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画笔

——金矿

我说的“红画笔”这件事要追溯也有几十年了。记得“红海洋”年代，那时候城乡满眼看到是一种彩绘大红的色彩世界。以“红”字连词的物体和形象也是铺天盖地，红宝书、红卫兵、红革会等一些特殊名词应运而生，跟着流行时髦起来。当年我在一所农村中学就读，喜爱书法美术，在战斗队都各立山头的时段，我们也依附南京大学“红画笔”兵团名下，成立了“红画笔”战斗队。所谓“红画笔”只不过是我们几个业余美术爱好同学臭味相投罢了。

区区“红画笔”其职责是把一些造反小报上的漫画进行模仿放大成大字报，或者用照格放大把伟大领袖的头像设计在墙头标语眉头上。乱世出英雄，在“红画笔”里我还真朦胧地学到了好多素描、速写等美术基础知识，尤其是实用美术在校友中鹤立鸡群，同学们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

一场轰轰烈烈之后，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我们这一帮初中生不用升学考试，由贫下中农推荐直接进入高中读书。战斗队取消，“红画笔”几个帮主仍在活动，还受到校革会重用，成了黑板报、大批判专栏及各班级室内布置的专职美编，课余时间忙忙碌碌，在学校俨然成了几个小美术家。

那时，我们几个同学社会活动较多。公社搞一次大型阶级教育图片展览，我有幸被推荐到创作室，所谓创作室也就是三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两名知识青年。这两位女知青都是从南京美术学院下放的，一人叫傅益璇，是大名鼎鼎著名国画巨匠傅抱石的女儿。一九六六年，傅老刚年届花甲，正是艺术颠峰时期，没想到竟以反动学术权威罪名被批斗殉难，子女地位也一落千丈，益璇、益瑶二女被发落相距数百里，一个江宁，一个淮安。傅益璇毕竟出生在高知家庭，形象很象外国人，我们在背地里都称她“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位是镇江工人家庭出生的叫洪希玲，这人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傅是背黑锅下农村，洪也算娇惯的城里人，但农民乡亲对她们很友好，并没有让她们吃多少苦。

漫画展览筹备共半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我像一个小弟弟同她们两位大姐姐生活在一起，探索美术奥秘是我的爱好和追求，但毕竟基础太差。她们都不厌其烦你争我抢的教我一招，我本来年少浪漫，浮躁思维较为气盛。在她们的感染下，很快我们就成了很投机的好朋友。我敬她们为老师，洪希玲教我学工笔，以写实为主，学一点基础画法。而“阿尔巴尼亚”大姐则教我创意构图，她的观点是遇事不一定太认真，别看大笔挥挥，只要让读者体会到意境，给读者留有思维的空间，这就是上乘之作。后来我才知道，她并没有衣钵于父亲，她崇拜的是国际抽象派、印象派，二人思路截然不同。展厅布展后，我回到学校，她们还经常在课余来找我，同我谈些投机的话题，常来常往，亲密无间。她们毕竟都是艺术人士，下放到农村举目无亲，我当时也青春朦胧两小无猜，很愉悦地和她们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时光。

我是“红画笔”队长，队员们都有志学画，我把几位学友介绍引荐给两位老大姐。后来公社搞“毛主[xi]去安源”大型壁画，我们都去当助手，星期天也不回家，这是我们最初学习怎样调度色彩、光线，学会油彩调色。只恨时间太短，加之生活在极低的水平线上，平常自己却买不起油画颜料和成套的油画笔。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再去实践。成人后我又五分钟热度，爱好过于广泛，一无所成。至今想来，真有愧于这两位美术老师最初的栽培。当年“红画笔”的两位战友，反而通过我的引荐，迷上了美术，常与两位大姐姐探讨和请教，后来又参加美术函大学习，恢复高考后，赶上了末班车，上了美院，现在都已成了颇知名的丹青高手。

回忆那场浩劫，那朦胧的狂热，那无休止的人才流放，我们这一代有好多人迄今都在忘情的诅咒。因为它毕竟牺牲了一代人一大段宝贵的青春时光。那“红卫兵”、“造反兵团”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但我想我们的红画笔似乎还值得一点留恋和回味。“红画笔”除了“红”字带有那个时代特定色彩外，画笔组织没有什么不好。“红画笔”多少还是为那个历史作出了恭维和牺牲，让我们这些断层人早熟地学到一些实际东西，让我们有幸拜会了名师高人，为我的战友后来出道打下坚实的基础，指引了方向。应该说它正象如今的艺术学会、网上沙龙一样，为时代和社会发出过一点光和热。

几十年过去了，星转斗移。傅益璇、洪希玲二位大姐姐你们现在何处？分别后你们是矢志丹青，还是另谋高就？如今岁月为我们添描了许多人生的鱼尾纹，我们也算老了，在这里请允许我向你们致以诚致问候和深切谢意。我的两位丹青战友，尽管一时难以相知，还是应该祝福你们大器晚成，走进了艺术殿堂，摘到艺术女神桂冠上的明珠。因为我们毕竟是当年“红画笔”挚友，作为我这默默无闻、毫无功就的乡村野夫，还真有些留恋当年的“红画笔”，啊，永远逝去的“红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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