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发生在江苏泰州，8月9日中午12时不到，一位的姐应客人要求在路边停车，此路段可能设有不准停车标志。的姐随意停车放客属违章行为，被交警当场罚款100元，记二分。的姐不服，一直纠缠。此时已到中午警察下班时间，该交警与另一交警交班后便走人。的姐见交班时没将她的驾驶证交出，而是随身带走，心急之下，拦在他的私家车前。交警见走不掉，一时情绪失控，用车前引擎盖顶着的姐一路狂开。行驶一公里，被路人拦下。车停时，的姐当即摔倒在地。事发后，这名姓王的交警被同事接走，后据说被纪委“带走”。而的姐，因伤住院治疗，护工由交警部门请来。

对此事，媒体这样认为，的姐过错在先。这样不依不饶缠着交警，要求撒消或减轻处罚，其行为不该。但交警也有过错，不能因为的姐有错在先而采取伤人且危及对方生命的粗暴野蛮手段来对付。

我认为，媒体解释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现象上。在事件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一、的姐可能觉得这活儿不太好干，每天份子钱交得多，再遇上交警罚款，可能白干一天不说，还要搭上记二分处理。于是，她想不通，心理也承受不了，非要拦在已下班想回家吃饭的交警车子前，讨个说法。

二、如果说的姐份儿指标数高，活儿难干，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交警也是因工作压力大而一时情绪失控。交警是受过严格岗位培训而穿上制服上岗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情感失控。现在，这位交警情感失控了，只能说他的工作压力不亚于的姐。交警的工作压力应该只有一个，即：罚款指标数。

众所周知，交警部门对交警罚款指标的下达，这是不足为怪的规则，正如古人所说：“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课：考核意思。）虽然没有一个交警部门会公开承认这点，但交通违章罚款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创收来源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这样说，在全国大中小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公开交警部门一年违章罚款收入是多少。这笔钱地方政府如何使用，永远是个保密工作。既然不透明，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认为，交通违章罚款上交越多，地方政府对交警部门奖励也就越重。也因为罚款收入不公开，交警部门提出的“罚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口号不能让所有被罚的驾驶员信服。

三、的姐之所以要这样纠缠交警，是想通过自己“纠缠”达到减轻或免去罚款处理。她知道，交警在罚款处理上具有可变性，也就是情感的波动性。交警也是人，心情好时可能会以教育为主；心情不好时，横竖就是不放一码。你的姐越是不配合，我就越是要罚你。说“可变性”，假如的姐与交警是隔壁邻居，或的姐的亲戚在交警部门工作，这罚单绝对撒了，就是罚也是象征性罚一点。一碗水不端平，有路没路，罚款数不一样，这是交警部门腐败的表现。现在问题是：的姐没有好运，没好运的人大凡都是通过抵抗坏运来争取好运。对天天开车在外的的姐而言，奢望不高，每天不被交警罚款就是好运。

四、随着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城市道路建设是否及时跟上；还有，交警部门的路标设置是否人性化、科学化？作为常年行驶在大街上的出租车驾驶员有权质疑，交警部门是否存在只图自己管理方便而不顾路面实际通行情况，无人性化、无科学化地设置禁令标志呢？拿笔者来说，曾有两次违章记录：明明可以调头的地方却设置一个不可理喻的“禁止调头”标志。被罚四百元后，写信投诉。现在这两条路拆去标志已有好几年了，不是从没见该地段有交通事故报道吗？当城市建设在日新月异变化，汽车产业在迅猛崛起时，交通部门如果还在拿原来的眼光来制定路规，就一定会显出不合理地方。如此，那么以上车顶人现象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驾驶员与交警之间的理解在矛盾中不被沟通。

最后，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这是事实，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被世界人文大潮人为地隔离开来。我们与世界公民生活究竟有多少距离，这问题不能摆在桌面上公开讨论（一讨论就是对现实社会不满表现）。《读书》最新一期（第八期）上有篇董炳月写的《革命酒吧》。文章说：东京有许多酒吧，有许多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者泡在其中，边喝酒或咖啡，边发泄着，在这东京是一个很正常现象。在中国，没有这样的酒吧存在。所有的人，都必须扮演好人角色：比如好驾驶员；好交警。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一直处于压抑状态，那么一旦到了极限时就会总爆发。就象弹簧压到低时，反弹的力量是相当惊人的。这就解释一个现象：现在的人为何会变得越来越浮躁、冲动？为何会这么容易失去情感控制？两个字：压力。

文章就此搁笔，不知各位同意我的观点否？

2009-8-1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