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江专家志之四

在德江，问杨世福是谁，县城40岁以上的人多能回答，不就是九三年退休的文联副主[xi]、副研究馆员吗！退休后，他还被广东东莞《珠江潮》文学杂志社聘请为副主编哩。

在德江，问肖卒是谁？多数人也会问：“是谁？”中国群文学会，贵州的作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等协会的人就说，那是我们的会员呀，还兼省群文学会理事和学术研究会会员哩；本名叫杨世福，有100多万字的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他40多年沉浮文海的故事，值得一书。

1949年的西康雅安，只能用一个词概括：“兵荒马乱”，读初小爱去茶馆门口站着听评书、读高小爱看小说常错过吃饭时间的杨世福，只好在家看《红楼梦》、《水浒传》，以避战乱。堂姐就上门动员，知识分子要走出家园，为社会进步作贡献，并悄悄给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军来到雅安，他们同高中时民盟成员黄先生推荐的《观察》中描述的一样：“共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于是他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入伍不久进了军校的杨世福，更加知道了文章对人心的引导作用。练武读书之余，拿起笔来写新闻报道，写通讯特写，写文学作品。《解放军文艺》、西南军区的《人民战士》、四川的《草地》、上海的《萌芽》等，常将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发表在上面，还加编者按，写评论推荐；也多次在军区评比中获奖。报告文学《红军红军彝民的亲人》，被中国青年出版社丛刊《红旗飘飘》发表后，全国各地转载，多家集子收入，还被翻译出国。

这一写也写出了麻烦。

先是戴了眼镜。在平息四川凉山叛乱的战斗中，对方说，集中火力打戴眼镜的，那是“大官”，子弹就在头上瞿瞿地飞。他身材虽然魁梧，却只是个武装助理员。他说，　这倒没什么，打起来也就无所谓了。

其次是写得了“小胡风分子”这顶帽子。在凉山彝民地区，做奴隶的人，脚板被奴隶主用烧红的铁板烫起老茧，以便赤脚上山放牛牧羊。白天干活，背后是枪口；晚上睡觉，脚上是枷锁……自治州所在地用柴油机发电民用，一片光明。来了灵感的杨世福写了叙事长诗《天灯》，象征彝民从黑暗走向了光明，《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来函政审：三代出身如何？现实表现怎样？不查便罢，一查，他家已划为地主。出身不由己关键在表现，表现也“不好”：档案中装着，两年前他在编辑军分区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的会刊中将“开幕”写成了“开墓”，这不是仇视社会主义是什么？解放都五六年了，彝民在1956年前就黑暗得很吗？“上挂下联”的结果：杨世福的长诗不但不能发，他就是现成的“小胡风分子”了。他解释说，会刊上的字是别人刻错了，没有校对出来，“怎么能算在我头上呢？”而彝民真正解放是在1956年民主改革平乱之后呀。但没有人听他“辩解”。

1958年，转业到德江文教局不久的杨世福，被县委书记张清田看中调去编《德江县报》。报社只有两三个人，稿源欠缺，自己得写；县委以上有什么新精神，得写社论；三日报繁重的编辑校对没有报酬不说，往往在晚上进行——白天得参加集体的劳动。苦累倒是小事，报纸的功能总是让杨世福等人十分尴尬。虽然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鼓过劲，多数时候却在为“放卫星”说话。翻出田中的老底子称为“深耕”，用箩筐装小麦倒在田里就是“密植”；亩产越来越高，越高越有嘉奖，后来还产生了“用背篼箩筐挂在树上栽红苕”的经验。除四害“功劳”更显著，思南县委书记在全区电话会上说，全县麻雀都被打死了，剩下一只飞到了德江；德江的领导暗中嘀咕了句“吹牛”，随后汇报：全县已没有麻雀，连思南飞过来那只都打死了。大炼钢铁更是热火朝天，铜仁地区东四县的农民也来增援，虽然没有炼出钢，但炼出了大量煤铁混杂的“烧结铁”块；庄稼丰收了，忙于炼钢的人们没有时间去收割，玉米在坡上腐烂，稻谷在田里生芽……第二年出现干旱，第三年又出现干旱，人口大量死亡。这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跃进”接连攀升，邻县凤冈有领导在谷草上面铺晒席，晒席上面倒谷子，向上邀功，最终吃了枪子。

杨世福说，县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只能为这些“浮夸”擂鼓吹号，摇旗呐喊；而自己的文才，也耗在这上面不少。

县报停办不久，杨世福的精力回到了文艺创作上。一些小说、散文在贵州的《山花》、云南的《边疆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家》经时任宣传部长黎启华在《中国妇女》编辑部的政审函上签字发表后，他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峰。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欲将其改编成电影，刚改好剧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他文革这段历史好写：为零；如果从人生坎坷的角度，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批判总参谋长杨成武“反革命两面派”，姓“杨”的杨世福被“上挂下联”到其中；反对将尿棒往“5·16反革命集团”中的学生嘴里塞，杨世福肯定参加了这个集团；贴出的大字报说，他的小说《家》反映的是人性论，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他约有七八年就在管训班或劳改队度过。正是人生创作的黄金时期，不允许写作；读书，也只能读《毛泽东选集》中诸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类。

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因为一个剧本他又变成了“四人帮”在德江的代理人。

1975年初，在德江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事件。复兴河堡村将土地悄悄下放到户，贫农张羽花家抓阉抓到了不好的田土，不要，要求重新调整。身为富农的民兵连长许某“坚决执行”，对骂他的张羽花捆绑吊打，后来又脱光衣服，用粪瓢舀起尿粪向张羽花的嘴里灌……在今天看来，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反映到当时的中央时，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案件，许某被判刑，张羽花则四处作报告，成了反单干的英雄。这时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省指示地区，地区批示县里：一定要将张羽花事件编成戏。县委一领导指示杨世福：一定要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剧本《入党之前》初稿出来了，领导说，怎么没有批邓和批右倾翻案风呢？一定要加进去。杨说，中央还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我不敢。当晚即召开了有宣传部长等领导参加的会议，表态说，有问题由组织负责。于是他剧中就有了一位公社党委副书记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参加地区调演结束，此剧获选代表地区参加省里调演，不过地区领导要“老杨”将“公社党委副书记”提升为“县委副书记”。此剧在省里演出又获成功，决定代表贵州出席全国调演……

“四人帮”被打倒后，《入党之前》即变成了“阴谋文艺”，杨世福就成了“四人帮”在德江的代理人。他说是地县领导授意这样写的，人家问有什么依据？反过来说是县委常委中有人支持他，喊他交代出来某某是他的靠山“就可以过关了”。他知道自己已是他们权力斗争中的一颗棋子，也不想瞎说，只好就在管训班多呆了些日子，直到1979年平反。

一段人生，一段历史，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

平反后的杨世福，在县文化馆尝试办文学刊物《玉溪》，因资金欠缺，1期之后停刊。后来除了做好频繁的文艺调演，就将精力放到了辅导和培养大批青年文艺爱好者身上。八十年代以来在地区以上发表或演出作品的作者，如编剧的蒋越、牟嗣帮，写小说散文的徐小强、徐守超，文美鲜、苏东江、袁泽银，写诗歌的刘翊豪、张贤春、李天伦，搞摄影的覃作洲，搞音乐的高应智、冉茂平，等等，都得到了他的点拨。曾受他培养的《深圳特区报》记者赵启东、《贵州都市报》记者魏荣钊等，已成长为省级以上文学、新闻界有影响的人才了。同时由他编导，高应智编曲的花灯剧《双拜年》，在全省流行。

杨世福震动中国文坛的，是他的文艺评论。欲出版的《真言集》里，选编了他在各种报刊发表的20多篇文艺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批了名家王蒙的小说《来劲》，黄子平的文论《批评的预设》，铁凝的小说《棉花垛》……

1980年，《红旗》（后更名为《求是》）杂志第20期的一篇《清官问题评议》，全盘否定清官戏。杨世福看后写出了《应该怎样看待清官戏》，在安徽《艺坛》1981年第四期发表后，红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熊复委托秘书写信问他，为什么将首次批评《红旗》文章的评论寄给地方刊物而不寄给他们，当他说寄了而未发表时，对方要求他协助追查是谁将此稿压发的责任，他说，已没有必要……1991年，杨世福在《名作欣赏》读到《马贩子的女儿》，于是写了1万2千多字的《评劳伦斯热的非文学取向　》，对具有世界影响的弗洛伊德“泛性论”和中国当代某些权威刊物或名家倡导的各种赤luo裸的性文学错误倾向和观点进行了批判。此文在1993年北京《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后，被《文艺报》等多家报刊转载，2001年被“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评选为“国际优秀论文”。

更为引起文坛轰动的，是他那篇《文学的歧路》。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坛自由化思潮泛滥。针对《人民文学》发表的一些文章，杨世福写了7000多字的文学评论《文学的歧路》，在中国文联《文艺界通讯》发表后，被许多报刊转载。1990年3月31日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转载后，在文坛激起了新一轮冲击波。要知道，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人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错误”，特别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方向、道路背道而驰。同时批评诗歌《独生女人的卧室》（以下简称《独》），格调低下，色情下流。小说《谐震》表达了一种极端错误思想：说国际歌是“祸水”，是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人民唱国际歌就是疯了。按作者的观点，奴隶不应该造反，农民不应该起义。更不要说引起民族矛盾、被中央下令收回发有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1987年1、2期合刊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没有人站出来反驳，《独》一诗作者在他人的怂恿下，向北京朝阳区法院状告《文艺报》和作者肖卒：在搞人生攻击，要求赔偿，并在天津日报发布消息。一时全国各地多家报刊纷纷炒作；许多读者也投书《光明日报》、《中国出版报》、《中流》杂志等，指责《独》作者无理取闹。法院经庭外调查后得出结论：杨文纯属正常的文艺批评，并无“恶意进行人生攻击”之实，那位作者只好偃旗息鼓了。不久，《人民文学》领导班子作了大调整。

1991年初，中宣部、中国作协委托《文艺报》召开的“全国马列文论研讨会”行将结束时，惟一来自最基层出席会议的杨世福，被著名诗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动握着手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遭到重大挑战时，首先敢于站出来讲话的，是你这样一位来自最基层文联的同志，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2003·6·13·凌晨2时　香树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