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八月。1967年的八月，是一个生与死的八月。

那年八月，全国内战成风，硝烟迷漫。玩弄人民革命热情的“中央文革”，他们将中国人分为两大派，谁革命，谁不革命，就以他们的“革命路线”为标准。他们挑起全国人民的大分裂、大武斗。他们视人民的生死为儿戏。始让人民参加“革命”，再让人民死于“革命”。其心何其毒也！

回忆当年我亲自的经历，令人毛骨悚然！

八月，江城武汉，对于“偏保”的“百万雄师”来说，几成生与死的八月。

自林彪、江青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后，偏保的人们就成为打击的对象。尽管我并不是“百万雄师”成员，但观点是属于站错了队的“当权派”，肯定是造反派批斗的对象。

我出身清贫，受党的培养而成为国家干部，自认为心最红，对革命坚信不疑，是紧跟毛主[xi]革命路线的。即使“720事件”后，我依然立场坚定，不同意造反派的那些观点。

我已为人魚肉，却不低头认罪，在别人眼中我是顽固不化，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呢！

我在初中时候，读过许多革命故事，看过《绞刑架下的报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可爱的中国》，《红岩》……。也读过不少革命烈士的诗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常在我耳边响着。那是在敌我双方斗争的年代人物，我没想到在共[chan*]党领导下的革命，也面临这个严峻的事实！

八月七日，造反派接管权力。将我推拉到办公室的混乱中，有人偷着拳击我的腰部。我是阶下囚，无法反抗。我当众向“军代表”（就是一个穿军装的人，真假不知）叫道：“他们打人了！”但没有人加以制止。

接下来上演了一场逼宫戏。造反派勒令交我出党政公章，我不同意。为甚么？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本单位的造反派都不见我），公章怎能随便交啊！我还搬出中央《六六通令》：“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抢夺公章”这一条来答复他们。他们有的大叫：“甚么时候了，你还新么顽抗！”有的说：“错了我们负责！”有的拍桌子骂人，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人冲上就是几个耳光……他们又将写好了《接管通告》让我签字，我顶着。那真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啊。在那种刀架在脖子上的场合下，我还坚持不为苟且而“叛变”。僵持不下，我才妥协了：“×主任同意签字我就签。”夺权就这样收场。

因此，我在造反派的眼中，是最顽固不化的人。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进行无情的斗争，那就是必然的了。

八月十七日，在一次批斗会上，我被叫到台前去。刚一站定，背后一枪托打来，将我打倒。我一直跪到散会。回到宿舍，脱下衬衣才见到被血染红了。

我是单身住单位，家里父母妻女都在湖南。被打回到宿舍，想到自己为了革命被打，心里的委屈没人能听我诉说。房子里空空的，也不想吃饭。觉得一切没了希望，就将身上仅有的四十元的存折藏到墙顶缝中，作出自杀的打算。这时，我看到毛主[xi]像，他那么慈祥，他就是我见到的唯一亲人啊！顿时我禁不住大哭起来。天黑了，我没有开灯，怕见灯光。这时有个人轻轻推门进来，送了一碗排骨汤让我吃。我百感交集，想不到还有人关心我！我得到一点安慰，也见到一线希望。冷静一想，自杀了，就是背叛革命，谁还能说我半个“好”字？我会被开除党籍，老家的父母、兄弟、妻女们也会被人牵连歧视！活着去挨打，被打死比自杀好。

这样，我就没有自杀，而是作好挨肉肉之苦的准备。后来，接连不断的批斗，拳脚相加，挂牌游街，我都忍着坚持。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时候，“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铺天盖地。事后披露，毛主[xi]正在南巡到这里，他不相信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会反对他，而认为是好人犯了错误。他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

毛主[xi]的看法与林彪、江青相左。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8月14日毛主[xi]看了《红旗》杂志的两篇社论，见里面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

8月下旬，毛泽东听了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攻击陈毅、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的讲话，心中明白，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人，敲山震虎。他对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26日杨成武会见周恩来，就把王、关、戚抓起来了。

一般老百姓哪里知道，政治斗争是那么复杂和险恶！只有领袖才能洞察阴谋人物的一切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力和胆量来处理这些人啊！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造反派对我的斗争自然就缓和一些，每次只弯腰罚站，没有了伤及皮肉。

……

事隔42年，那生死八月已成往事。今天的八月，气温还是那么高，但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我有幸逃过一劫，晚年健在，自当倍加珍惜生活和生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