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我们熟悉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相信每一个读过托尔斯泰文字的人，都会被其笔下展示出的人物道德自我约束、反省和完善的过程所震撼，诸如他的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复活》，当中充斥着大量的道德说教、人生觉悟与忏悔，宗教哲理的内容，以及对社会丑恶现象无情地批判和鞭挞，这常常被后世人赞扬传颂。在对全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力的俄国文学中，托尔斯泰文字的感召力无疑最具代表性。但文字上对道德的狂热追求并不意味着会复制到现实生活当中。托翁年轻时候，一直过着非常放荡的单身生活。在高加索军营混荡那两年，他像所有俄罗斯军官一样，夜夜喝酒、赌博、嫖妓，并且和他爸爸的一个女奴产下私生子。他对家人极其冷淡，人情味稀薄。这种现实生活的经历和他文学作品中力图表现的“忠贞”、“良知”、“大爱”“无私”的精神大相径庭。托尔斯泰到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持斋吃素，穿着朴实，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事实上，他一直端坐在华丽的餐桌旁就餐，脚下铺着昂贵的地毯，睡在精致柔软的床塌上。他从来没有摒弃他笔下极力鞭挞的贵族式生活。
另一个我们熟知的作家张爱玲，其本人真实性格和作品反应的情况同样聚集了众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在她的小说里，文字刻毒蚀骨，洞见深刻，通篇都是算盘打得劈啪响的计较，人情、感情、利益、金钱环环相扣。文字状态下的张爱玲，固然是满树繁花，世事洞明，但在现实生活中，她本人却全无文字世界里精于世道，倒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子。她说自己等于是一个废物，母亲告诉她，“我宁愿看着你死去，也不愿看你活得使自己处处受苦。”有人比较了与张爱玲处在同一时代的才女林徽因，后者也是个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反差巨大的人，不过正好相反。林徽因写过不少唯美小诗和散文，文字稚拙可爱少有烟火气，但是她本人却是比较务实，非常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与张爱玲相比，林徽因的文字纤细柔弱，而她本人却是个爽朗开阔，长于交际，话锋伶俐至极的妙人。由此可见，把一个人固定在他文字形象上，简直是幼稚可笑的。
哲学家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是理性的化身，他们作品当中超出常人的洞析力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许多有关婚姻与道德的文字，倍受世人推崇。然而，罗素在私生活上的放荡与他的学术成就不相上下。罗素一生结婚四次，有无数情人，他对此毫不介意。罗素给自己朋友的老婆奥特林写了2000封情书，几乎一个小时一封。最有意思的是，罗素勾引伟大诗人艾略特的老婆，一边救济缺钱的艾略特，一边和艾略特的老婆睡觉。罗素还勾引过不少有夫之妇，但没有成功。可以说，罗素一生都在千方百计寻找理想的女人，腾出的时间则极力去筑建哲学道德丰碑。
类似文字与作家本人实际情况毫不沾边，甚至相互抵触的实例还有很多。我们常常以为，通过一个人的文字便可以判断作者的性格气质。然而，“文如其人”，多半是一种无知者的人云亦云，或者说是一种美好的希冀。将情感思绪寄托在文字里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并非所有的文字作者，都像热恋中的女孩子写情书一般愿意抛却真肚肠。当我们沉湎于精妙绝伦的文字世界中的时候，翻阅作者的现实生活，或许你会惊讶的发现两者存在巨大的落差。
所以，作品与创作者本身理应分开看待。一部作品的优劣，与创作者本人的生活习性没有必然关联。文学艺术做为一种表露思想性情最为直接、简捷的方式，不需要经历太多周折，便能以抽象或具象的形式反应出内心世界各个层面隐藏的内容，而又不必为此承担太多的责任，所以文学创作能够触及的界域很宽广，但现实境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刻意想欺瞒世人。应该这样理解，人性的本质是一样的，作家也是凡人，和普通人一样有长处和短处，也会做出愚蠢、荒唐和越轨的行为。人生不可重演的特性令敏锐的作家们倍感失落，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渴望去营造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版本，那是他们向往而无法企及的。也许，他们正是想通过展示现实世界中缺乏的生活形态，打造非凡的人物个性，借此表达埋藏在生活浮沫之下的另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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