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艰难的七月，那是42年前，公元1967年。

那年七月，是甚么日子啊？就是史称十年浩劫的第二个七月！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那年头的七月，是个甚么日子。没经过那日子的人，听我说几件当年的事，一定会像看《一千零一夜》那样，以为是光怪陆离的神话。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一年的发动之后，已演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全国两派武斗成风，使用棍棒刀枪，乃至出动坦克车，多少无辜的人就死于这场由国家领导人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中！

七月的武汉，气温高达37度，人体忍受它的煎熬，是为了为了工作，为了生活。

政治温度比气温更高，好像随时都要爆炸一样。我们受这些煎熬，是为了革命！

人们在革命面前，都必须有一个态度，赞成呢，还是反对？谁又会说反对呢，都是表示赞成的。但是，由于两派观点对立，就都争着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假革命的。争论的升级，文斗解决不了，就变成武斗。

其实武斗也解决不了谁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怎么办？必须要有人来仲裁。

当时最具权威的判官就是“中央文革”那些人，他们是受领袖器重或是授权的。这些些人，说一句话，就可置人（或某个组织）于死地。且不要说康生、陈伯达、江青，就一个从不见经传的小小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王力、戚本禹……说出话来，就比军区司令、省委书记说的灵。

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

当年七月，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百万雄师”与“三钢”“三新”的斗争，已是箭拔弩张。江城就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

那个时候，我是靠边站的干部，一切受群众组织头头的支配。

那夜，我被人叫醒，令我快点躲避，不然天亮就会被造反派抓走。船票都为我买好，我就不自主的去了汉川县。

我离开武汉半个月返回机关。江城的形势被“百万雄师”控制，大街小巷都有戴红袖章、持梭标的人执勤，时不时喊着“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的口号。少有的宁静，让人有点安全感。

7月20～23日，我被叫去市皮联厂清点资料。

20日上午九时多，街上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我从二楼的窗户口望去，一辆接一辆的卡车缓缓而过，车子两边整齐地站着“百万雄师”的人，穿清一色的工装，戴红色安全帽，手执梭标。奇怪的是，不少军车军人参与游行。那个威风凛凛的气势，似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这样的游行连续三天。

事情的起因，是中央来了一个工作组，谢富治是组长，王力是组员。他们找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做工作，承认“三钢”“三新”是革命的造反派，“百万雄师”是偏“保”的群众组织。8201部队的战士们听说谢富治、王力偏袒对方，气愤填膺，把王力抓了起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7、20事件”。

事情闹到这个程度，“中央文革”哪能容忍！何况他们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呢？

7月24日，林彪、江青在天安城楼召开了声讨“百万雄师”反革命暴乱大会，欢迎谢王返京，像英雄般的模样。打倒“百万雄师”的声浪传遍全国，灾难降到头上又何只百万！

中国出现这样的大事，由这样的中央人物出面收场，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效应也是明显的。“百万雄师”顿时土崩瓦解，全城像死了一样，那个凄惨的场面，像当年日本鬼子来了别无二样。“百万雄师”成员（包括支持的人），像打了败仗的士兵，四处逃荒躲避。

大难当头，谁能临危不惧？逃跑死于非命，那不明不白的事谁来申雪？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宁肯不走，死也要死在机关！我已一个俘虏了，却真还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这不也是忠于党，不枉参加革命一场吗。主意一定，心情反而平静下来。

我将机关楼道的石灰、砖头清理干净，恢复以往平静的模样。我到食堂去帮炊事员做馍头、卖饭菜。……总之，就是以戴罪之身，等待造反派的判决。

……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也嘲弄人。我是太天真幼稚了。我哪能知道那个“最亲密的战友”，竟是个叛党叛国的人？永远健康的人却摔死在异国沙漠！而紧跟革命路线的江青会是一个假革命呢！当年7月24日，在天安门城楼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后来竟落得可耻的下场！

当年艰难的七月，恍若昨日。4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莫道世间真如铁，匆匆又是白头翁。

以此赋诗一首为证：

浩气横空百万军，山摇地动撼江城。

心存正义为明主，身陷阴谋遇二臣。

鬼蜮门楼迎王谢，雄师扬子念陈钟。

谁将历史添新页，哪个英雄妄自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