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领导不让写,或不便写入新闻的内容。一是不符合“正面宣传”,二是否定了“过去的成绩”。但因本人认为相反,既有“正面引导”的效果,也有“更上层楼”的政绩,思考再三,还是以采访札记形式写出来 “立此存照”,同时以便文责自负。
我们通讯中心,对常规性业务工作,以及政治性较强的活动,其报道态度是:人无“请”字不上门。就高考而言,防瓜田李下之嫌,从不要求进入考点采访。2009年高考来临,我们同样是“不闻不问”。
6月8日,高考进入第二天,上午9时25分,先是县委办通知,说杨(频)书记要求派人对今年高考的考风考纪进行采访。接着,杨书记打电话给本人,说了同样的意思。事后想起来很笨地问了一句:是我去还是派人?他回答:你去了解一下。
拿上采访本,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张霞和教育局长杨正芳联系,结果是“她的手机没有带在身上”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于是去了打印店。打印与高考有关的资料,是舞弊重要的一环,前些年高考开考约1个半小时后,打印店内外就会人头攒动,生意看去很是火爆。来到离一中考点很近的湘新图文打印店,感觉店里比往年冷清了许多,一名从共和乡派出所抽来的民警曾庆模在这里驻点执勤。他介绍,他们这个组共有10人专门管理城区主要打字复印店,严禁在考试期间打印试卷及答案。本人与老板谈起与高考有关的生意,他说:最高年份打印答案可收入500来元,这两年越来越少,去年不到300元,今年,一分都没有。说实话,这点收入也没有多大意思,混乱中还常常被人“浑水摸鱼”收不到钱。为难的是,拿来了不给打印就会被威胁。
来到一中考点门前,不见往年赶集一样的场景,如果不是大门上挂有标语,门边有值勤的民警,很难想象这里正在进行高考。值勤民警黄修强说,进入考场前,比往年增加了1道关口,达到3道,分别由民警、武警和监考老师把关,家长和考生都能遵守进出秩序。在考点附近的饮食店里,一位名叫吴军的考生家长说:“今年在各考点门口,没有看到传送答案的现象,许多‘高科技’用不上了,少了熙熙攘攘焦急等待的人群,是最清静的一年。听小孩讲,监考也较严。”
2007年前,最普遍的舞弊手段是群发短信,2007年开始在考点安装屏蔽设备,当年安装83套。自认为上年 “便宜”占得少的大儿,重新报名参加高考,结果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那些包括县外同学“帮忙”发来的手机短信,最近的也要离开考场200米以上才能收到。可能还存在屏蔽盲区,有考生借口上厕所而接收短信。2008年县里再增屏蔽设备,2009年连厕所都装上了,达到213套。加上出动电子监测车3辆,对考点外围舞弊信息源进行跟踪监测,发送短信的风险大大增加,收到短信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利用高科技舞弊这一环也基本上断裂。
听说有人在网吧利用电脑传送答案被抓,前往公安局采访时,上午的考试已经结束。碰到从二中考点为考生“服务”返回的两位一中教师,他们说被“软禁”了,现在才“放”出来。原来是县里规定,考试期间高三毕业班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及其他骨干教师,统一为考生进出考场做好服务,开考后至结束前这段时间,统一在指定的地点休息。如果说其他手段对考风考纪的治理是治标,那么这一措施则是 “治本”断源了。没有人做题,或者说没有高水平的老师做题,有答案也不敢往考场内发,发了也不敢随便用。我开玩笑说:“这是保护你们,万一脱不开情面去做题,被开除了不划算。”一人开玩笑说:“如果给我50万元我也做。”我说:“考生家长神经病了差不多,有50万元存在银行里吃利息都够了。”另一人说:“不划算。按现在的工资计算,再活30年共[chan*]党都还要给你百把万。而且退休后是耍着拿。”
一位二中的老师插话说,还是“服务”好。她刚刚向校长抱屈:监考不严要被双开,监考严了又被学生威胁,“这一百几十块钱监考费要买死人!”原来是监考时,学生认为她监考严了,问她“为什么要严”,她反问“为什么不能严”,于是辩论中对方说出了威胁的话,她答“奉陪”。她没有说出这名考生是谁,那样会影响他下一科的考试。之前个别威胁监考老师的考生及其家长,已被公安人员“戒勉谈话”。
向前赶路时,碰到一位平时成绩在一中排名30左右的李姓考生,他说:“监考严点好,这样少受干扰。”一位平时成绩不太好的高姓考生说:“今年比起往年来要公平得多,那些有权有钱家庭的同学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考不上我也心服口服,大不了明年重新来过。”
边走边与县公安局几位副局长联系,不觉来到门口信访室,刚好碰到局长魏华松。他介绍,为高考顺利进行,他们成立了各考点保卫、试卷警卫和押运、特行管理、交通秩序疏导、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和案件调查、街面巡逻、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秩序维护、督察等小组,班子成员全都参与其中,投入警力200余人,其中协警30多人,乡镇派出所抽调50来人。
中午采访时,有领导告知,上面有规定,今年高考不接受采访,也不准报道,要写也只能从正面简单写一写。如此一说,我倒松了一口气,这种新闻是最好写的了。于是,找来县里的“高考方案”,将“要求如何做”改成“已经如何做”,当然,也顺便夹了两个例子在里面,以防领导审稿时说我偷懒。
下午高考结束后,将《我县加大高考考风考纪治理力度见成效》一稿交到杨书记手中,因为“不愿公开姓名”,他划掉了以下内容:“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家长说,有人卖全部答案保上重点线,先是3万元,最后只要1万5千元,上了线再付款。买接收器每个3000元,后来接收不到找对方退款却不退。”省教育厅一位带队来县巡视的处长要求将以下内容去掉:“县公安局根据监测和相关情报,对正在网吧接收从贵阳传送试卷和答案的2人分别给予了5天和10天的拘留,同时与贵阳警方联系,端掉了舞弊窝点,没收了传送答案的设备,并已立案调查。”她提议去掉监测车等内容时,我将6月6日《贵州日报》发表的《我省加大高考考风考纪治理力度》主要内容念给她听,才保留了下来。当她说主要写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时,我回答:“领导,现在我们撇开稿子了讲,思想教育是重要的手段,但总有一些人是不接受教育的,有些高级领导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强制性手段,就不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仅仅是加强教育就行,那纪检监察公检法这些部门就可以不要了。”
这位处长怀疑地问:“你们真的去采访过了?”
我回答:领导,向你汇报一下,尽管这几年我们县在考风考纪治理上是越做越好,但今年也还有人反映一些问题。有考生家长认为,将3台中的2台监测车放在一中考点,增加了考生的压力;安装的屏蔽设备,应该请专家检测是否对考生的健康有影响;有的监考老师长时间站在考生身边,影响了考生的情绪;统一为学生提供的文具,是否请质监部门检测是否符合标准;对高科技作弊的人,只没收设备而不进行严惩;今年手机和笔型接收器用不上了,对讲机远了效果也不好,但仍有没收到的尺型接收器能够接收到部分信号;艺体生考场内的考纪不是很好,大有法不责众的味道……不管他们说的是否属实,动机是什么,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之处。一位名叫张羽奉的考生家长说得好:加大考风考纪治理力度,净化了高考环境,端正了考风,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家长们的要求。我赞同他的说法,这样对高一高二的学生很有警示教育作用,对德江今后的发展也有好处。
2009?6?20 香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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