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已经过了一半,大概看一下这半月都做了什么,盘点一下写了几多文字,竟然几乎是一无所获,心里不禁感到骇然。这怎么可以呢?已经是近天命之年怎么可以这么浪费自己的时间挥霍自己的生命?这半个月来心情似乎是好多了,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工作上的分身乏术,也是因为在感情上遇到了外力的冲击,使原本全心全意甘心陷在泥淖里的情感被人强行拉了出来。透过一口气后感到的是身心俱疲,就像大病初愈的人那样,似乎觉得比病时还脆弱软弱,无奈之下只好把一颗柔软的心蜗牛一样缩进壳里,不敢看外面的世界一眼。一心只讲国学,连计划内的创作都不得不暂时搁浅。
尽管如此,我的脾性还是不大能改变的。学习教授国学的确使我的心有所沉静有所感悟有所反省。但是,多年的积习仍然使我时不时地抨击这个看不上那个的,自己也讨厌自己,可是正应了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为时尚所惑对我来说容易,不为积习所蔽我几乎做不到,即使努力也无法令自己满意,当然就更无法令别人满意。这不,今个就遇到了这么一档子事,又令我旧病复发,这就是我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致使五百年的修行全废了。
下课了,我走出国经学堂向自己的住处走去。不过,我得过一条横街而过的天桥,本来心里就为平白无故上台阶下台阶烦着,偏偏又遇到那么一个煞风景的老家伙。
就在将下天桥的拐角处,我看见一个蒙着金丝绒的小方桌摆在那里,上面放着几摞书和几样签名必用的物件。本来我就走过去了,不想站在方桌后面的人仿佛熟人一般把我叫住了。我不得不站住脚,凝神看着他:微微有些蓬乱的毛发与胡须,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方阔的脸庞。虽然确定不曾认识他但也没有转身欲走,理由很简单:都是为文的,且看看他桌案上卖的是什么书?
妄称词,佞艳之词,狗屁不通的下流货,简直是在亵渎文化。古老凝重的画框镶嵌的居然是欢场女的卫生巾。我强按住心头的愤怒,放缓语气问:你这样何止是使斯文扫地?不觉得有辱斯文么?那家伙恬不知耻地说:我就是要写别人不敢写的。我反驳说:那叫不敢写?畜生发情都是你入文赋词的材料?他听我这么说又强调一遍他就是要写别人不敢写的,他是儒家弟子。我真的愤怒了,并且是深深的愤怒,孔老夫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儒家都是他这德行,那么被排在窑子娘们后面位列第九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我对他笑笑冷冷地说:看来你念的不是孔孟之书而是驴马精!
我转身离去听见他在后面说:咋地?舍不得二十元钱,我可以给你签名的。
天杀的!要你那臭名。大街上一滴水也没有,要不我的耳朵真得像许由那样好好洗洗。他把文革时坐牢和被单位开出当作资本写在一张纸上,并且把那张纸塑封堂而皇之地立在桌案前。记得有为所谓百岁的国学大师也把文革时受的刑法当作资本拿来糊弄人,大家该记得的是:文革时照样有因流氓猥亵犯罪的。被单位开出也未必都是政治原因。看着老家伙,五零年出生的人文革时才几岁,能犯什么可以够镇压的政治罪?不过,他拿出来显摆的省作家协会会员证看样子倒不是伪造的。看来当今的作协不单是暮云四合还鱼龙混杂。斯文扫地谁之过?是经济大潮冲击的?是个人道德沦丧导致的?是标新立异的心态驱动的?还是原本所谓斯文就是地下之物件?与垃圾并无什么区别?
我知道我无法修炼到中庸的境界,更无法像某些伟大人物那样洞见世上的一切甚至可以明察秋毫。既不能够明察秋毫自然也就不能暗藏春色,所以,苦恼、欢喜、慈悲、愤怒都是无法掩藏的,也就是总扮演着无城府喜怒形于色的傻瓜角色。
我虽经常深入山林,慢慢行走,静静思索,但是并未得到通天之眼,也不曾远离人间,所以对这世界的了解也就做不到深而广,虽然现在在国经学堂讲授国学但亦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但是,我再怎么或腐朽没落或前卫新潮,都无法恭维苟同这个老家伙的谬论与谬行,汉字的铁画银钩不该用来表现这样的低级情趣,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为了渲染动物的本能。并且我绝对认同:人之所以与畜生有质的区别就是因为知耻。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我们可以分析对比一下,这个老家伙(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一个比我年长的人,因为我不想把他的真实名字写出来心里又很愤怒)算不算一个人。
他的书如是非法出版物,责任在他自己;如果真如他所说是出版社的正版书号,那出版社的责编是如何把关的?区区万元的书号费就可以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在雌性的裆下受辱吗?
老家伙的斯文扫地令我感到心痛不已,病根就在于我还活在人间,活在中国,活在传统文化里。我是一个平常的人,却长了一颗无法平常的心,所以,我痛我苦,我为斯文扫地而愤怒。君子有才,不述床笫之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老家伙,我深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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