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小说，光讲故事是不够的》（载吉林《短篇小说》1990年第二期）的文学评论中，笔下曾强调指出：

“因中国文字的奇巧、绝妙，故变化万千的人为组合，就会造就形形色色的情绪与意境。这是作家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将文字心领神会地加以理解、领悟，和巧夺天工地加以排列，组合，虽然并非绝对地意味着必然产生优秀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优秀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无论其立意、风格、形式、技巧和意蕴怎样，其对于文字的深思熟虑地“把玩”，当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然，笔下也并不认为它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构成因素。

事实上，“作家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他对语言的精通。他心中的文字出现得越多，思想便越丰富。他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征服令一个灵魂（指读者——笔者按。下同。）深处　的城堡，并且充分地让自己的内心过程进行到底。于是，我们便得出结论说，在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中，表达是多于直觉的。”（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204页）。

关于“直觉”——在这里笔者更加倾向于使用“艺术直觉”一词——无疑是导致一个作家创作出好作品的原始动因和根本依据之一。

但我们知道，倘若没有“表达”——同样的，在此，笔者也更加倾向于使用“艺术表达”一词，则再美好的艺术构思，终于不过是艺术构思而已。

所以，笔者完全赞同德索所说的“在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中，表达是多于直觉的。”这一精辟的客观论述。

而“表达”，就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而言，唯一的工具别无选择的工具就是文字。也只能是文字。

因而，把玩文字就责无旁贷地成了作家的基本功之一，而且勘称最首要的基本功之一了。

把玩不独体现在所谓遣词造句上。对文字的字形、字音、含意和各种语法与语句的结构及其功能……等的深思熟虑，举一反三及至触类旁通，当是把玩文字的最深一层的内涵。

的确，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和武器。而且，何尝又不可以被认为是思想的有效载体（广告形式）呢？——对于作家而言，优秀地、创造性地使用文字工具，杰出地将这工具别具匠心地营建为充分表情答意的特殊载体，这实在是一种至上的艺术修养。

诚如德索所言：“是文字唤醒了”我们心灵深处万紫千红的“处于休眠状态”的“图画”——可见文字功夫（考量与使用，鉴赏与甄别，借鉴与创新，文字组合开拓与发展）……的。确非同小可。同时，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以文字为工具的作家们绝不轻视，更不可怠慢的。

在《门外文谈》（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p53页）中，鲁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弄了几千年古文，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

这不啻是对“凡是能写的人”的一种警示和启迪。

的确，“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的质疑，一语道出了成为文学家的艰苦卓绝。而这艰苦卓绝设若追根寻源，结蒂处免不了终于是“把玩文字”的苦涩和深奥。这是由不得任何人加以怀疑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假如你不具备小说家的艺术感受力，甚或不具备结构故事的天才和相当程度的叙事能力，那么，你把玩文字的功夫再强，再深，恐怕也写不出好小说来！　——由此看来，搞写作，最重要的当是相当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构思才华。”

——这种见解，我当然并不会反对。

但问题在于：比比皆是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构思才华”皆具且佳的文学青年们，往往最忽视的正是“把玩文字”；而但凡真正把玩文字的，却又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具备一定程度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构思才华的——这种准规格的悖论，也许能说明一定说明问题。

说实话，此类情形并非鲜见：名家汇聚，命题作文，果然就有高下优劣之分——为什么？这就是各自把玩文字的功夫、水准所必然导致的了。

而同一题材的同一故事，由不同层次的作家来写，大约高手确实就要写得好一些；反之则不然——依旧是把玩文字的功夫在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委实用不着高谈阔论。

是以　真正具备了小说家才能和写作天赋的朋友们，将把玩文字，列为基本功的训练项目之一，至少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怎样把玩文字呢？

试举一列：

鲁迅先生的《秋月》一文，开篇便是：“我的窗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

为什么鲁迅先生不开门见山、简洁地说：“我的窗外有两株枣树”呢？

——这，就是“把玩文字”。

月光书屋文稿　随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