐雨滴答的天井。天井中锈迹斑斑的岁月在我探询的目光中一片片苏醒、震落，石条上仿佛踩过青衣女子的小脚，木楼里仿佛传来少年公子忧郁的洞箫。

院子里多了两座临时搭建的厨房，红砖白墙石棉瓦，有些不伦不类，和老屋的古朴厚重极不协调。坍去的一面用旧砖垒起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棵枇杷树，刚刚开始结枇杷，有些瘦弱，不似归有光家的那棵亭亭如盖、高大壮硕。花园旁边摆了一张圆桌，我们就在那上面吃面。慢悠悠地吃着宽而薄软的梆梆面，“滋滋滋”的把又酸又辣又香的面汤喝得点滴不剩。点燃一只香烟，猛吸一口，然后仰起头，细数屋顶的青瓦，看瓦上跳跃的麻雀和坚持的瓦松，看屋后那棵晨风中摇曳的核桃树，猜想树后那一方神秘而遥远的天空。为何把面端到屋里吃呢？尔等大概不会享受此种散淡闲适的生活。

来文化街80号吃面经常会遇见熟人。那天，我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同学小安，欢笑、寒暄、亲切地握手。小安如今是政协委员，是研究服饰文化的专家。那天他先我吃过梆梆面，然后去对过的王大夫那看病——他感冒上火，右侧额头隆起一个紫色的大包。见到小安，让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一段往事，这事和文化街有关。

文化街的左侧街口原是一家国营甜食店，后来被改造成了书店，如今被波浪形的白墙圈起，不知要起什么样式的高楼。那年春节，黄昏时我进城玩，在街上遇见了小安。小安说，我们去跳舞。我说，好！我们到了汉中路的“八一”舞厅。他胡蹦了一阵就想走，而我却和一个姑娘跳得兴味正浓。姑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西安上大学。姑娘告诉我她在甜食店工作，一个人在店里值班，没事就跑出来跳舞。那些年的跳舞，相当于现在年轻人去网吧上网，去酒吧发呆一样的时髦。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让我不敢正视，我至今也记不清她的面容。我那时没有对象，姑娘可能对我有意思了，我很激动！她邀我去甜食店里坐坐，我壮着胆子去了，我让小安在门外等我。

甜食店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前面是门面，后面是操作间。姑娘的值班室在一间码满了面粉的库房里，有一张木板床，有一盆碳火，床上还有一本书。姑娘拨旺了碳火，很大方地请我在碳火旁的小凳上坐下，还和我亲昵地握了手。我的心“砰砰”乱跳，说话都开始结巴了，我不停地咽唾沫。我至今都记不得姑娘说了些什么，因为羞涩我把脸转向别处。我看见了灰扑扑的水泥地面，昏黄的灯光，房梁上摇摇欲坠的白絮，还有“吱吱吱”追着叫的老鼠。我在想，姑娘一个人值班肯定很孤独，很害怕吧。正想着的时候，小安在门外开始使劲摇自行车的铃铛，还不住地催我，老林，你走不走？我只好跟他走，我在城里没处可去，晚上要住他的宿舍。

多少年来，我一直惦记那个甜食店的姑娘，也一直在抱怨小安的没有眼水。他坏了我的好事，以至于我慌里慌张地走出甜食店，也没有和姑娘打个招呼。后来去过几次，始终没有见着。莫非那是一场梦？

尘世间，人和人，物和物，人和物的相逢都是要讲究缘分的。命中注定我和那个甜食店的姑娘没有缘分，却命中注定我永远也走不出一条老街的顾盼流连。甜食店拆了，孔昭简死了，那连成片的老房子被切割，被改造。总有一天，古老的文化街会变得面目全非了。而老街上的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却永远刻画在我的生命中，如烙印一样久久难以磨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