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读《书屋》。其中一篇文章谈及舒芜，读来颇令人心惊。舒芜家学渊源，天资聪颖，虽不是正宗科班出身，其文字却也清新俊朗。然而，其为人却为很多人不齿。文革期间著名的文字狱“胡风案”正是由于其告密而引发的，以致文革后绿原、何满子直接公开著文叱其卖友求荣。除了舒芜，冯友兰、林庚等一个个曾经让我仰止的名字也随着这次阅读走下了神坛。

在某种程度上真应该感谢文革，这次运动的伟大之处就是比以往任何重大事件更能充分验证文人的可怜与可悲。气节——这个被历代文人们视为生命内核的东西，在为生存而营苟挣扎的境况下，遥远而奢侈。历史上，是非面前秉承气节的文人似乎不少，但放到浩瀚的文人海洋里，不过是沧海一粟。傅山曾经无比痛心地感慨，明清鼎革之际，在崇祯十年山西中进士的十九人中“养廉耻者，两人而已”。然而，这个比例要是放到文革期间，绝对是高的令人羡慕。以多数战胜少数的真理不知道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是大非面前，无行才是文人的本质，有行只是另类。

其实没必要对文人有过高要求。就个体生命而言，文人与流氓无赖没什么两样。虽然较之流氓无赖，他们在精神上养分充足些，但既然是人，就必然有保全自己以及亲人生存的渴望。告密、诬陷等等，为生存不择手段，在流氓无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而在比常人更懂廉耻礼仪的文人们的眼中，无比可耻。可怜和可悲的是，深以为耻却不得不为之。更为可怜可悲的是，即便舒芜是主观情愿的去告密，却仍然不过是预先设定好阴谋中的一个棋子，充其量不过是个帮凶。

在君主时代，面对是非的考量，不能慷慨赴死犹可遁入山林。而文革中文人的可怜可悲之处，是你想安静却不让你安静，想自由却不自由，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只能是幻想加妄想。这里插句题外话，当下的社会期望甚至祈求文人们能够安静治学，也为他们创造了相对自由和安静的空间，而很多人却偏偏不愿意安静。不知道，文革里的那些想安静而不能安静的文人们活在当下会做何感想。

可怜可悲还在于其政治上的幼稚。文人在学术上成就越高，在政治上就越幼稚。老杜总结的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绝对不会存在政治上成熟、学术上成就的文人。除非是伪文人，如建国后的郭沫若和周扬，再如当前的几位文化明星。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是颇有些历史沿革的，远的可以追溯到被历代文人尊为圣人的老孔。“内圣外王”，多么天真的想法，他一直幼稚的幻想把个人修身的理想嫁接到治国安邦上。在我看来，老孔最幸运的不是能在乱世善终，而是没有看到自己苦心建构和毕生追求的理想体系被后世的明帝暗王们用作巧取豪夺的遮羞布，而且一用就是几千年。

再谈离我们近点的。如老舍，我个人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最具语言天赋的文学家。读老舍的文字，最深的感受是他对生活的达观和幽默。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文革中居然会选择以自沉的方式离开自己曾经无限热爱的世界。再如熊十力，现代佛学、哲学大家。有次，王元化有次登门求教恰逢熊十力正在沐浴。熊十力直接呼其进门，一边洗澡一边大谈《唯识论》，丝毫不以为异。就是这样一位潇洒豁达如魏晋名士的人，最后竟然会精神失常。

我一直在想，造成他们个人悲剧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天真的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运用对政治的态度上。哎，怎一个幼稚了得！在一个由个人崇拜而引发的疯狂运动中，在一个要推翻一切包括外在、精神秩序的混乱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在一种盲从而狂热的大众心理中，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发出异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谈及老舍和熊十力时我用了“居然”、“竟然”这两个词，这是在表明我对文革是多么的恐惧，我甚至不敢假设如果是我处在那样的时代到底会变成什么丑态。因而，我可以原谅也可以理解文人在那个特定时代里的任何行为。

疯狂、混乱、盲从固然造成了无数个人悲剧，然而，更可怕的是对民众思想的禁锢和异化，对自由民主精神的摧残，这才是内伤。正是这个内伤一度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完全弥合这个精神上伤口，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更多的时间。更为吊诡的是，精神伤口的最佳治疗方式恰恰就是曾经的革命对象——蕴含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文化，而直接执行者偏偏就是这些文化的传承人也是革命者最想打倒的阶层——文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