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湖上颇为热闹，“倒余派”和“挺余派”各自拿出“杀手剑”，使出浑身解数，要将对方击倒在地。而“倒余派”的掌门人易中天和“挺余派”的掌门人余秋雨都躲在了幕后，“坐山观虎斗”，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必将从幕后走到台前，指挥倜傥，率领众多弟子，杀他个片甲不留。

“树欲静而风不止”，“捐款门”仿佛是告一段落了，但风吹草动还是有的。昨天，半路上又杀出了程咬金，此文江湖号称“瘗花秀士”，原在一论坛当过首领，武艺高超，曾与我交战过几个回合，未见胜负。后来那论坛倒闭，我与他好久未晤面。不想，冤家路窄，一见面就向我挑战，他说，就以“捐款门”为“交战”的主题，我当反方，你当正方，看是正气压倒歪风还是相反。我说：“好啊，好久没有撕杀了，就战几个回合吧”。

于是，他找了清静之地，炮制了一篇题为《捐款门——全民道德狂欢的通道》的文章，文中说：“余秋雨有没有诈捐，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是很关心。诈捐了，也只是吹了个大牛。但捐赠途径五花八门，未必每一笔捐赠都是现金，未必每一次捐助都能一步到位，也未必每一种捐赠方式都会有收据。所以我认为，是否诈捐只能算是存疑，至于他愿不愿回答，那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原以为秀士对“捐款门”事件了如指掌，如今才知道他对这个问题“不知道”，“也不很关心”。既然不知道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要评述这个事件的对与错，恐怕大有问题了。继而他说：“诈捐了，也只是吹了个大牛。”秀士真会偷换概念，诈捐和吹牛恐怕是两码子事，诈捐涉及到道德问题，譬如你借给别人钱，人家一口咬住说钱还给你了，你义愤填膺地说：“没还”。这就是一种讹诈，不是吹大牛。譬如你给灾区捐了2000元钱，你给别人炫耀捐了20000元钱，这就是吹大牛。可我们的余大师面对公众，信誓旦旦承诺捐款20万元，可一年过去了，他的承诺没有兑现，这不叫诈捐叫什么呢？捐款是权利不是义务，你不捐没人说你什么，既然承诺了，就要兑现，这就是一种道德约束。如果人人都象余含泪一样，嘴上捐几十万，可灾区的民众一分钱没看到，那这个世界还有慈善捐助吗？捐赠途径固然很多，但都有据可查，有的是发票、有的是收据、有的是录象资料，当然，1块2块零星捐款就什么没有。“愿不愿回答”捐还是没捐，是他的自由。但身为公众人物，民众也有“人肉搜索”的权利，有监督的权利，知道他的承诺真正兑现为止。

这位秀士大侠把人们质疑余含泪说成是道德饥饿渴求的爆发，是一群“道德饿殍”，“道德饿殍的特征是，即使自己生活中遭到再大的冤屈而不敢声张，也要在公共事件中积极介入，以体现自己长期不能伸展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说起来这也算是一种起义，精神层面的起义，目标可以因人而异，但更多的是被大众认同的某一方面的假想敌对分子。”其实恰恰相反，“倒余派”不是所谓的“道德饿殍”，而是真正的道德卫士。他们揪住余秋雨不放的原因，不是针对余本人，而是“源于大众对造假的普遍反感，是公民社会又一次集体性的‘文化打假’。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参与讨论的文化大众，都以正义真诚，捍卫着社会公平和文化诚信。”（阎延文语）如果没有这种道德质疑，恐怕余含泪早就瞒天过海了。

秀士说：“佛祖是宽容的，上帝也是宽容的。”意味我们这些“倒余派”人士对余含泪不宽容。宽容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宽容也有个底线。在战场上，宽容敌人就是犯罪。在社会领域，宽容犯罪分子就是纵恶。鲁迅先生说过：“‘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当然，把余秋雨大师当成“落水狗”打，显然是不妥的，但质疑他还是应该的。不能因为大师就不能质疑，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民众敢于质疑总统、总理，难道我们不能质疑一个文学大师吗？况且大师也没有“道德豁免权”。正如文友pelliot说：“中国人不缺宽容之心，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宽容的。但前提是：宽容的对象与宽容的限度。受宽容者忏悔了没有？甚至最起码的，认错了没有？在‘宽容’名义下对恶的放纵与模糊混淆，则是对宽容者和事实真相本身最大的不宽容和伤害，它不能使人、使社会警醒与进步，相反不断一次次地陷入循环与更多更大的恶。”如果“含泪大师”发表声明说自己目前资金有困难，不能兑现承诺，待资金宽余后再补捐款，相信大多数人会原谅他的。他不但不这样做，还说批评他的人都是“胡说”，是对他人格的“诽谤”。这样不能不激起公众的反感。

先和秀士大侠战上一个回合吧，如你想继续作战，我将奉陪到底。

2009年7月11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