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惊梦三千年（三）——彼黍离离——走近古都（六）

三、彼黍离离

当古都安阳的殷墟在历史的尘封中渐行渐远仿佛遗忘在世人记忆中的时候，现代科技又真实地把远古时期的人间烟火和世事纷争再现在世人面前，昔日殷墟王朝随着现代科学的存储再次向我们徐徐走来。然而展现在我们世人眼前的不再是王者霸气，不再是歌舞升平，不再是繁荣昌盛，数不尽的断垣碎瓦在层层黄沙的积压中睁开疲倦的睡眼，数不尽的甲骨字符以及钟鼎铭文在计算机的硬盘上慢启僵硬的笔锋，于悲泣中点数殷商纣王肉林酒池的骄奢淫逸，于呻吟处诉说殷商子民被迫迁徒流连、昔日皇宫黍麦离离的悲情苦涩。也许这就是安阳古都紫气东升繁荣霸气之后所剩下的那么一点苍凉伤感而又纯朴的历史真实。

然而作为古都，安阳殷墟的历史真实和真实的历史底蕴又是什么？也许，历史的真实就是我们回首之时所能够看到的那些尚且还没有被海潮抹平的沙滩脚印，是以亭台楼榭、刀剑鼓角为表象的昔日繁华，是掩盖了灰色肮脏的四海升平，是那些被世人已经发现了的战火烽烟，是那些让我们值得回味的王侯将相、盗贼寇虏。历史的底蕴无须假设，应该就是那些用端端正正充满神奇和活力的方块字记载并传承下来的昔日文明。就安阳古都而言，当象征文明的甲骨文、青铜器和金璧辉煌的歌舞楼台、宫车宝马屈身于黄沙地下的时候，安阳古都的历史终于在春暖花开和冰雪凋零之后，撕开文明的面纱，率直地坦露出镌刻于神州脊梁之上的警世箴言：成于王道而毁于王道者，殷墟也！

殷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有文字记载而成于王道的奴隶制国家。夏朝末年，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商汤乃以“天命”为号召，高举“伐无道”之旗而灭昆吾、夏桀，“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篇》），从而拥有东自洛水，西至羌境的广大地域，以商代夏，使华夏九州第一次呈现出河山统一的历史趋势。商汤立国之初，于亳之东郊而作汤诰曰：“维三月……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以此而令诸侯，致使一个以“王道”立国的奴隶制国家初步形成，并且逐步走向兼并与统一的道路。《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篇》亦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以“国”（即部落）为标志的数字急剧减少，正是成汤以王德感化天下，逐步统一九州的历史见证。

商王朝强盛时期，当为盘庚迁都之后至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陵轹千古。而盘庚迁都，奢侈、河患、地力衰退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不为迁都安阳小屯村的主要原因，更不为外寇侵扰之战争而迁都，迁都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永无休止的王室之争，从而优化王室，恩惠苍生。当其决意迁都之时，商王朝已历经了“九世之乱”，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政治纷争导致了国力衰竭，民心离散，王德无存。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奴隶制君主，盘庚明察秋毫，毅然迁都，终于结束了“九世之乱”类似事件的重新发生，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并延至商未，再也不曾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圆满解决了王室内部的政治纠纷，社会经济才有了显著的发展，殷商王朝也由此进入鼎盛时期，最终实现了盘庚早期的预言：“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这也就是“百姓思盘庚”（《史记?殷本纪》）的根本原因。

诚然，盘庚迁殷，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阻力重重。《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盘庚迁都之后，国富民殷，其势浩浩。“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诗经?商颂?玄鸟》），这就是强盛的殷商王朝以德治国恩惠于民的真实写照。

成于王道亦毁于王道，这正是殷商王朝殷鉴后人的一面铜镜。商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出现了衰败迹象。《国语?周语下》云：“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殒”。《尚书?无逸篇》亦云：“……立工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后世甲骨学家们在研究甲骨文时发现，自祖庚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既不见求雨之祭，更没有奉年、受年的大典，这说明此时的商王朝已经逐渐偏离了“以德惠民”的王道精神。当历史的时钟指向公元前十二世纪之际，也就是殷商王朝敲响丧钟自掘坟墓之时。子受辛作为商朝最后一位国王，以其拍案叫绝的惊世之作，把殷商王朝推进了毁灭的深渊。

据史载，周武王在牧野誓师伐纣时云：“今商王受（子受辛），惟妇言是用！”以此谓商纣亡国原因之一，并不为过。我记得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到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传奇的史迹。西方和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位绝色美女，也同时引起两场流血和覆国的战争。”虽然柏杨先生的纪年并不十分准确，但品味其言，颇觉在理。西方美女海伦，作为希腊斯巴达（sparta）王国的皇后，却与土耳其半岛上特洛伊（troy）王国的国王私奔，从而导致希腊联军围攻特洛耶城达11年之久（前1194-1184年？），最后用木马计（里面满装着希腊突击队），血洗特洛伊城才最终抢回海伦，而千年古城特洛伊却毁灭在大火之中。东方美女苏妲己，作为苏部落酋长的女儿——商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子受辛（前1075年---前1046年）的妻子，她的遭遇没有海伦那么富于诗意，但作为商王朝的历史罪人，就像海伦与特洛伊王国毁灭一样，实在是罪责难逃，尽管商王朝的灭亡其责并非全在妲己。司马迁曾在《史记?殷本纪》中作了如下中肯的描述：“帝纣（残害忠良的君主称之为纣）……知（智）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正所谓妲己不知淫乱祸，纣王焉晓亡国痛！

商纣王为了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以达到醉生梦死之目的，镇日“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就不得不加紧对奴隶和平民进行永无止境的搜刮，“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这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浩》）的荒淫无度的生活，自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尚书?微子》云：“小民方兴，相为敌”，就揭示了当时奴隶平民与统治阶级斗争的激烈情景。为满足一己之荒淫而搜刮天下之民膏，为了利令智昏的奢侈荒淫而导致丧心病狂之残忍，因为残忍至极而导致众叛亲离，因为众叛亲离而导致内忧外患，以至身死国灭，这就是商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戏称商纣王子受辛与其妻子苏妲己是一对有虐待狂的凶残无度的夫妇。先生云：有人赤脚走过结冰的小溪，子受辛夫妇命人敲碎他的脚骨，研究他为什么不怕冷。女人怀孕，子受辛夫妇又下令剖开她的肚子，看看胎儿是什么模样。最后，子受辛也发明了“炮烙”酷刑，镇压日益增加的逃亡和反抗情绪。子受辛有三个忠心的大臣：九侯、鄂侯、姬昌。九侯的女儿是子受辛的妃子之一，但是她不善于承仰颜色，子受辛就把她们父女剁成肉酱。鄂侯据理力争，也被剁成肉酱。姬昌（周部落酋长）听到消息，叹了一口气，于是把姬昌逮捕，囚禁在羑里城（河南汤阴）……子受辛还把姬昌的儿子姬考处决，做成肉羹给姬昌吃，姬昌只好吃掉。子受辛得意的宣称：“谁说姬昌是圣人，连自己的儿子都吃。”商王朝大臣祖伊向子受辛提出警告，子受辛说：“我应天命而生，不同于普通人，有什么可怕的。”他的叔叔比干，也进言规谏，子受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你好像是圣人，不知道有几窍。”下令把比干的心挖出来察看……

柏杨先生如此直白地讲述着那早已远古悠悠的故事，其实是在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们：当商纣王之残忍到了无以复加的时候，拒谏饰非，亲小人而远贤臣，才最终导致众叛亲离，社稷倾覆。白寿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则以史论事：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也加剧起来……使得忠于纣王的比干因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相反地，他却把“四方之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又用费仲、恶来为政，其结果，由于“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记》）。这样一来，纣王便失去了一部分“王父母弟”一类的亲族和“邦伯”、“师长”等诸侯大臣的支持，使得当时的统治集团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对商王国的覆灭起了加速的作用。

无庸讳言，当商纣王之残暴与荒淫达到极致之际，自然也是各地诸侯纷纷叛离之时，更少不了周边少数民族乘机内侵。随着纣王对周边各族平民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以及倾其国力对叛离商王朝的东夷各部落进行长期围剿，东夷各部平定之日，即为商之国力耗尽之时，《左传》云：“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当周文王的讨伐大军会师孟津，席卷朝歌的时候，历时600多年殷商王朝终于在鹿台的熊熊烈火中宣告结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正是对殷商纣王失天下之最客观的历史总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谓也。然而还有一点是商纣王始料不及的，当其牧野之战败北，逃至鹿台纵火自焚的时候，万万不曾想到后来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之后，他的儿子及殷商子民们竟然会全部成为西周之奴隶和战俘（殷之顽奴），西迁至新建的成周城（洛阳）开垦荒地，致使昔日紫气萦绕繁华富庶的殷商之地，从此西风瘦马,鼠狼出没。悠悠苍天，彼黍离离，中国远古文明的第一缕阳光终于在殷商战败子民被迫迁、并被迫开垦成周城的劳动号子声中，长埋于小屯村的地底下，带着那些刻着弯弯道道的兽骨龟甲、青铜方鼎，还有那开启智慧之门的八卦神符。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本是《诗经?王风?黍离》中的诗句，此诗所写乃周人东迁后士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繁华的宗庙宫室，已夷为平地，且遍种黍稷，不禁伤心落泪，吟唱成篇。尽管此诗并非描写殷商王朝之覆亡，然则历史上的殷墟不正是殊道同归么？致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悲泣连连。面对废墟殷都，数不尽哀思无限。昔日气派恢宏的王城，转眼之间苔痕遍地，黍稷杂生，曾经拥有的辉煌，鼎盛的人群，而今花逐流水，鸟兽离散。当我们在昨日风采翩翩的遗迹前感伤踯躅、质问苍天之时，亡国之痛一泄千里。然而亡国之痛黍离之悲又岂此殷墟哉？如果我们走过悠悠洹水，漫步漳河岸边，追寻远古六朝旧迹时，又有多少邺城往事，可堪回首乎？

己丑年7月18日深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