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章前面的话：这是我85岁的父亲带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所写，文章中的次女即我也。父亲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一生的坎坷起伏，一生执教，桃李三千，平凡中见伟大，可敬！可佩！谢谢大家品读！

平凡人生琐屑事　

永兴一中退休教师　邓基柄　

“人生苦短、岁月如流”，上了年纪的人普遍都有如此感慨。今年我已虚度八十四岁，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像走过一条路似的，也如一条河流过似的，虽然平凡，倒也回味无穷，谨分述如次。　

一、童年少年时期　

我生长在永兴县樟树乡树头下一个偏僻的乡村——枫头村，那里原先是樟树成林，浓荫如盖，纵横十余华里的村村落落，都有古樟耸立，故名樟树乡。我村前后除樟树外，还有两棵参天的枫树，春夏之际，浓荫如盖，喜鹊在树枝上筑巢，老鹰在枝顶上了望，好一道田园风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困难时期，老乡们没有饭吃，饿不过，将古樟全部连根砍伐，熬樟油出卖换粮食吃，所以现在古樟已荡然不存。村头的两棵大枫树，因当地某人认为有碍他起的新房的风水，用一种烈性毒品钻入树心中药杀枯死了。多好的两棵大枫树，春夏葱茏可爱，秋天叶红似火，冬天披雪挂冰如玻璃，点缀我村一派美好风光，却被迷信风水的思想败坏了，现在回忆起来，深感可惜。　

我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村妇女，勤俭持家，虽然当时家境算是富裕，因我父亲是一位宿儒，也可说是书呆子。在当时永兴县第三高等小学当教务主任，长年累月不在家，只顾自身潇洒，靠我母亲操持一切家务，并从事农活。我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小弟弟还是襁袍中，我父亲就英年去世了。少年时的我，就得帮助母亲挑起沉重的家务担子，和母亲领着幼小的弟妹相依为命地度日。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永兴三高停办，一九三九年其校产分到所属各乡办中心小学，此时我刚高小毕业，后来（1941年）父亲也因抗战需要，由教育界转入政界，担任永兴金安乡乡长之职，1942年3月，在任内患重病不治而亡。父亲死时我年仅16岁。次年我初中毕业，不得不辍学在家，向族中长者求情，聘任我为邓氏宗祠国民初小教员，在此一段时期，我除读书，教书外，课余或假日，还要待好弟妹，遇春日翻地下种，夏日耨田，秋日收获，冬日砻谷子、舂米等劳动，没有时间玩耍过，失去我儿童少年时期应有的欢乐和玩耍。　

二、求学生活。　

我孩提时入本地邓氏宗祠国民初小读书，记得我的老师是一位穷儒叫邓国怡先生，本乡界江大队石桥村人士，国怡先生是当时农村一位饱学之士，从《三字经》讲起，一直教过我《幼学琼林》及当时初级小学教材，并教图画手工，体育、珠算、唱歌、游戏等课。先生很喜欢我，我当时穿的裤子是幼儿开裆裤缝紧的裤裆，做游戏时蹲下来裤裆就挤破了线，多不雅观，先生特意到我家要我母亲给我做一条新裤子……这些事我现在尚记忆犹新。　

我小学毕业后，1941年考入永兴县立中学（现在的永兴二中）就读，时正值抗战忧患时期，日寇由长沙、株州、衡阳向永兴逼近，人心惶惶，此时我父亲于1942年3月病逝在任内，少年丧父的我仍未停学，艰苦继读。原省立衡阳女子中学更名省立三中，从衡阳迁到永兴办学，永兴沦陷后又迁入到蓝山县与其他流亡学校合办为省立联中，抗战胜利后（湖南省教育厅颁文指示湖南省立三中改名为永兴一中，所以县立中学后来改为二中），为了躲避日寇空袭，县中也从县城搬迁到乡下——太和圩寺边学校（原县三高小校址）办学上课。我为了节约伙食费，寄宿于学校附近一位农家，从家里带来咸菜送饭度日，咸菜放久了，起了蛆虫，我仍吃着它送饭饱腹，以苦读为乐。还记得在县城就读时，我的语文老师叫许清琦，那是1942年（民国卅二年）秋天，盟国援助我国抗日的三架美国战斗机因迷航，被迫降落于永兴县城便江河沙洲上，当时正是暮色苍然，天空微有月光，当三架友机飞近永兴县城绕城上空时，首先被省立三中师生发现。一位英语老师周老师高喊：“是三架美国战斗机。”当三架友机绕城飞翔。最后降落沙洲上时，省立三中师生云集沙洲进行援救，其中一架因撞上高压电线起火，师生们捧着河沙拼命救火，熊熊大火被扑灭，救出了受重伤的一位飞行员，其余两位盟军飞行员安然无恙。当人们正在踊跃围观之际，永兴县一位矮胖的艾县长拿着手杖（司蒂克）昂首阔步地在护卫人员引导下也赶到现场，因为他急于挤进人群，希冀用手杖打出一条路来，竟打伤了省立三中一位国文老师朱老师，因而引起省立三中师生的愤慨，其中有雷任同、夏士金、董源三位学生策划一次殴打艾县长的事，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幸而省立三中女校长周俟松（作家许地山的遗孀）主持正义，保护老师和三位学生，经省教育厅、民政厅派调查团调查调停，将三位学生作转学他校的处分，才免于事（见一中八十周校庆回忆录（p170-174《周俟松校长》一文，校友台湾国立高雄师大教授李雍民作）。我当时在县中读初中二年级，目睹此事，写了一篇作文叫《友机落永记》抒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感情，许老师将这篇作文在学校广为传颂，啧啧称赏我这篇文章，并向县报推荐。　

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去世，无力升学读高中，回家当了一期初小教员，以赚学费升高中。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省立三中于1946年重新迁回永城招生办学。我记得升高中考试的语文作文题是《凯歌声中度新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上省立三中读高中，在高十一班就读。此时我家不幸遭了一场横祸——伪金安乡乡长曹学渊清算我父亲在世时任内有一批由乡政府负责向殷实户派购回的积谷款未购回积谷归仓。他硬说是我父亲生时在任要负责的。派兵丁到我家催缴此款，三天出两票，催款兵丁在我家打鸡杀鸭，吃喝足了，还要出差钱（当时叫草鞋钱）。此事实属乌有，因为谷款并未在我父亲名下，我父死后无凭证，由此我家横遭此祸。当时正值战后人民生活很苦，米贵如珍，饿殍遍地，为偿还父亲所欠积谷，年关时节，雨雪纷飞，我寒假回家，没有雨鞋穿，光着脚丫在雨雪中奔走，筹资购谷偿还乡政府催缴的积谷，当时我母亲一听村里的狗叫声，吓得和我四弟妹就抱头号哭，以为是乡政府兵丁催缴积谷来了。　

当时惨像，不堪言喻……　

我家为偿还积谷，母亲再无力送我读高中，但我不甘心寄人篱下当宗祠小学教员，只得从省立三中转学师范学校，一九四七年春我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公费生就读。当时正抗战初捷，汽车火车尚未通车。我入学时，自己挑着行李步行百余里，天黑了不住客店，露宿别人屋檐下，天一亮，赶早到省立三师（今郴州市白鹿洞）入学。　

1948年暑假在家遇到一桩趣事。那天我从田里干完活回家，见一位北方来的游方术士，牵一匹骆驼，叫着“看相呀！预知人生吉凶。”围观者一大群，我也挤在其中观看。看相的见到我后，拉着我手掌仔细看了一阵，说：“你不是庄稼人，是读书的人。你父亲早亡，母亲尚在，四姊妹，你居长……”说得真切，却没收我的钱。于是村人纷纷要求看相。至今忆之，亦难解看相之谜。　

1949年上学期，我从省立三师毕业，先受聘于伪政府金安乡中心小学任教，接着迎接解放，又受县人民政府文教办事处新任校长何庆云女士（地下工作人员）之聘继任该校教员，学校地址在金龟乡的安福司。做地下工作的邓白、曹盛球、邓名国等经常在此活动，我曾积极协助过他们的工作，迎接家乡解放。　

家乡解放后，我积极投入革命工作，参加过征粮，反霸镇反，土改，土改复查等革命工作，在这段时间，我先后在本乡湖塘完小，县内寺边完小任教，由于我教学成绩突出，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赞赏，1952年下期，将我从农村调入县城城关一小（现先锋小学）任教，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推广苏联凯洛夫教育教学教法。1955年下期，县教育科保送我以公职身份参加本届高考深造，当时被保送的共14名教师参加统考，高考揭晓后，我县仅两名——我和李长钦（曾任郴州师专校长，现已退休）被录取。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师院（现湖南师大）历史系带薪学习，被系里任命我为班上学习委员，兼任学院职工夜校的扫盲教师。　

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席卷全国，在运动中我紧跟党的部署，立场坚定，得到系科党组织的赞扬，系科党组织派同志黄蒲生（浏阳人）与我谈话，培养我为入党的积极份子，因为即将毕业分配，就要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争取。1957年7月，我响应学院的号召，支援祖国西南地区的教育。我服从分配奔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民族中学从事中学教育工作，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活。

三、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我是1949年8月上学期参加教育工作的（在此以前一九四四年曾任过一期初小教员），到1988年10月退休。次年永兴一中校长黄承宗经教育局同意，又返聘我一年，教学生涯凡四十余年。退休后我又先后被永兴政协、郴州市有关办学单位，聘请我为高三补习班教师兼班主任工作，教了三届高三补习班历史课，又在郴州市民办群能学校教书一年，直到1998年上期，才正式结束教书生涯，时年我已七十三周岁。　

我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就是这样匆匆度过的。　

1949-1955年六年中，教小学高年级，那时，全国刚解放，我教的学生中也有年龄比我大的，因为他们旧社会无力上学，解放后才上学的。我教过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社会各界顶柱之材，我记忆最深的有曹武现，大学本科毕业，高中名牌数学教师；郭荣弟，大学毕业，曾任郴师校长；李孚汉，大专毕业，曾任郴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还有乡镇企业家曹爱佳，业余作家许柏舟，樟树乡农村电影放映员李友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被评为全国十佳放映员，现荣调入郴州市任职）、南京医学院教授李满飞等等，那时他们都系少年儿童，现在他们大都也退休了，甚至有的作古了，回想起来，欣慰中不免带有伤感。　

1957年7月-1962年10月，我从湖南师院毕业，分配在贵州省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雷山民族中学工作，担任该校文史教研组组长，雷山县县政协候补委员之职，教高三语文、历史科（因贵州省县属中学的规模很小，学校班级不多，师资也缺乏），次年我爱人李华南也得到组织上照顾，从家乡永兴调入到贵州雷山县城丹江小学任教，夫妻在同一地区工作。贵州省是少数民族丛居地地区，我教的学生有汉、苗、侗家族、布衣族、土家族、彝族等民族的子弟。我在这里工作近六年，逐年的毕业生被保送入北京、云南民族学院深造的不少，高考录取入大专院校的也不少。记忆中有吴德敏，苗族，考入贵阳师大；穆国良，苗族，被保送入北京民族学院学习等等。当时正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我积极和师生们投入运动，经过支农大兵团劳动，大炼钢铁铜等工作，我夫妻都评到大跃进一等奖，优秀教师奖等荣誉，深感在民族大家庭中的温暖和乐趣，由于相距时间已五十余年，很多的事和人都遗忘了，但该校的校长叫吴士熙，苗族人，他对我的印象最深。还有当地的山山水水，层层的梯田，莽莽的丛林，满山满岭的小米、高粱……以及座落在山峰间一排排、一幢幢木结构的苗寨。苗族同胞纯厚的风土人情，苗民吹着悠扬的芦笙载歌载舞和苗家唱出的悦耳的苗歌，以及苗族妇女平日的素装打扮，节日满身银饰的盛装……常常使我忘却了远离家乡，置身异地的缕缕乡愁。今天回味起来又勾起了我对该地区难忘的甜甜的思念。　

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人事方面也在调整之列。由于我母亲不幸去世，接着我岳母也去世，我夫妻得到组织上的照顾，调回家乡湖南永兴，先是被分配在湘阴附中任教，时正遇上社教“四清”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我出身不好，在运动中受过一些冲击——大字报围玫，小组批斗，写检查书等，又下放到小学和我爱人一起教书，不久又调回中学（湘阴附中）。1968年12月干部下放，将我家下放到老家前进公社（现樟树乡）树头大队枫头生产队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公社大队将我安排在前进中学（现樟树中学）任教，假日在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等待组织上处理。　

1972年上期，组织上才将我调到永兴三中任语文教师。我和师生一起也是下队、下厂、下部队学农、学工、学军，并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区演出、搞宣传。学校由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部分吃商品粮的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曾为知青；这些知青正是长知识的时候，却不能安心在学校里学习和深造，却经受种种磨炼，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得到机会，才通过努力，考上大学、中专、研究生。我最熟悉的有李华强，现在永兴政协工作；王主才，现在县人民医院任内科主任、主治医师；梁欣泉，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在郴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任主任……真是“但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2007年李华强先生主编出版《曾为知青》一书，篇篇文章生动反映知青经受磨难，作出种种奉献的经过，我读后曾挥笔写过几句读后感云：“读罢全书泪涔涔，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知青磨难苦，神州哪得日月新。”从内心佩服知青这些宝贵的人才。　

高考恢复后，学校大力提高办学质量，学制也恢复了，教材也改编正规了，1983年上期我从永兴三中调入永兴一中，担任高中一年级、三年级的历史科教学。经过全校师生努力，涌现出的人才班班辈出，不胜枚举。1987年教师首届评定职称，我荣获高级教师职称。1988年下期我才退休，时年六十三岁，退休后学校又返聘我一年，又教了三届高三补习班，一年民办中学教学，七十三周岁时我才正式休息。追忆我这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不免踌躇满志，我教过的学生及其家长，均欢迎我，至今总记念我，当教师虽然清贫，但我们精神上的享受是富裕的，充实的，让我终生难忘。我曾与老同事开过玩笑说：“现在我真老了，力不从心了，假如有来世，我仍要选择当教师的职业！”　

四、清淡的家庭生活　

我的老伴叫李华南，年轻时是共青团员。高中毕业任小学教员，曾任塘门口镇完小教员，团小组组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第一届县人民代表……现已年逾八旬，退休后在家操持家务，读书报、习书法，全家过着清淡、和谐的生活。　

我夫妻年轻时，除抚育儿女外，尚赡养两个老人（我妈和我岳母），培养一个弟弟中师毕业，一个姨妹初中毕业。退休后资助三个外甥孙大学毕业，其中两位是我妻大姐的孙儿，一位是我妹妹的孙子，他还读了研究生，得到武汉大学水电系硕士学位，工作颇出色。　

我膝下有二女一男，均成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学制缩短了，初、高中均是两年制，大女、次女上世纪七十年代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曾为知青。当时大女十七岁，次女十五岁，1977年恢复高考后，经过复习功课，在党和学校老师的培育下，才有机会考上大学、中专学习，现大女邓丽平任郴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小女邓水莉,中共党员.在永兴人民医院办公室任职；儿子邓建平，任永兴一中高级美术教师。　

我的家庭生活，一向以清贫为乐，一贯过着清淡而和谐的生活，随着党和政府对教师待遇的改善，已步入小康家庭了。　

五、退休后生活拾零　

我于1988年10月退休。到1998年完全在家清闲度日，其间有不少的事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值得追忆。　

1989年7月26日盛夏时节，雨过天晴，忽有客人叩门而入，说：“认识我们吗？”我夫妻俩定睛一看，几乎是同时喊出：“啊！是雍民弟，丽华弟嫂！”　

离别四十余年了，要不是在相片上熟悉了他俩的相貌，我们的确是认不出来的，接着，相约到宾馆相聚，真是亲朋咸至，盛况非凡，事后我将此次会见的盛况，写成短文，投到《湖南电视报》，由湖南广播电台播出，青岛市《老年生活报》国庆50周年征文以《海峡两岸骨肉情》为标题登出，该报寄来报刊上的登文，我已剪贴寄到台湾李雍民先生家。　

雍民先生是我县碧塘乡人。曾任台湾高雄市国立师范大学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名老教授，省立三中（现县一中）校友，其著作颇丰。他年轻时和我夫妇俩同在省立三中求学，和我爱人是同乡，一起长大，情同姊弟。解放前夕，雍民在武汉航空学校读书，随校迁往台湾，从此就音讯渺无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的政策英明，海峡两岸开始通信，我们才知道他在台湾，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当时我高兴得真是“漫卷诗书喜若狂”！现在雍民先生已退休，可惜他已病卧在床多年，他的夫人张丽华女士，至今仍和我俩频繁通讯，友情不减当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遥祝他俩夫妻平安无恙吧！　

2003年秋，我患上一次重病——链球菌感染引起的溶血性贫血，体重由65公斤减至23公斤，面色黄黑，卧床不起。经县人民医院谢志东，内科主任王主才大夫（他俩都是我教中学时的学生）为我精心治疗，王主才大夫亲自为我抽骨髓化验（当时疑惑是白血病），并转院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治疗，科主任是梁欣泉大夫，也是我教中学的学生，后考入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是省内知名的血液医学专家，经他精心治疗，真是“妙手回春”，半月之内将我的病治愈，体重恢复到60公斤，血色素由五克上升到十一克，从死神手中将我的生命夺回来。病中，县一中的领导、工会、离退休协会同仁及广大的师生、职工及其家属人等对我的关心、牵挂，至今追忆起来，历历在目，令我感激得老泪纵横！　

2005年12月3日（农历十一月三日），是我八十周岁的生日，我的儿女为我举行寿宴庆祝，由学校领导、工会、离退协会主持，学校工会主[xi]、党总支副书记胡兆文先生，离退协会理事长曹善林老师均在寿宴上致以热情的贺词，县政法书记陈舒藻偕夫人康永喜（我教高中时的学生）亲临宴席祝贺，并提词送匾：解惑之贤，仲尼之德！湘南学院教师曹锋（我教高中时的学生）为我拍照，永兴一中老语文教师曹庸夫、李星辉吟诗作词为我祝寿。令我感激难以忘怀。兹摘录贺词如下以作记念。　

曹庸夫老师的贺诗是：　

（一）　

鹤算十年即渭钓，生辰百岁若轻程。　

何需释道炼丹术，寡欲清心作寿星。　

（二）　

三千桃李勤灌溉，两袖清风不辍忙。　

厚道名师树典范，傲霜一品梅花香。　

李星辉老师的贺词是：　

历尽沧桑岁月驰，且欣庠序为人师。　

黔山便水春风暖，历史长河雨露滋。　

桃李菲芳争吐艳，芝兰馥郁发新枝。　

杖朝今届犹忘杖，寿晋期颐信可期。　

（二）祝寿词《贺圣朝》　

喜斟香绿为君寿，耄耋筵开就，亲朋学子祝南山，有如瑶池奏。

仲冬日暖，校园苗秀，勤劳人虽瘦，自赢得杞梓成材，感情依旧。

立德修身，遐龄永享耄耋寿。　

（三）祝寿对联　

立德修身，遐龄永臻耄耋寿。　

齐家授业，诸子咸荣仰高风。　

不少亲朋、学生来电向我道贺，我频频致谢。他们说，老先生声有钟气，思路清晰，谈吐高雅，定享百岁，我欣喜若狂，无以为报。　

2006年春节期间，2008年的国庆节这天，我校一八三班（八八届）和一六五班（八六届）的学生校友，分别相约到永城聚会，邀请我参加。举行了宴会、座谈会，游览永兴银都风光。他们在一中求学时，都是些翩翩少男少女，现在都是国家各界栋梁之材，而且都成熟得桑叶已满子成荫了，我更是一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翁了，我们的师生的深厚感情依然如昨。这两次师生聚会，真使我倍感“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足慰平生。我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头，夹在这些英俊的青壮年中间，好似回到当年执教年轻体壮的时代，思想起来，不亦乐乎！这两次聚会，本应大书特书，由于年迈，文思短缺，只在此简略叙之，聊作纪念。　

五、一点感受　

人生的过程，好比走过的一条路，流过去的一道河。路有羊肠小道，有一马平川的大道，更有坎坷不平、崎崛，陡峭的险道……河有时潺潺缓流，有时波浪澎湃，有时宽、有时窄，有时顺畅，有时受阻。尽管路有平坦、坎坷、崎崛、陡峭，河有缓流、澎湃、汹涌、弯直、宽窄。……一样都成一道风景，都可赏心悦目。我的平凡人生琐屑事，或许也算人生一道风景，聊可令人读之，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亦可作为“抛砖引玉”之石，引起人们特别是与我同龄段人更美好的追忆，故谨执笔志之，以备不忘也。

二oo八年冬草于永兴一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