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长到十七岁，只知道我有一个比母亲长七八岁的幺舅，从没听母亲说过我还有一个大舅。突然听说还有一个与母亲一奶同胞的大舅，而且是在凯里监狱当工人。这不得不让我感到奇怪！这么多年来，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问及母亲，她悲泪难禁，让我有些不忍。可我还是从母亲零碎的回忆中，开始了解大舅。

二

那是一个细雨纷纷，云雾缭绕的初春时节，一切都显得那样地萧索。一天，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到安顺两百多米元的北街“杀猪巷”我二姨妈家，说是幺舅带信来讲，与他们离别近三十年的大舅，第二天就要坐火车到安顺了。我在去安顺的路上就非常疑惑地询问母亲：“这个大舅是亲的吗？”母亲点着头，泪眼朦胧地说：“是的。一直以来，我们不敢透露，怕影响一家人的生活，影响你们读书。在婆婆家，富农的成份,加上大舅的问题，让幺舅一大家子人（幺舅共有八个子女）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大舅妈就是因为大舅，被强行跪过瓷瓦钳、火麻，还被五花大绑地吊起来烤问，还被“人家”吐口痰淋得满脸满身脏兮兮的。哪怕生病了，“人家”都不放过，都说他是装的。人家千方百计都要逼她说出大舅的去向。大舅往哪点逃，实际上大舅妈真的不晓得。她实在受不了，最后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了。她死了，那些人还放不过公公、婆婆，没有把我们当人看。一听到吹哨子开会，一家人，个个心头就先抖等到。人家吐口水在脸上都只能悄悄地抹掉，埋起脑壳走开。好多泪水都是往心头流的。我小时候读书成绩好，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个个学期当班长。就是因为大舅，人家顶得凶，说我是“反革命”的家属，连读书的资格都没得。后来，我当不成班长不说，就连书都得不到了。为了读书，我哭了好多次，公公婆婆总是流着泪叹气，说些话安慰我。我不晓得大舅究竟是啥子人，好多人一提到他就恨得咬牙切齿的。但在我的记忆里，大舅不是哪样子坏人。大舅很高，也很瘦，一副马脸，鼻子挺挺的，单眼皮，一双不大的鹞子眼，薄薄的耳朵立挺挺的。对公公婆婆，对我们几姊妹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我一直不相信大舅是哪样坏人。听公公、婆婆说，他五岁就读私塾，人很聪明，读书认真得很。因为太小，两只脚蹬不到地，公公找了块周周正正的石头给他垫脚。因为成绩好，一直读到普定中学。听说初中没毕业，就去考安顺的职业学校。考取以来，家里供不起，还是公公们几弟兄商量好后，由几家凑钱来供。后来大舅在职中读得半场不落的，和他的同学在外面走东串西的，公公婆婆都不晓得他做哪样。赶后又回来，不晓得咋搞的，考到老家坪东乡（补郎）当乡长。当得年把，又不知为哪样被抓去坐牢，在兴义监狱。大表舅方建飞和他从小玩得好，感情深，他当乡长的时候，那个当坪东乡国民小学校长。大表舅在安顺读过书，有个同学在兴义当官，大表舅通过那个同学的关系，在那边找了一份工作，为大舅送了三年的牢饭。刑满释放后，他先加入地下党的同学探听到他的消息，就找到他，做他的思想工作，介绍他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按历史记载应为“云南省罗盘区指挥所”）。后来在安顺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谈恋爱，晚上他们成双成对地经过大十字时，被去我二姨妈家做客的大舅妈撞上，把他泼了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快要解放了。

普定解放后，他听到新政府招考教员，他就去考，不晓得为哪样，没有考上。他又回到老家补郎农仓岩脚。一天晚上，补郎街上有人带信来请他去帮写契子（田地文约），讲得有名有姓的。他信以为真，就兴冲冲的去了。这一去，他从此就成了反革命。我读书的时候，每当那些半大娃娃指着我骂我是小反革命的时候，我只是低着头，阴悄悄地走开，不敢回一句嘴，生怕会遭来更大的祸害。

有一天晚上，大舅悄悄从后门回到家，我们听到响声醒来。公公婆婆打着手势，不准家中任何人讲话。半夜三更的，婆婆用鸡蛋烫饭给大舅吃。我有点嘴馋地站在煤灶边，还没有煤灶高的我，只见大舅咬着牙，忍着泪，拈了半个鸡蛋给我吃后，轻声轻气地对我说：‘幺妹，大哥要出远门了，以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读书！’我有些似懂非懂地点头，轻轻在哼着答应他。他又将半个鸡蛋拈给他的姑娘、你喊的莲姐吃了，并对她说‘幺莲，爸爸要出远门，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奶奶的话嗬！’然后，他说着端起饭，调过脸去，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和公公婆婆、大舅妈不知悄悄地交待了啥，就匆匆离开了。公公、婆波、大姨妈、二姨妈、大舅妈、幺舅、莲姐和我，屏声静气地送大舅出了门。大舅一步三回头地硬着心肠走了。我们站在门边，望着大舅走远。好像大舅走了好长时间，我们还站着。也好像他咋走都走不出我们的眼睛似的。那时虽然是春天（据普定县历史大事纪载，这天应为公历1950年4月27日），可我的印象中，不管哪样，好像都死气沉沉的。一阵风吹过来，一家人像是约好了似的，都打了个寒颤。这时候，公公扬了扬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家。就这样，大家才极不情愿地返回，摸上床睡觉。

母亲说，自那以后，她与大舅，就一直没有见面了。听说大舅们在补郎打火线（公历1950年4月26日李名山5000余名匪众围攻驻军）的那天，大姨妈听说大舅被打死了，大姨妈尽管挺着个大肚的，还强撑着跑起去在死人堆里（毙匪280人）一个一个地翻看，查找。翻来翻去没见大舅，才心事重重地回家。一路上豺狼虎豹，远远地阴风飕飕的叫，叫得她头发根根都立起来。

大舅离家后，开始那几年没有哪样音讯。公公婆婆还以为他死了，逢清明月半，还给他烧纸。直到1955年才听说他被抓了，（听说）他被抓的时候，杀人权收归了中央，才免一死。要是早一点，连命都没有了。

母亲还说，听公公讲，大舅被抓的之前，在他所任教的学校办公室，慌忙中写了封非常简短的信，夹在一本书中，请人寄出。信上说，要家里想办法给他寄“一圆钱”。信纸上画了一幅钱币图，钱币外用笔圈了又圈。公公苦思冥想，才契解这里头的谜：公公给婆婆解释说，这信的意思林概是说，家族中寄予厚望的一大圆梦本钱已落网。信上还说，需要寄一尺白布，一尺青布。言下之意是说，希望家里人从此以后，不要再为他担惊受怕，可以清清白白地过日子了。大舅要不是担心他的信被检查，他也不会这么写。因为他信上没有地址，无处可寄东西。一辈子勤磨苦奔的公公，收到信，想明白这封信的意思后，几天几夜，在伤心与苦闷的难眠之中深深地叹息。身负父辈厚望的大舅，就这样开始了他二三十年失去自由的人生。

那时，大舅的去向，按理说，与他无论如何亲的人，都不会人家里人晓得。只不过内己人了解他的一些社会关系，能猜到三五层的可能。据说，二姨爹多少晓得些道道。1954年冬，二姨爹到居委会透露有关大舅去向的消息，还被公安部门传讯过。公公怕他再讲出大漏洞来，等二姨爹到补郎龙昌村白岩脚寨做客时，公公这辈的四弟兄，四大家人都把他当贵客招待，殷勤地邀买他。生怕他一句话便断送大舅的一条命。为此，公公还许下买一头小猪给他喂的愿。后来没有钱，没兑现，他和二姨妈吵架时还用大舅去向的事来威胁。公公怀疑大舅被抓与二姨爹有关。但据杨大中二舅说，那只是有些迹象令人怀疑，没有依据。因为大舅被抓之前不久，公公还是将他的承诺兑现给了二姨爹。大中二舅说，二姨爹主要是不成器，又爱赌，又爱做倒二事（嫖）。要不，对人也好。

大中二舅说，二姨爹买过一支钢笔送给他过。那时一支钢笔要卖一石多谷子才能买得到，可见这礼物很重。

大舅落网后，先是关在宁谷三监狱，公公去看他时，是走路去的，到了二姨爹家，一进门，看见二姨爹就说：‘来你家找个歇处一下（话语里透着责怪与埋怨，隐含着对大舅浓浓的父爱之情）！。大舅在宁谷几个月后，又转到凯里监狱去了。幺舅那时在安顺第四建筑公司做木工（当时允许农民外出做副业），多少有点条件，大舅在宁谷时他去看过，到凯里他也去看过。对于大舅的事，好多都是听幺舅讲的。”

听了母亲絮絮叨叨的话，我觉得我从未见面的大舅，　是那样的神秘！中学未毕业，就去读职中的大舅，后来到了那里？为什么与家里失去联系很长时间？后来为啥又当上国民党的坪东乡乡长呢？为什么当了乡长，时间不长又被送进了监狱呢？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他具体从事什么活动呢？既然他从小那样好学，为什么新政府初建时，招考教员他又考不上呢？1949年11月普定就解放了，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与共[chan*]党作对呢？后来他又如何逃了那么多年，又如何被抓的呢？一连串的疑问，让我大舅这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烙下了些传奇的色彩。

三

两个姨妈、母亲、幺舅、莲姐，五大家子的代表，加上与大舅从小合得来的四外公家的二儿子杨大中二舅，十几个人，挤在我二姨妈家，围绕我大舅摆了一晚上，等了一晚上。在安顺的表姐潘经兰知道又有一个亲舅，很高兴，提议去接的时候带上一束花。

七点到站的火车，一帮亲人，六点就出发，到那儿等了半个多小时火车才到。在火车未到前，两个姨妈、两个舅，你说了我说，争着再次介绍大舅的模样，以便到时候让大家注意。然而，直到出站口冷清下来，谁也没有发现他们所描绘像大舅模样的身影。

于是，大家在候车室溜了一趟，没有找到要找的大舅，大家商量了一通，说是先回去，等天亮了，再来看看。走出火车站，发现还有我表姐的男朋友任永平没有一起出来。于是车身回去，挨一点二地搜寻。结果任永平与我的大舅坐在一起！我们找到任永平时，幺舅惊奇地发现了大舅。幺舅的眼睛一亮，突然站住，目光落在两个头带毛帽的黑影身上。看得出，记忆中的大舅，一个又一个的镜头，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着。那两个一身黑装的老人，各抱着一个包，怕人抢了似的。其中，一个细眉细眼的瘦高个老头，眼中充满着对亲人的渴望。那个瘦高的老头注意到幺舅看他的目光，皱了一下眉，疑疑惑惑地搓着手站起来。两人互相打亮着，移动着步子。接着就热泪盈眶的快步走向对方，两双手颤抖着越握越紧！“你、你就是大哥！是杨大德？”老头也很激动地说：“老俊，真的是你！”老俊是我幺舅杨大治的乳名。大德大舅与大治幺舅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着对方。之后，二三十年示谋面的关兄弟抱头痛哭！“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呀！大哥呀！你真是九死一生啊，过到今天不容易啊！”看到这一情境，大人们紧紧围靠着大舅，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哭作一堆。

拿着束塑料花的表姐潘经兰，原想当大舅出现的时候，快步朝着上去，献上一束花，迎来一片惊喜，创造一片欢欣，庆祝亲人相聚，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然而，此情此景，不仅让表姐发呆了，而且还让我们这些小辈也被感染得泪眼婆娑的抽泣起来。还是大中二舅首先发话说，大哥来了，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回来了，有哪样都可以慢慢地摆，慢慢地谈。不管哪个，都收住眼泪，往回走。于是，大家静下来。大舅示意地看着大中二舅悄声问道“这是哪个？”幺舅说：“杨大中嘛，你不记得了？”大舅忙跑上前拉着大中二舅的手说：“几十年啦，真的变了，加上我眼睛不好，模糊了，实在不应该哦！”二舅说：“要不是老俊认出你，我看到也可能认不出你了！几十年啦，我们都上年纪了！”

面对岁月的感慨与辛酸，大人们都成了泪人。而我，在这种环境气氛的感染下，也禁不住泪眼盈盈。幺舅一一地为大舅介绍了他未曾谋面的亲人。当介绍到表姐潘经兰时，大舅说他走（被捕）的时候，表姐还没见面，如今都二三十岁了。表姐喊了声大舅，并介绍说她二十八九岁，刚结婚不久。当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喊了声大舅，他抚摸着我的头，不禁叹道：“唉，我从家头走的时候，你妈妈还没有煤灶高，一走三十来年了，你都成大小伙啦！”他的话语里，充满着对流水般岁月的万端感慨。听说我正在读高中，他高兴地从他的上衣荷包中抽出那唯一的钢笔递给我说：“都读高中呐！不错，拿着，好好努力。”未了，大舅才想起和他一起来的同事，给大家作的介绍。大人们教我们这些晚辈啊叫陪同大舅的那人伯伯，并很热情地与人家打着招乎，说着感谢的话。二十八年过去了，已记不清那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只记得他说他陪大舅找到亲人后，也要回一趟他的老家，他在安顺歇了一宿就走了。

天色渐渐放亮。我们一路走来，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家家都争着要接大舅去在一段时间。大舅说，这他得安排一下，因为他只请了一个月的假，只能一家在几天。大家都说他应该多请些假，回来到每家多在些日子。大舅说，现在自由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可是，长辈们似乎对他的话反应迟缓，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于是我想，也许他们担心大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受过那么多的磨难，年过花甲，身体又那么单精瘦弱，怕来了一回就难保第二回了。大舅似乎看出了大人们的心思，说：”你们放心，我讲以后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别看我这样瘦，我没有哪样病，身体好着呢！我既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能有今天，我会好好地珍惜自己，争取以后多来走走。”大人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惊奇地觉得大舅的反应怎么会那样的机敏！居然能这样快地洞察到大家的心思。旋即，大人们相视而笑，喜悦的氛围油然而生。

那时，二姨妈虽在安顺城，但没有工作。二姨爹在安顺第四建筑公司病退后，一个月二十多块钱的生活费，又从早到晚地离不开酒。表姐在安顺蜡染厂，刚参加工作，一个月也就三十多块钱。表姐的姑表兄，也就是她的男朋友，长期在她家吃住，靠做些泥水工生活。我的二姨妈在火车站仓库搞搬运，每天要搬运上万斤的货物，一个月能挣八九十块钱。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我二姨妈。二姨妈还要省吃俭用地为表姐将来成家有所准备。大舅的到来，平时省吃俭用的她，鸡呀、鱼呀的做来吃。大舅知道后对二姨妈说：“珍妹（二妻妈乳名），你不要每天都这样，能吃饱就行！你这样我反而心痛不安。听到你每天做那样重、那样累的活，不容易啊！你不要太拼命了，五十岁的人啦，这样下去，怕年纪大了，一身不得安宁呢！”二姨妈笑道：“大哥呀，不要这样讲，几十年了，才见到你，我是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你吃呀，我们几姊妹，从小到大，哪怕成家了，一直都很苦，苦于生活困难，没有去看你一眼，心中有愧得狠。你来了，我们再咋也要表示一下心意，这你就不要操心啦。”

四

接下来，大舅到安顺城南衔图书路找到当年救过他的刘阿訇的女儿刘满娘。进门，询问，确认，惊喜，相拥，痛哭，接下来一起回忆当年的不易。大舅说，刘满娘那时虽然才投十岁，就当了儿童团长，常常很机灵地为大舅的安全打掩护。大舅说他的同学、刘满娘的哥哥刘庭栋，因为被土匪袭击牺牲，葬在烈士墓。他逃难时，半夜三更，悄悄到那坟上，痛哭了一场！他说他恨自己为什么那样糊涂，留下那么一段土匪生涯！他说要是那天他要是能想到是李名山家设的圈套，不去补郎，下到河边，连夜跑到安顺找这位姓刘的同学，通过这位同学，给共[chan*]党反映李名山家逼人为匪的事，那该多好！可惜那时想不过来。这人生的路，错了难转啊！大中二舅听了大舅的感叹后说，这就是命吧，命是不由人的。不过，能有今天，就算不错了。

从刘满娘家出来后，你家接去，我家接来的，大舅开始在众亲戚一家、一家地轮流转动。他到了幺舅家后，拿了些点心，挨一点二地看望了与公公是弟兄的三位老人。每看望一位老人，他几乎都说：“我一去这么多年，连爹妈归天我都没能来看一眼，今天来能看到你们几个老人还这样双全、健在，我很高兴，不管成不成敬意，你们都要收下，收下我这份心意！”大舅还到公公婆婆的坟上哭祭了一场，诉说他迷雾般的一生，叹息着他身不由己，不能膝前尽孝，愧对父母之心。

幺舅问大舅，是不是去大舅妈的坟上看看？大舅说，要不是她，他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去看哪样？幺舅说，大舅走后，他妻子徐三妹，经常被民兵五花大绑地拷问，强行跪火麻、瓷瓦钳等，无论如何要叫她交待大舅的去向。可她确实不知。为此受尽折磨。后来，农会的罗绍光看上了大舅妈，大舅妈也想找个靠山。罗绍光不知怎样黑得个金戒指，悄悄拿给大舅妈。幺舅偷看到大舅妈在自己的屋里试戴过，而且看到戴上金戒指的她，脸上像悄然盛开的桃花一样，暗暗高兴。于是，他们就暗地里有了往来。罗绍光虽然在解放前穷得家徒四壁，三、四十岁了，婆娘都娶不上一个。但当上农会主[xi]后，就大不一样了。对地主、富农狠得不得了，就像这些人合伙整过他妈，杀了他爹一样。说话威风得很。作为反革命家属、土匪婆，大舅妈真的想找个靠山。更何况，罗绍光虽然长得粗陋，但一身的力气，让大舅妈喜欢。大舅妈晚上常悄悄地拿个凳子放在窗外，等罗绍光来私会。夜深人静之时，罗绍光给大舅妈讲，他是冒着危险和她往来的，大舅妈要是想嫁给他的话，一是必须要公公家中最大的一块田－－龙昌东边的那块丫口大田，作为“嫁妆”才行；二是要大舅妈配合他抓到大舅，以便上级看在她立功的份上，不再折磨她。大舅妈与罗绍光的关系被公公发现后，把许下大舅妈的、埋在煤灶洞底下埋着的一碗大烟悄悄转移了。大舅妈知道后，埋怨公公说话不算话。后来她给罗绍光讲，公公家，不但家财被搜查一空，还害公公被斗得五痨七伤。罗绍光觉得与大舅妈偷偷摸摸地幽会，总是放不开，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可又割舍不下公公的丫口大田，于是就逼大舅妈限期一个月之内，千方百计要公公同意将丫口大田作为大舅妈的嫁妆陪嫁给他。大舅妈拼命地泼闹，公公当都没有答应！大舅妈知道，罗绍光今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是共[chan*]党的红人，打着农会主[xi]的牌子，黑得不少的地主、富农钱财。就拿搜烧大烟来说，他是个十打狗九场的。一烧大烟，他都拿着根手杆粗的竹子，一头削个偏口，在燃烧的烟堆里撬来撬去，边撬边说，这害人的东西，多撬几下，让它烧过点。好多人都以为他对大烟恨之入骨，其实他知道大烟贵重。他曾给人种过大烟、割过大烟，想偷藏点而被发现，遭到一顿打骂，并被赶出门，失去了当长工的活计。他从此以打零工为身，直到解放。解放后，穷怕了的他，巴不得有个发财的机会。新政府让他当上了红极一时的农会主[xi]，给他送来了财路，他为他能想到用竹节掏空，一头削尖，趁组织烧大烟时偷藏大烟这样的发财之路而高兴。

大舅妈在罗绍光的紧逼之下，曾经想状告罗绍光。但由于自己的身份问题，不但担心告了白告，怕还会惹来更大的祸。她夹在公公与罗绍光之间，左右难为。她曾听到公公晚上说梦话说出了大舅去向的知情人，并以此要挟公公。公公家财损尽，无能邀买大舅妈。大舅妈就拿大舅与安顺职中一位同学合影的黑白照片的相给罗绍光，并出点子让罗绍光去抓大舅。罗绍光不惜辛苦，以走亲戚的名誉，先摸清大舅化名在哪点教书，再回身带公安局地去抓。罗绍光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却对给她立功机会的大舅妈嗤之以鼻。因为上级要求他一定要与地富反坏家属划清界线，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他的希望。为此，罗绍光不但不感激大舅妈，相反还发动群众，继续对大舅妈进行花样百出的批斗！大舅妈绝望于罗绍光的无情，深感自己暗送青春的努力付之东流，又深深感到家人对她刀子般的目光中烧燃的仇恨。本想横下一条心，寻找一个避风巷，谁知人心险恶，令她大失所望，迷茫无助。加上这当中她年仅四岁的小儿子又因伤寒不幸伤亡。自身失意的痛苦与失子的悲情交织在一起，让她觉得这世道简直就是炼狱，让她无法生存。她希望早日脱离这人间苦海，最后上演“自决于人民”的吊死悲剧。

五

大舅的到来，那些堂弟兄们知道后，都争着请他吃请他喝。大舅整个的人几乎被这种故乡的热情熔化了，说：“亲人始终是亲人，不管你多少年才相遇，亲缘总不会断”。幺舅说：“现在大家都好，是因为政策好。地主、富农都揭了帽，你也灾心满了，得见天日了，大家的心也放松了，才有这份情意。要是以前，不要说是你，人家见到我们都要走远点，生怕有哪样嫌疑，给自己带来霉运！好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出头的日子！”大舅说：“不要怪哪个，这是社会造成的！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弟兄还是弟兄。人家现在有这份心意，我们要感谢才对！”讲是这样讲，可幺舅固执的性格还是说不下来。有一天，我们从龙昌岩脚到补郎的路上，遇上了两个身穿麻布外套、里面包包拱拱的六十多岁的苗族老头迎面走来，看了大舅两眼，其中一个问幺舅说：“这是哪个？”幺舅高声大气地说：“是哪个你都认不得了？这个就是杨大德喽吗！以前你们到处找都找不到那个杨大德呢，这回来家啦，国家还安排了工作呢。”那两人的表情好像突然僵住了，语气有些生硬地说：“哦，那好喽，那好喽！”边说边埋头走过。大舅问幺舅，哪两个人是谁？幺舅说：“以前到处抓你的两个积极分子，现在还不是年年吃国家救济的！”大舅说：“老俊，我讲你呀，给你说过好多次，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是社会造成的，主要的是怪我自己！”

听了大舅的话，我疑惑地望着大舅说：“咋会怪你自己呢？”大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真是说来话长！在普定中学读到初二，安顺职校来招生，看我写的字周正，就问我愿不愿意去读职校，说是读出来可以推荐工作。为了早点有个工作，我就报了名。读了一年多的职校，就有老师悄悄动员我们去参加抗日宣传队。但家头的老人不准，说就是毕业了也不准！要求他把书读出来，找个工作，成个家，有机会谋个一官半职，一则免受人家欺负，二则光宗耀祖。”大舅说他偷偷参加两年的抗日宣传队，每个月发点三块钱（大洋）的生活费，便有人带着他们到各地去搞宣传。他说他曾借此机会，访到兴义一个名叫风波湾的村，找到何应钦家。因为他和抗日将领刘汉桢是老乡，并有一段同窗交情。刘汉桢虽为上将将军，但还是何的手下。刘汉桢之所以能在军中一步一步走上将军位置，与何应钦贵州老乡观念和对刘汉桢军事才能的赏识有极大关系。那时，大舅想通过这种关系，寻求仕途发展的契机。何老太爷到是接见大舅，但也很客气地打发了他。

他有些郁闷地回到抗日宣传队，到安顺、贵阳各乡农村，继续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可是后来也不知为啥，宣传队解散了，每人发了六块钱（大洋）的路费回家。

回到家，他还教小他十岁的大中二舅唱一首名叫《金枫子》的歌：“金枫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才像话......”还教了一首《螃蟹歌》：“螃蟹、螃蟹，八呀八只脚，驴从西边过，夹着驴的脚......”是呀，解放后，大舅的家庭虽然被评为富农，但在他读书时，日子很不好过。说是父辈平时省吃俭用的，交的苛捐杂税又多，薅刨耕种，大帮小补的，家里能做的人都要亲手亲脚去做。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老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早睡早起，陈谷烂米；迟睡迟起，两块布襟（破布条）吊起。为了家族利益，父辈四弟兄约定，无论哪家儿子读得去书，书学费都平摊。目的是读出书来，有了功名，好利用职权，维护家族利益。

大舅说，他祖父还在的时候，要不是阴差阳错，挖了罐银子，也是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家，更不要说为四个儿子成家。由于长期被有权有势的人斯负，父辈总希望家族中，能有个读出书来，有点功名，有点出路的，撑撑门面，免受人斯负。说到此，大中二舅说，临近解放时，他在普定读书，初一下半年的学费，法币20万元（实际应为20元）都凑不起，但他又想读书。于是就壮着胆子给时任普定中学的董事长伍效高写了封求助信。伍效高老先生居然从外面给他寄来20万元的学费。否则就得辍学回家。

大舅说抗日宣传队解散后，他回到家，父母就张罗给他提亲，并很快成了家。后来，县国民政府招公务员，他就去考，考取后，大舅说我公公为他能谋一官半职，变卖了不少田地送人，加上他的叔岳父徐东友是坪东乡乡长，从中助了一把力，他才得任坪东乡（现在的补郎）的副乡长。后来徐东友因年龄和身体问题辞职后，他才扶正，当了乡长。他说那时每月工资是法币15元，每个月到县里请有关官员吃顿饭，一个月的工资基本用完。我说那你当这个副乡长、乡长还有哪样意思？大舅说，这就要靠办案、办“管业证”吃点钱。不是说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吗？办案就是个巧妙应酬问题，哪家送的钱多哪家就赢。办管业证呢，三三五五你下去一趟，去问各保保长，搜集土地买卖情况，哪家卖了多少田地，就说出个数，收取钱报县政府民政科办管业证。本来五块钱就能办的，你收个三几十块钱，剩下的除了上下跑动的费用，包括打点费，就是你的。大舅说他没有任职的时候，族中杨柱成家当保长时抓兵，抓他的四叔。当时不愿去就得拿钱，他们要五十块小洋，家中因为他的祖母去世，安葬时还当了好几亩大田，才把他的祖母免强安葬入土。大舅的祖父因为无钱，加上饱受后母之苦，决计不再续娶。但杨柱成将他的四叔五花大绑地扎起来说，再不拿，他又不愿去，我们就把他送到“黑羊大箐”去！“黑羊大箐”是一个鬼都打得死人的地方，是土匪劫道抢人、绑架杀人的地方。提到“黑羊大箐”，一家人都不寒而悚。无奈之下，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想法，只得又将糊口之地典当出去，换钱赎人。谁知第二年，这伙人又来逼苛捐杂税！好在挖“大坟坡”的旧屋基石来砌房子，挖出了一罐银子，除了把典当出去的田地赎回来外，还剩下些银两。一个满脸横肉的保丁杨大权来要，公公把钱拿给他后骂道：“哎呀，狗日的，当贫民百姓还是不好，哪个都想欺负！”杨大权一听，说是为啥要操他（开黄骂人之意），是不是想打架得很？他的父叔正处壮年，一声大吼，三二五除二地就把杨大权放翻在地，打得鼻子口来血的。杨大权告状时，他当了副乡长，王义当秘书。因王义与猛戛的大土匪方世文的二外婆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杨大权家打听到这一情况，便出些钱，耸涌方世文带一大伙土匪连夜围攻乡政府。大舅说，围攻那晚，他看势头不对，就带着手枪，急忙往后山上跑。王义仗着他有一长一短两支枪，且枪法熟稔，没有及时离开，被乱刀砍死。

由于王义与大舅关系不错，当乡长后，就以杨大权忤逆不孝，是土匪为由，抓去判了几年的刑。因为杨大权的父亲病逝，他的母亲想改嫁，他乱骂他母亲，甚至威胁、打过他母亲，这连他母亲也不讳言这点。大舅当乡长后，又以杨柱成家与土匪勾结为由，带乡丁抄了杨柱成的家。谁知杨柱成与当时任县保警队的副队长、队长有亲戚关系，这两人又与县长华伟堂的关系很好，因此，杨柱成家请人做状纸反告大舅勾结土匪，鱼肉百姓，乱抄民宅，中饱私囊。大舅因此获罪，被判三年。先送到兴仁监狱，后又转到兴义监狱。大舅说，那时的国民党监狱，服刑不但不管吃，进去以后，监狱长还要想方设法的敲你三、四十个小洋，监号霸主也非要三块大洋不可。要不的话，没有好果子你吃！否则，一顿闷打，还要叫你长期睡在粪桶边。交了钱，以后除了交煤火费外，其他不用交就可以让你用水。吃的只能由你想办法。要不是既是同学、又是老表的方建飞，与当时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任局长的朱灿是同学，通过朱灿的关系在那儿的找了一份工作－－任兴义专员公署三青团团委书记，方建飞表舅借此工作之便，负责为大舅送“牢饭”。大舅说，要不是方建飞表舅，可能他在那三年里，早就变成孤坟野鬼了。大舅还说，方建飞在他刑满释放后，辞职回到坪东乡国民小学继续任校长。可惜方建飞解放初为临时任普定、织金两县的国民政府县长的李成学当秘书，后来在猫洞那边的潘家龙场被打头（枪葬）了。据说，方建飞被抓后，拿到猴场、补郎开批斗会。台上问：“方建飞杀得杀不得？”台下都说“杀不得”。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仅是坪东国民小学校长，教书育人，很是令人尊重，没有做过啥坏事。其实，他为伪县长李成学当秘书，好多与共[chan*]党作对的事都是他出谋策化的。包括处置怀疑对象、在补郎围攻解放军的战火等。大舅说，文人不坏则已，坏起来是有点迷惑人的。因为文人要做坏事的话，动心用智，阴蔽性强，不像杀人放火、强j*抢劫那样逗人恨，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共[chan*]党还是揭了他的根底，没有放过他。

大舅说他在国民党监狱时，好在他会写点东西，编点歌谣教监室里的人唱唱，给他们讲故事等，这样一来，他还得在那不到两尺的小方窗下睡觉，多点新鲜空气。有人不服气，为何要让大舅独享那一点新鲜空气？挨窗的地方应该轮换着睡。可监室霸主说，哪个有本事像他一样写首歌来教大家唱唱，就让他来轮换着睡？就这样，在霸主的敬重下，大舅与那位霸主长其睡在小窗边。

在国民党的狱中，夜深人静时，他想到，在抗战时期，他们下乡搞抗日宣传时，县长在送行仪式上讲了话，最后附带着说：“你们年轻有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你们下去以后，我交待你们一个任务：顺便帮我调查一下各位乡长有没有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行为，最好写成调查报告送给我，我会好好奖励你们的。”大舅说他后来当了乡长，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才知道，其实，县长实际上是利用刚出校门的学生的无知，抓住那些乡长的把柄，敲一下竹杠，以便搜刮钱财。想着为国民政府效劳的种种往事，他无心东山再起了。他刑满回家后，正在彷徨之际，他有一位同学专程到家来和他秘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他们扯了一个“幌”就走了。据说他这一去，参加了黔西南游击纵队（实际应为云南省罗盘区指挥所），并分到罗（罗甸）盘（盘县）区指挥所当秘书。我问所长是谁？大舅笑着更正道：“那是一个大队，百十号人的指挥机关，总指挥称队长，还有做思想工作的政委。队长叫朱家壁，政委两年之内换了几任，他离开时的最后一位政委姓倪，名字记不起来了。”我又问：“你们那时的办公室在哪点？”大舅说：“居无定所，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四处流动”。据大舅说，那时他们指挥所专门派人化装到乡村，打探地方国民政府的情况，以及称霸乡里的地方豪强、土匪的情况。探听详细后，便开会部署打击这些老百姓痛恨的恶人。可打得的东西，很多时候，悄悄分给老百姓，老百姓都不敢要。就只好全部交公。我又问：“如何交公？”大舅说，就是把每个人拿到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清点好后，造册登记，报告上级组织处置。该留用的留用，留用的主要是补充枪枝弹药，以及保证基本吃喝用度外，该上交的都上交！　

六

我问大舅和他们政委、队长的关系如何？他说，就是为了拉好与政委的关系，政委问他结婚了没有，他撒谎说没有。政委就把他妹子倪祖琴介绍给大舅。政委虽然参加了共[chan*]党，但他的家庭仍然是富人、是资本家。政委的老家在安顺。政委是家庭的判离者，但政委的父母不知他真实面目，政委是以做生意的名誉在外从事地下活动的。一旦活动经费紧张得没有办法，政委就以生意亏本的名誉到家中要钱。后来接受组织意图，拉队伍，打游击。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大都把游击队视为土匪。因为当时所处的环境，游击队也不去辩白是非，该做哪样，就做哪样。大舅说，由于他的一个同学是地下党，晓得他刚从国民党的兴义专员公署警察局的监狱里出来，也晓得他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斗进去的，所以来动员他参加游击队，并向他讲了共[chan*]党的主张和政策。他心一横就参加了游击队。那晓得游击队的指挥机关会那样苦！不但居无定所，还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一到冬天，日子就更难过。有时候要想烧个火取暖，都担心暴露目标，被国民党的官府、走狗发现。但看到官兵在那样苦的环境里，那样团结，那样不怕死，那样服从指挥，大舅想，这样的武装都如此，那正规部队还了得？加上他们在内部的宣传，他相信共[chan*]党要不了几年，就会打下江山。那么，能和共[chan*]党的领导拉上关系，将来或多或少应有点好处。这样想来，大舅就在政委面前撒了晃。并开始想将来如何休妻之事。也是年轻的原因喽，要是大舅当时老打老实地讲我是有妻室的，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当然，倪政委的妹子倪祖琴真的长得很漂亮，大舅说他见到倪祖琴时也不由得心动。而且倪祖琴还上过私塾，读过不少书，能识文断字。这是大舅最中意的倪祖琴的地方。倪祖琴的父母也开朗，允许倪祖琴和大舅单独外出散步。正因为这样，一天晚上，大舅和倪祖琴散步到安顺的老大十字，运气不好，撞着大舅原配妻子徐三妹，大舅母徐三妹就拼死拼活地把大舅泼回去。当倪祖琴明白真相后，还打了大舅一耳光，气得哭着往家里跑。大舅说，就这样，他不敢再回到游击队去。又回到了龙昌村岩脚寨的老家。几个月后，普定解放。他还参加迎接解放军的梁指导员带领进城的队伍。原普定游击队的队长杨兴斋，任了新政府的文教科长。新政初建，鉴于他有文化，杨兴斋想给他介绍份工作。但有人提出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任过职，这事便黄了。1949年12月，新政府招考教员，大舅说他去报考了，结果没考上。据说有一个题目是：曾国蕃是什么样的人？他答是政治家。结果大错特错，说他的思想上有问题。就这样，他又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家。

一天夜晚，寨上有人带信给他，说补郎xx家请他明天去帮写份契约。他想，在家闷起也烦，有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谁知这一去，就注定了他下半生飘泊流离的岁月与牢狱之灾。

大舅到了补郎xx家，李明山的侄子李雄武、儿子李成文（普定伪县长李成学之兄）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纸笔墨砚。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样本，要他一字不差地抄好并签上他的名字！否则，李名山家要派汤二（当时补郎出了名的土匪无奈）到龙昌村岩脚寨洗劫、烧杀！面对几只黑洞洞的枪口，他想到，父母生养他一场，若让他们遭罪，自己死不暝目。更何况自己已无法脱身。就这样，他被迫进了大土匪李明山的贼船。李家兄弟见大舅按他们的吩咐抄完并签了字画了押，便立即叫人送上杯热茶说，从此以后，都是自家弟兄了。接着，李家兄弟给大舅宣讲蒋总统要如何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美国又是如何地支持，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坚持一段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暴发，共[chan*]党江山还没坐稳，就会完蛋。并说蒋总统经常派飞机轰炸沿海一带，搞得共[chan*]党惊惶失错等之类的话。这之后不几天，汤二果然组织一帮土匪四处洗劫村寨　，当汤二的匪队来到农昌岩脚时，有人提醒：这是杨大队长（大舅）家所在的村。汤二就挥手放过了。

七

原来，国民党地方部队司令李明山家的一个儿子李成举被任命为普定、织金两县的“国民政府”县长，正密谋对初生的新政权反攻倒算。并派李成文　、李雄武在坪东乡筹划暴动，准备围攻刚诞生的四区（补郎区）政府。暗地里聚集了几千号人马。李家白条任命　“团长”“营长”“大队长”、“中队长”之类。并分派任务，凡被任命的人都要招足规定的最低兵额，否则就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惩罚！李家拿了些钱来分给各“团”、“营”、“大队”，说不够的，各人想办法。其实就是授意各“匪队”抢劫民财。有一次，一位李姓心服与大舅趁着夜色掩护，到格当村去动员人参加他们的土匪队伍。不知是谁探听到他们的行踪，他们在一户有三间瓦房的人家楼下共寝，半夜三更，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片狗吠声，他们警觉地翻身跃起。仔细一听，外面对他俩指名道姓的一片喊杀声。大舅一把扯起那人说，势头不对，赶快逃！那人说，要走你走，我有两只快机（手枪），他们进来一个我打死一个！大舅说，他没有时间和那位姓李的啰索，提着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喊杀声的掩盖下，从堂屋楼上揭开瓦片，上了房。他刚上房，那家大门就被外面的人冲开，火把电筒地闪了进屋，一见到他那位姓李的同伙，就闪电一样地扑过去。他的同伙刚扬起枪来，正准备扣动板机之时，只见一人飞起一头撞了过去，子弹朝楼上射出，大舅说他差点惊叫出声来！接着一阵乱刀，砍得他那位姓李的同伙血溅得砍杀的人个个像血人一样。之后，发现只有被杀的那位姓李的人，那伙解放军和游击队就满房间找大舅，他们没有想到大舅会翻房而逃。结果就抓住主人要人。主人说，是有两个人来，晚上听到有个出去解溲，后来没听到动静，回不回来不晓得。这些人于是放弃搜查，把死人抬走。并警告主人说：“不要听这两个土匪头胡言乱语，现在是共[chan*]党的天下，所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与土匪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好两天！要是听他们的，到时候你们后悔不转！”

大舅说，经过这一阵丈，对于共[chan*]党，他是有些虚火的。可那天他等追杀他们的人走远后，他才跳下来。一跳下来，就追上来一帮恶狗，这伙不要命的狗将他紧紧围住，情急之下，他猛然弯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捞到一只狗的后脚，然后用这只狗当武器，车转着身子，把手上这只狗的身子轮圆甩开，狗头猛然一扫，群狗横遭一击，纷纷退逃，他才得以脱身。可他跑了不到半里路，又被李家的人盯上，并按那些人的要求集中到指定地点。策化一次袭击新生政权的区政府的“军事行动”。

1950年3月（指农历。实际时间为公历1950年4月26日），他作为“大队长”兼李家兄弟的秘书，参加了以李氏兄弟为首的对解放军的密谋围攻。解放军被切割、分散包围，在补郎到岩头上这段地方，打了起来。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估计解放军被打死打伤了好几十个。虽然匪帮人多势众，但解放军毫不惧怕，拼命抗击。解放军虽然人不多，但始终是正规部队，打过大仗，经验丰富。而且也有准备。李家匪军在最激烈的时候，被逼冲向火线，死得像倒草把一样死了很多人。

李家兄弟打红了眼，硬是想和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要不木浪河边报信的结巴将解放军来了三船人说成“三团人”，吓住了李家兄弟。加上有一伙游击队操了李家匪军后路，在补郎的解放军可能会一个不剩。枪战结束，传言说大舅已被解放军打死。大姨妈抱着一捆亮稿，打起伙把，怀身大肚的跑到死人堆里去挨一点二地翻看，翻来翻去，没有看到大舅，才折转身回家。这时候，阴森恐怖的豺狼嗥叫声，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大姨妈壮着胆子，一气跑回了家。跑得一身汗流浃背，衣服如水中捞起似的。据大姨妈回忆说，有好几个解放军都还没有断气，那腿脚还会动，一伸一缩的。但那血流得遍地都是，脸上扭曲得一沓糊涂。这时，游击队还怕土匪没有拆退，不敢上前，担心白白送死。有个解放军看势头不对，就喊起几个人，拼死跑进谷挂村方德权家，其中一个还慌忙躲进水缸里。有两个躲进屯箩里。土匪把他家房子围了，要搜查。方德权招集家丁，拉出枪来说：“老子不管你们咋打，只要进了我家的人，就不准伤他的命！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图。我要讲的是这个理！”方家虽是大户，但无子嗣，方德权是从窝子黄家过继为子的。方德权在金钟山下的安顺中学读过书，曾被一位身为地下党员的老师看中，物色他为学校搞了几个月总务。他写契约卖田卖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同时扶危救困。虽然后来遭家庭反对，并公开停止他的处置权。但为此，在村里还是很得人心的。因此，听到他家有事，有枪的人家都提起枪来，围在土匪之后。土匪看势不对，卖了个人情，就往织金方向而去。

那以后，公公悄悄找了位算命先生为大舅排八字，算了一命，得了一句话：“好人多磨难，磨难做好人”。公公一听，迷信的他暗自高兴，因为这话说明大舅无性命之忧。其实，认真想来，这只不过是有点哲理性的很普通的一句话而已，放在很多人的身上都适合得很。

据说，那天，大舅所在的匪队，打死打伤了十三、四个解放军，抓走了五个。这五个解放军交给李家兄弟审问，那五个人说他们原是国民党的部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改编的。李家兄弟忽然收起了凶神恶煞的架势说，哦！原来是自己人。于是叫身边的卫兵给那几个人松绑，把他们放了。但枪还是没有还给他们。并且，李家兄弟就带着那五个人连夜潜往织金。因为这次反革命暴动，共[chan*]党的部队加紧了清剿行动。李氏兄弟也想趁这次乌合之众的人海战术撑起所谓“人气”，大举反攻。而他们收买的木浪河边的说话结巴的人，在普定县城的解放军驰援补郎，那人来给李氏兄弟通风报信时，说是解放军来了三团人。吓得李氏兄弟带起一帮人马跑得屁滚尿流！后来才打听到，实际讲的是三船人，大概一个排的兵力吧。虽然已多少有点意识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但要是哪天晓得真相，不被吓倒的话　，土匪人多势众，说不定解放军的损失更大。后来还是有人说，解放军不只从一个渡口向补郎方向快速派兵增援！来势之汹涌，让人惊叹。李姓匪徒又庆幸自己跑得快。经过这吓，大舅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被吓散了的他，化装成苗族小伙，深更半夜潜逃。但渡口全都被解放军封了，要过河很难。他那晚从家中逃出后，绕道大陇、本杰，过铁索桥，逃往安顺他的同学刘庭栋家避难。

大舅说，那时，共[chan*]党的政策是首恶必究，胁从不问。他当过“土匪”大队长，自然是首恶。如果当时抓到，肯定一炮（当时枪葬犯人是打头）乌呼！那时才二十七、八岁，真的不想死。他后来又转到安顺城东七、八里远的火烧寨村一同学家躲避。有一天，民兵来那同学家搜查，其父就理直气壮的给民兵讲，大舅是他家亲戚，郎岱（现在的六枝、盘县）沙子坝的。因为大舅看到过郎岱沙子坝村农会的公章，他仿照样子雕了一个这样的章，并仿那个村农会主[xi]的笔迹写了个身份证明准备好的。而且，事先得到刘庭栋父亲关照，赐予他与刘庭栋一字之差的名号—刘庭梁。并且照会过在郎贷沙子坝的本家族长。因此，他这东西就是护身符，共[chan*]党认。大舅同学的父亲这么一说，来的人毫无疑问地走了。第二次是解放军来搜查，前后门都已堵上。女主人出了个主意：叫他穿上件疙瘩衣服，腰系棕绳，背上镰刀，拉上马去割草。他内心虽然紧张，表面装着若无其事，终又逃过一劫。他后来想，要是民兵与解放军一起来，一旦发现破绽，就出事了！事后大舅这个同学去找他，看到他割的草四处散放，就说：“你呀，要是有人看到你这种割法，不但你被抓，还要影响我家！”这是因为他从小没干过农活。自从发生了两次事件，他觉得这里不安全。为了更好地隐蔽起来，又转到同学刘庭栋之父刘阿訇（清真寺主持称谓）所在的清真寺躲藏了一个多月。那时，刘庭栋的妹刘满娘是儿童团团长，常为他暗地里送信打掩护。后来，刘阿訇及其家人发现，清真寺已被民兵、解放军盯梢，因此在一个深夜，为他准备了十几斤茶叶，并给了他几个大洋，还写了个条子，叫他连夜赶往郎岱找一个叫刘庭舵的人。为了防万一，他趁刘阿訇家半夜三更为他抄黄豆以备路途食用之际，心一横，咬着牙，用滚烫的黄豆往脸上烙，以便让自己面目全非，蒙混盘查。由于他会几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常夹在一些少数民族之中，顺利地过关过卡。到那边做了几年的小生意，都没被人察觉。后来又教了一年的书。1955年6月，有人拿着他与一个同学照的相去追捕他，先找到刘庭舵（那时任村领导），刘知道没法保他，就设法派人去告诉他时，他很悲观。被抓时的半月之前，他请人卜了一卦，得一诗，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病丧五丈原时的那首七绝。他预感到他可能被抓。更何况那时，他臀后患浓疮，走路都很困难。于是，他想，既然被抓了，为了不让父母为他提心吊胆地受罪，慌忙中急写了封特别含蓄的信，委托刘庭舵帮忙寄出。而且还想，有其被抓后挨一炮，不如自己了结。这样，他就将预先准备好的一包六六粉用水拌来咽掉。抓到他时，刘庭栋给去抓他的人说情，煮了锅稀饭，让大舅也和那些人一起吃，并悄声给大舅说：“尽量吃饱，你这一去，我们要见面就难了！可惜你走后这些娃娃还不晓得怎样交待？”大舅不管三七二十一，心里说是死了也当个饱死鬼！在接着找了个地点审问他时，他的肚子里火辢辢地痛了起来，他以为他就要去了，谁知晚上又不痛了。后把他送到普定看守所，他的一个同学赵微洲考取共[chan*]党的职员，当看守。当他被送进去时，两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来，这个同学叫他给在押人员读《劳改报》。不久，《劳改报》改为《解放报》，又叫他读《解放报》，读了几天，就不准他再读了。于是他想，看来他的时间不多了。又过了半个多月，那人才悄悄给他讲，他原先是以死刑上报的，现在上面判的是无期。那人为他能保住这条命而高兴。原来，1955年6月，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他才逃得一命。要是早抓他一个月，他可能也没命了。他这一入狱就是25年，1980年平反出狱，并安排就业。大舅说，这二十五年虽然难熬，但比在兴义监狱时好过多了，最起码能吃饱穿暖，有个三病两痛还有医生给你看病，给你药吃。因此，他说还是共[chan*]党好。

八

大中二舅说，大舅这一生，能活到八十五、六　岁，也算有福气的了。他这一生也算对得起大舅的。他说当年大舅的去向，在老家，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他，一个是公公。

一天，二舅在现在的补郎煤管站那点捡了半片红纸，上面有一句话：凡是在普定建国中学读书停课的学生，于1950年x月x日到校复课。他背着十来斤洋芋，揣着两块钱，到普定后街找到一位同学。　同学父亲、县城有点名望的袁生仕问他，还来干啥？分说准备读书。袁说，找个人，介绍个工作算了，还读啥书？并建议分找在一中当过校长的杨锡光。当时杨锡光已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因此，杨锡光又建议他找当时任新政府文教科长的杨兴斋。他去找杨兴斋，谁知转个拐就在老城小十字街遇到身背步枪的杨兴斋，连忙笑着迎上去，将他的请求告诉了杨兴斋。杨说他马上就要被派往北京学习三个月，要二舅赶紧写个自传交给他，他好找人。杨兴斋虽然是苗族，但与补郎龙昌岩脚也不过十余里之遥，多少有点老乡观念。二舅在同学家借纸笔马上写缎子杨兴斋后，杨开了一张介绍信，将他和叶先华的名字开在一起，介绍到工商税务科。并在上面注明，他俩是杨兴斋的学生。去报了名之后，还统一出了个题考试。题目叫做《我的将来》。就这样，二舅去报道后，发了床被子，和一个叫王永忠的打伙睡。因为王兄与大舅是同学，他俩便觉亲近了许多。还发了个普定县人民政府的胸章。他的工作就是往肉市上的猪肉打那马掌大的钢印。几天以后，便派到安顺学习半个月。那时，发了两块钱的补助。可遇我二姨妈的儿子病重无钱医治，便掏给了二姨妈。一则是亲人，表示一份关切。一则也怕二姨爹有想法，说出大舅的去向。谁知回来后，有一天，他到小十字街上面的天主教堂那儿看通报，被老家来的农会的积极分子杨金奎看到，并打听到他在工商税务科工作。就告他三条罪状：一是他跟土匪头子李成举（应为李成学）当过秘书；二是与反革命身份的大舅是亲弟兄；三是他有两只手枪。因为五起富、杨金奎以解放前，大舅父辈几弟兄，仗着大舅的势力，霸占他家的祖坟地开荒种田为由，想把本属于公公这边的一片肥田抢占过去。王起富、杨金奎家怕二舅今后有势对他家不利。所以如此告之。二舅因此被停了工作，并要求写交待材科。但停职半个月，他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主动争着做工作。他到白岩，当时的五区区长刘海原知道他的事后，对张新民说，他这样子还是个娃娃，那副瘦瘦的样子，会有哪样冲劲？张新明说他也知道没啥大问题，但也不得不过问一下。最后二舅被正式喊去讯问时，他说，告他的第一条、第三条纯属子虚乌有。他那时刚痛了一场伤寒，人瘦小得风都吹得倒。科长张新明说他也不像能拿两只枪的人。第二条多少巴点边。但他与大舅只是堂弟兄。大舅的去向，他说可能在兴义。因为大舅在兴义坐过牢，据说，出狱后还在那边工作过，讨得个小老婆，大舅有可能会逃往那边。

二舅说，那个时候，人人都想自保。父亲检举儿子，兄弟互相揭发，夫妻反目等，比比皆是。当时他的上司张新民，二十八、九岁，一个人既是县委常委，又任民政科长，工商税务局长、银行行长、贸易公司经理。化处税务工商所所长杨光景被人逼迫，自己抓屎擦自己的脸，说自己贪污了商人杨白高所交的税款16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6元）。实际上是别人想借机整张新民下台，好谋位子。二舅说他不知其意，仗义执言，说这笔税款是他开的票，杨光景是毫无依据乱讲的。这样，无意中保住了张新民。因而倍受张新民赏识。在大中二舅为大德大舅说谎时，张新民帮着说二舅讲话从来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这样一来，当政者对大舅的问题，在二舅的身上也不好深究。为了保住大舅的命，二舅和公公虽然了解大舅可能藏匿的地方，但始终守口如瓶，从没透露一点对抓捕大舅有价值的信息。

大舅被抓判刑后，前三年在宁谷三监狱，做油纸伞。二舅说他那时分一个月15万元工资，花了一半多给大舅买了床油毛毯。后来大舅转到凯里监狱后来信讲，大舅的健康，多亏了二舅那床油毛毯。因为大舅除了晚上睡觉时用，一旦夜间下起大雨，砖厂要召集抢盖砖坯的话，他披上油毛毯，可保不被湿透。

九

大舅到了我家，我父亲和他谈得很投入。知大舅很有才学，就给他谈到我祖母二十八岁孀居，如何历尽艰辛，一心一意抚育父叔成家立业之事迹。请他为祖母题诗一首。他爽快在答应后，父亲叫我找来纸笔，他挥毫题道：“廿八居孀，冰清玉洁，教子育孙，兴家立业”这样对祖母一生高度概括的十六字。接着，父亲说：“我爱讲直话，你不要见怪！”大舅说自家人就应该讲直话。于是，父亲对大舅说：“你现在六十多岁，多少有点工资　，应找个条件稍微差点、有生育能力的，成个家，将来有个一男半女在身边，心里安然些。人家说：‘不怕天干，只要地润；不怕夫老，只要妻嫩’。只要你有这种打算，要找，应该不得问题！更何况，听说你还会讲几个少数民族的话，应该更好找！”后来，大舅回去后，果然在雷山县的大山深处找到了我现在的大舅妈。大舅妈和他在一起生活时，年仅十八岁。她不会讲汉话，没有进过学堂，还患有比较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不会做茶饭，且无所谓外貌。大舅像对待孙女一样，细心侍候。每天下班回来给她做吃做喝，晚上还教她说汉话。又慢慢地教她学做家务，学称东西认称星，学小九九。年长日久，我的大舅妈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还会天南地北地去做民族饰品生意。他们生育了一个姑娘和一个儿子。并利用旧房换新房地置了套高居七层楼的九十平方的商品房。他说，有了一双儿女陪伴，读书时尽自己的能力，辅导一下他们，照管一下他们的生活，虽然经济上紧张一点，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充实的。

大舅、大舅妈直到2005年才办结婚证。大舅对大舅妈说，我这个年龄，把这点手续办了，免得我死后你们连遗属生活费都得不到。

我对大舅最后的、也是最深的印象是2006年10月，大中二舅迁新居时，他独自一人前来。我们都惊叹84岁高龄的他，这么大的年纪，这么远的路程，还带些东西，又要上车、下车、转车的，居然能平安地来到，精神真的可嘉！10月21日这天，天高气爽。我邀他和他的几个好弟兄到清山水库走走。刚到西门，他抬头想看东华山，好像方向模糊似的抬头四望，认真搜寻着。当确认高楼大厦的遮挡，不可能看到时，他才静下来，低头看着路，在平坦的大道上准备迈步时，脚腿颤动了一上，像走路时遇上要下的台阶，他却以为还是平地一样，有一种踏空感似的颤动了一下，这时，他生硬地伸开两手以平衡身体。见到这样的情况，我暗想，84高岁高龄的他，恐怕将要油尽灯枯了。虽然他的性格很倔强，一直坚持不用拐杖。就连去攀登东华山，从山脚一直到山顶，他都不要我扶一下。然而，这一情景，却深深印在我心里。七十五岁的大中二舅、二舅妈也好像预感到什么，还为大舅准备了一整套装老的衣装。大舅说他很高兴二舅们这样想得到，花了多少钱，以后还是要带钱来还，这不应该是二舅们的事。二舅说：“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很多人都以为我的名字是加心字的中，我说是我大哥给取的，是中国的中，大中华的中。你还给另外一个堂兄弟取名叫杨大华。我从读书你就很关心我，不懂的地方，细心地给我讲。凭这份情义，我帮你制套老装，还要你哪样钱？”大德大舅说，加上幺舅的姓名他取叫杨大治，当初取这名的用意是希望能有一个大德大治的统一强大的中华！我说：“大舅，那你当年的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大舅叹了口气说：“可惜年轻时没有把握好自己，走错了路！不过，看到现在国家强大了，我真的欣慰！国民党不能做到的事，共[chan*]党做到了，我确实感到欣慰。”

大舅说他这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方向正确的时候，内心深处有怕吃苦的畏难思想，放不开自己，意志不坚定。但二舅说，他十岁发蒙读书，十六岁到普定中学上初中时。他学做了两个锅扫，全带到普定。大舅听说后批评他说，为啥不留个给父母在家用？说起来是件小事，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为人。从小私心就这么重，长大了还能做哪样大事？由此可见，大舅是一个想做大事的人。可在人生路上没有把握好自己的方向，这让他感慨万端。

十

2007年3月11日，大舅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一大帮人前往吊唁。我们看到他为他的儿女买的那些书，以及那些一笔一划的辅导草稿。还有家庭开支的详细账目，人情往来的记录。借给女儿做服装生意的账。子女成长过和中的一些重要记录。人生的责任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大舅临逝前非常迷信。在一本子上，记下所有死去的人的生辰八字，并为每个亡灵念经这样那样的经，经文一笔一划地抄在本本上，并注明每个都念了六十四遍。据说他希望这些亡灵今后能接纳他，使他到了阴间不至于孤身寂寞。他走之前，给其妻说，如果我死了不火化，国家该给的妻儿的钱得不到。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去火化。幺叔（幺舅）家小二发到是讲过，如果我死了，拿回老家安葬，也好让小平华、杨雷每年回去趟把，姊妹弟兄之间有机会在一起。他说这话很懂事，是好心，但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以后的生活。他走的时候，上六年级的儿子未回来，近二十岁的在外做生意的姑娘也不在身边。妻子还远在广东。他一早起来就大开其门，然后，不知何时，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悄然地走完了他八十六岁的人生。他儿子的同学听说他去世后，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把平时节省的零花钱捐了出来，共181.30元，由他儿子的老师和几个同学送来。我为此真情感动得有些抑制不住自己。

我们是从普定请了先生同往的。在家两天时间，遵其遗嘱，简单地举行仪式，便送火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