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张爱玲的《花落的声音》颇有感触。文中讲述了她在一个寂静之夜倾听落花的惊心动魄：“看着它们（玫瑰）脱离枝头的拥挤，自由舒展地躺在那，似乎比簇拥在枝头，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丽。”这不正是张爱玲人生的写照吗？也正如她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能听到落花的声音。

自打五十年代初，张爱玲这位7岁开始写小说的天才离开上海去香港之后，便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四十年代上海大红大紫的女作家，数十年后，人去花谢，几部改编自她作品的电影，竟赢得好评如潮，更引发了“张爱玲”热，其粉丝遍布大江南北、港澳台和海外，这在她生前是无法想象的。或许因为人们经历了太多热闹的随波逐流，突然发现这遗世独立的美丽，于是倍感珍惜起来了。

正如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一样，卡夫卡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其作品很有深意地抒发了他愤世嫉俗的决心和勇气，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前几天，９８岁的季羡林仙逝了。自嘲为“清朝遗少”的一代宗师带着他满腹的经纶回归道山。他生前坚辞国学大师的御赐成为一时舆论的焦点，身后有关“大师”的争议也终告一段落。要知道，中国确有“死者为大”、“盖棺定论”的传统，以学术、人品而论，其大师地位自然是不可动摇的了。但他的辞世还是给中国的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奇怪的是，大家对老人家的称谓都是“最后的大师”，这似乎要来证实了花落之后的美丽。

于是有人高论，六十年的教育体制是出不了大师的，真正的大师只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撒手西去的是真大师；苟延残喘的是准大师；活蹦乱跳的只能是假大师了。这对自信满满中国人来说有点残酷，真可谓是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哀。

张爱玲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说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其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她生前，如按现在的“标准”，把她奉为大师并不意外，但很可能会碰壁，不是因她生不逢时，却应该是她的独标孤高。

看看当今的中国吧。一个名不经传的大学女教师上央视讲《论语》，一眨眼就变成大师；一位作家在自己寓所门外挂上“大师”的牌子就成了大师；还有人甚至装上一把胡子也能成大师。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推波助澜，送花帽的够殷勤，接花帽的也来个不客气，于是涌现出一批“大师”来了，好不热闹。中国文人想做大师的近乎疯狂了，无不梦想成花魁。有的人甚至整天意淫，二十年后中国可能有人得诺贝尔奖，某人何年何月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等等。他们隔着玻璃瞪大眼睛伸长脖子张望，却无视一个非洲妇女在家的周围种了九棵树，一个孟加拉男人创办了一个穷人的银行，一个印度修女毕生的精力赈济穷人．．．．．．但他们却是货真价实诺贝尔奖得主啊　！

“红杏枝头春意闹”在张爱玲眼中，那也许是一种拥挤的美丽，充满了人世间的媚俗和喧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她看来，落花没有死亡，仍然是鲜活的，自由的，有缎的光泽和温暖；它们是有翅膀的天使，有时轻柔飘逸，有时是含蓄无声的，有时还是极端和刚烈的。一句话，落花总比开花艳。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