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纪实散文系列】

上世纪60年至62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在老家，百姓习惯叫它灾荒年。

四岁那年，也就是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开始有了记忆，但这些记忆一直很模糊，都是多年后由外婆和母亲补充，模糊的儿时记忆才成为清晰的故事。

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共产主义，是不准任何人自己开伙的，全体吃大食堂。一日，我吃光了自己的饭，还是饥肠辘辘，看看外婆还没有吃完，一把抢过外婆的饭碗，说“外婆吃不完，我帮你吃！”——这个四岁孩子的笑话，一直笑到我当爸爸为止。

为了充饥，又不敢自家开伙，即便有野菜还找不到煮的地方。于是野果，自然成了最好的补充。武陵山盛产红籽，书名叫红棘，满身是刺，其果实豌豆大小，秋天成熟，大红，远看像一树艳丽的红花。接果实的时候，满树都是。灾荒年，不待成熟，人们就开始打红籽吃了。红籽要熟透，一般得等到冬季。如果被冰雪打过的红籽，原来的酸涩就很少了，会变得甜甜的。因为红籽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往往到次年春天，还能找到红籽。尤其冬季，红籽便是生长在武陵山区的飞禽走兽的重要食物之一。

本来，红籽还可以参合一些玉米面做成饼子吃的，但灾荒年，能吃到红籽就算运气了，哪来的玉米做饼子！

红籽，外表好看，可里头全是黑色的细粒的籽儿，那黑粒籽儿，特硬，人和动物的胃一般都消化不了。吃进去的时候怎样，拉出来的时候还是那样。不用讲，红籽吃多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大便干结。毗邻的一个叫张鹏的小伙伴，解不出大便，痛得哭，他母亲把肥皂削尖了，往孩子肛门里导，几乎花了半天时间，直到把肛门弄出血，才勉强解出来。孩子哭着，弓着身子，翘起屁股，母亲也一边掉着眼泪，一边鼓励着。而我，好奇地一直在旁边看。晚上回家，问母亲，张鹏今天怎么了？妈妈回答，“红籽吃多了！”

1961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早，而饥饿更让我们感觉饥寒交迫的凌厉。一场风雪过后，外婆带着我和另一个小朋友上山采红籽。由于天冷，我们还随身带了烘笼（竹编的取暖火炉，可随身带）。四岁的孩子，加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到了山上，只能待在边上烤火。外婆到灌木丛里摘红籽，也不知去了多久，突然，同行的比我大一岁的伙伴高叫，“婆婆，火——火——！”外婆回头，看到浓烟滚滚，扔下红籽就冲过来，我几乎已经变成个小火人，情急之下，她迅速地脱掉我的棉衣棉裤，然后紧紧地把我搂进怀里。

许多年后，妈妈告诉我，那天外婆回家，脸都吓得煞白，一边自责还一边流泪。那被火烧的瞬间，虽然我那时还不醒人事，但至今仍有印象。记忆中，最明白的是，当时自己一点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当然，更不知道害怕。外婆说，那天风大，是大风把烘笼里的火星吹到我棉衣上烧起来的，如果那天没有那个比我大的小伙伴，如果外婆摘红籽再走远一点，我肯定就葬身火海了。懵懂的我，居然危险降临都不知道喊。

灾荒年，我们家毕竟是最幸运的，因为当时我们吃的是机关食堂，比农村的稍好。老家的农村，往往是一个村子饿死大半。父亲当时是区委书记，他告诉我，许多村子，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力气埋葬自己的亲人了，只好在房前屋后刨一个土坑，草草掩埋。父亲下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路倒”，就是行走着的活人，由于饥饿，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那时，用一幢房子换一个生鸡蛋或者一餐饱饭，是常有的事。人们吃光了野菜，吃自己亲人的尸体。还有不少人，吃白糕泥（一种白色的带粘性的土）。这样饿和吃的结果，就是导致一种叫黄肿病的怪病，遭此病的人，最后会全身浮肿，不治而死。灾荒年，老家许多人都是死于黄肿病。

灾荒年，官方把它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离我们今天已经非常遥远。严格地说，那是既有天灾，又有人祸的年代，是一个民族政治幼稚时代付出的惨痛代价，是我中华民族建国以后的最最黑暗和最最痛苦。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回忆它，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应该正视那个年代的真实，我们更应该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

几十年来，我每次看到红籽，都会顺手摘几颗，放进嘴里，嚼会儿，然后吞下，不管它多酸多涩。尤其看到那如火一样鲜艳的红，我会走过去，静静地欣赏，红籽树并不美，然而她的颜色，那么红艳，却特美。

去年在川西某公园，看到一颗红籽树，被那红色吸引，就把它照了下来，放入我电脑的收藏夹。每次打开，少不了留意片刻，感觉，自己珍藏了一段儿时的心酸往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