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著要不要出重译本，这本来不算一个问题。但现在一些出版社为牟利纷纷推出新译本，据说《红与黑》多达20余种，《简爱》也不下7、8种，这么多重译本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书店，良莠不辨，使一般读者很为难；而专家们又大多碍于情面，含含糊糊，不肯对健在的译者断然褒贬，比如已故傅雷先生十数部佳译已成定本（全面校订一次或许是必要的），是知趣的人就不会去碰——目前试图取代傅译本肯定费力不讨好，恐怕再过2、30年也休想取代，然而偏偏有人知难而上，自谓“献芹”，以致谬种流传，损害了原著。

我买外国书之前总要先看看译者的前言或后记。假如译者的文章写得很烂，我便要怀疑他配不配得上人家的“大手笔”，这种译本不读也罢。不过出于特别的爱好，我曾经对照原作仔细读过4种《简爱》中译本。我以为还是上海译文版祝庆英译本最漂亮。与祝译相比，其它3种都不够理想（由于篇幅有限，不便引据原文放谈），有一位译者为了偷工减料或加重“书卷气”，竟以大量的“四字结构”即成语应付一串串原文，结果他的译本透着一股评书的恶俗，当然更谈不上保留原作的意象，弦外之音以及特有的文化背景。

我认为傅译那种讲究节奏、音响、干净利索的“书面化口语”应该成为当代的语言范本。凡是有志于翻译乃至写作的人都不妨临临傅译这本贴，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年轻时就下过这个笨功夫，作家王小波也认为最好的语言是翻译家的语言。从语言的功能上看，“杂交”的语言毕竟胜过偏据一方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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