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两起杀人案特别引人注目，司法机关对案件当事人的处理也颇为引人瞩目。

第一个案件是邓玉娇杀人案，开庭审理结果是判邓玉娇有罪，免于处罚。对邓玉娇这个案子大家很熟悉了，新闻报刊、网络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对审判结果的反应我觉得世人声音就弱了一些。可能大家都觉得对邓玉娇免于处罚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然而我觉得判邓玉娇有罪其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司法机关对邓玉娇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其判罚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实在值得我们追问。案件情况很明显，邓玉娇是无罪的，试想一个弱女子，在三个恶人强势的侵犯下，若不是奋力反抗，只能是任人欺凌，惨遭蹂躏，谁能为她讨还公道，司法机关能行吗？当前社会上类似血淋淋的现实难道还不够多吗？这一过程中谁是在犯罪还用再说吗？对犯罪分子难道要手软心慈吗？因而邓玉娇刺死犯罪分子完全是正当的防卫，怎么能有罪呢？看了司法机关对邓玉娇案的判法，还是一种和稀泥的做法，不判邓玉娇有罪，他们心有不甘，但是若对邓玉娇处罚，又怕民心不答应，激起民愤众怒，于是来了个有罪免于处罚的不清不白的判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官员们是否对此事件宣判的社会后果加以考虑，今后弱小的老百姓遇到类似侵害事件该如何面对？难道今后都要放弃反抗任其欺凌，免得伤了恶人的性命？如若这样犯罪分子岂不更加有恃无恐，更加猖狂？

因而我认为邓玉娇不仅无罪，而且应该成为社会的典范，才能竖起社会的正气，换回社会的良心。

此案还有一处疑点媒体没有加以关注：对那名被刺伤未死的官员，是否已经官复原职仍在任用？是否开除公职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另一个案件就是平顶山市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夏某被逼强*勒死少女案，据报道：8名犯罪分子为达到勒索夏某1000万元的目的，威胁夏与王发生性关系、又威胁其用绳索勒住该女颈部，整个过程被拍成照片作为勒索的手段。犯罪分子手段之残忍，做法之鄙劣令人发指，非处以极刑不足于平民愤。

此案令人想不通的是，同为受害人的夏某在被绑架过程中参与了强*、杀人，警方却没有对夏某采取任何措施，至今未被纳入犯罪嫌疑人范围进行查处。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在这一案件中，夏某是否属于犯罪？

7月24日《东方早报》刊登了江西检察官杨某的文章《人质被迫奸杀是否该负罪责》，文称“从我国《刑法》来看，对于共同犯罪，按照犯罪分子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夏某是否属于胁从犯呢？答案是否定的。胁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但应当注意的是，胁从犯虽然是在暴力威胁下参加了犯罪，但他被胁迫参加犯罪时，并非完全丧失意志自由，而是具有不完全自愿的、尚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在身体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则失去了与胁迫者的犯意联络，不具有与胁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者只不过是胁迫者利用的工具，因而不构成犯罪。”

文中杨某逻辑混乱，不知所云地为犯罪分子夏某开脱，试问当时夏某虽然受到暴力强制威胁，就失去意志自由了吗？他在动手犯罪的时候难道就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吗？不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在侵犯别人的权利、生命吗？很明显，其答案是否定的，夏某完全可以不参与犯罪行为。从个人道德来讲，即使不服从暴力的威胁会死，人也不应参与犯罪行为，否则革命战争年代，哪来那么多英勇革命烈士，他们不都会成为无耻的叛徒，历史的罪人了吗？

杨某文中其实也指出了强*、杀人行为就是犯罪，看看这句“如果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在身体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则失去了与胁迫者的犯意联络，不具有与胁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者只不过是胁迫者利用的工具，因而不构成犯罪。”前边说道某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最后怎么就变成“不构成犯罪”呢？

很明显，对这两起杀人案件，当事人虽然都是受到暴力威胁，都是杀了人，但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邓玉娇杀的是犯罪分子，因而是无罪的；夏某杀的是无辜的受害人，其罪责是难免的。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世人的心也都是明堂的，谁无罪谁有罪，老百姓哪有看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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