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纪实散文】

1977年春，公社缺一个代课老师，我从下乡知青中被荣幸地选中，被派到苏家大队村小任教。

苏家村小坐落在崇山峻岭中间，因为四面环山，走不到跟前，是不会知道这儿有一所小学的。沿着山里的羊肠小道，翻过一座大山，走了约20里路，先过一道梁桥，——据说是前清时期就建造的，桥上有房子，供过往的行人歇息和避雨。过了桥，再拐个弯，一处山清水秀的小村落便出现在眼前。在高大的树木和大片的竹林掩隐之下，有几幢农舍，其中那个高大的吊脚楼四合院，就是苏家村小。远远望去，那东西两跨的吊脚楼，就像两尊威严的狮子，凝重而不阴森。

四合院其实是过去地主的房产，靠南的一面宽敞明亮，属于学校，东西两面是吊脚楼的部分，因为采光好，也归学校，北面和四合院内的东面是农民的房子，吊脚楼下面便是农民的猪圈和牛圈。操场自然就是四合院中间的那块坝子，大约五、六十平方米，而且是与农民共用的。这样的教学环境，上课时，课堂上往往会传来农家妇女锅碗瓢盆的悦耳之声。

加上新来的我，学校一共四个老师，一个公办教师，两个民办教师和一个代课教师。四个老师，教五个班级。因为我年轻，就教了个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个教两里两个班级同时上课，一块黑板用粉笔把中间一分为二。我以前的博客《那所一块黑板教两个班级的学校》，就是写的苏家村小。——我教的两个年级是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

两个月教学下来，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样的教学氛围之中，我爱上了我们这所土家吊脚楼学校。

苏家大队（那时不叫村）的民风极其纯朴，现在回忆，农民的纯朴，就像山涧里流出的泉水，明亮甘甜。

那时候，只要下雨，我们几个老师都要送学生回家，因为远的学校，大人们都要走一个小时，其间还要多次涉水过河。尤其冬天，学生们到家的时候，天都全黑了。护送学生的日子，我们每到一个生产队，家长和村里好客的农民，都争先恐后地请我们，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如招待贵客一样。那个年月，因为贫穷，我常常于心不忍，不忍心接受这样的招待。每次，坐在土家火铺上，吃饭时，家长把腊肉拈给我，——我的学生是不被允许上桌吃饭的，他们往往是端着碗一边吃。我便下火铺寻了学生，把肉回拈给他们。而这样的反复推劝和谦让，最后一定是家长点头了，学生才肯接受。

第二天，我们还在睡梦中，家长已经起床，为我们做好了早餐。早餐后，农民们上山忙活，我带着孩子们下山往学校。由于我们的坚持，苏家村小当年的就学率是全公社最高的，96%。

现在想来，即便是文革后期，国家对于义务教育，对于全民教育同样抓得很紧。我们周末去公社完小开会，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入学率和失学率。——试想，没有30年前的基础教育作基础，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哪来今天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

最难忘那次送二队的学生。还在路上，史勇就要求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到他家住。——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家困难，所以一次也不曾去过。在史勇的再三要求下，我答应了。

史勇是我三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还有个哥哥在五年级，成绩也是最好。兄弟俩在学校回回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母亲因病去世得早，而祖父也是一直咳咳吐吐，一年四季医药不断，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承担。如果不是因为成绩好，再加上我们几个老师作工作，而且还免了弟兄俩的学费和书费（书费是我用工资替他缴的），否则，两个孩子早已经辍学。

我在火铺上坐定，父亲一脸欢欣，寒暄不几句，他说失陪了，有事出去会儿就回来。我以为他忙，也没在意。过一会儿，他从后门回来时，我透过窗户，看见汉子手里明明是端着一碗白米。我恍然大悟，他是去给我借米去了。我后悔不该满足孩子的自尊，来他们家做客，而此时又不好声张。

晚饭时候，饭端了上来，自然是香喷喷白花花的米饭，两道时蔬小菜。父亲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说家里腊肉早吃光了，因为去年根本就没有养猪。我的两个学生都端着碗在外面吃。我感觉不到我碗里白米饭的香美，在深深地自我歉疚中，把饭吃了一半。土家族的规矩，不等客人碗里吃完，就得添饭。学生家长正要给我添饭，我一个箭步穿到厨房，准备自己添些杂粮饭。——土家鼎罐饭，往往是米饭在下面，杂粮饭在上面，刚才我的米饭，主人是从底下剜起来的，更多的是玉米土豆之类的杂粮在上面。没等主人追过来，我已经揭开了鼎罐盖，一股奇异的清香，我舀了一勺，“要不得，怎么能让老师吃竹米呢！”主人执意要抢下我的碗，当然，最后是我赢了。

转过厨房，才看见，我的两个学生，吃的都是竹米饭。——竹米，就是山里的一种竹子，临死前结出来了果子，可以充饥，味涩。多吃，会中毒。就是那年，苏家二队的另一户人家，因为吃竹米，全家中毒而亡。

我艰难地把竹米饭咽了下去，倒不是因为它的苦涩，而是因为我看着我的学生，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把米饭让给老师而自己躲在屋外吃竹米。我为我学生的不幸，难过之极。

——二十多年后，听说，我的学生，那个叫史勇（化名）的，已经是老家那个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了。我感到一丝慰藉，因为那餐难忘的竹米饭。

苏家村小，虽然我在那儿呆了不到两年，但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永远的。那么深刻，因为它见证了我们国家在文革后期，极其困难时期的乡村教育和义务教育，我也为自己曾经的教师生涯而自豪和骄傲。几十年过去了，细想此生作过的所有工作，唯教育是最有意义的。有时候，我常想，与当教师相比较，包括我后来的什么科长、厂长、书记和经理等等，都不过行尸走肉而已。因为教育工作，她高度的利他性，决定了她的高尚，无与伦比。

大妹前不久来看我，邀我老了以后回家乡做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告诉她：“去苏家村办学校！”

——那个处在大山深处的苏家村小，那青翠掩隐中的土家吊脚楼，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和古朴的土家民风，难道仅仅是我渴望回归的某种念想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