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封面有一段话写道：《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论语》的“真谛”，也不是让人们去追求“快乐的生活”。大家知道，孔子的一生并不快乐，《论语》里就有不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类的牢骚话。孔子一生都在为实现一个统治者能够受到约束，并能行仁于天下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终生到处奔波，临死前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就是说“我的人生价值不能实现了”。这是他因为无法实现其人生理想而发出的最后悲叹。孔子是带着遗憾进入坟墓的，孔子本人不快乐，可以说孔子终生追求正义与真理，追求创建和谐社会，为天下安定，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奋斗。《论语》的真谛是告诉人们，怎样才是完美人格，怎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怎样做才能使天下太平和谐。

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我国封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它的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积极入世，勇于担当，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完善为前提，治理好家庭为基础，平定天下为己任，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论语》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所以说，读《论语》，一定不能忽视它的政治思想。　

“以德治国”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政法来诱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顿民众，百姓只能暂时免于犯罪却缺乏道德感；用德育来诱导民众，用礼节来整顿民众，有羞耻感才能不犯罪。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有人对孔子说：“你什么不从事政治呢？”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孝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孝悌的道理施于政事，也就是从事政治，又要怎样才能算是为政呢？”　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记载一件事，孔子路过泰山，看到一妇人在一座坟墓前哭得非常悲哀。他让子路去问，说听到您的哭声，肯定是有极为沉痛的忧伤之事，妇人回答说，是的，我一家三代人死于虎口，先是公公，后是丈夫，最近儿子又被虎吃掉了。孔子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答，这里政情乎和，无苛政。孔子听后对其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治，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凶猛可怕！这个故事拆射出来民众对暴政的抗议，也从另一个极端反映出孔子以德治国的愿望。

在讲德治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刑治。郑国出现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中。执政者太叔发兵攻剿，把人全杀光了。对这伴事，孔子的意见：治事光靠宽大不行，只有严厉也不行。应当是么"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孔子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在孔子看来，要使政权巩固，要使统治者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最根本的、最能长久起作用的办法，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因此，统治者必须以德修身。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

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　他曾打比方说“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棒舍诸？”（《雍也篇》）意思是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必须突破门第界限，选拔出身贫寒而又很有才德的人作政府官吏，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政治主张。同时，孔子提出选拔贤能是“民服”的重要条件，强调管理人才不要总是揪住小过错不放，必须“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国君要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放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这样民众就会在心里和行动上服从于执政者。贪官污吏和其他邪曲小人掌权，民众自然敌视，乃至对抗，即便迫于高压而沉默，其心也是不服的。

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

两千多年前，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周游列国，皓首穷经，但在那个礼乐崩溃的年代，他的这个愿望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chan*]党的领导下，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德治国”才能真正付诸实施，孔子所期望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那种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才真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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