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我还是个小学六年级的娃子，当时记得我是一道杠的小组长，班级里除了收作业本就是组织搞卫生什么的。由于我的刻苦，我的学习在成绩单这个坐标图上可谓是由熊市走到了牛市。班里不是第一就是前几名，每回把红红的奖状纸儿拿到了家里，爸爸总是憧憬地说好好学将来考个象样的大学什么的，也给咱家的祖坟冒冒青烟儿。因为父亲没读几年的书肚子里的墨水少他工作起来总感到格外地吃力，为此吃了许多亏。所以总盼着我们有那么男成龙女成凤的一天。但是戛然而来的是一场十年浩劫打碎了爸爸所希冀的梦。

“我们贴大字报去，我们不用学习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俨然是一场挑拨同事间相互角斗的鼓点，我们这些15岁左右的少男少女们整日在教室里外儿“呐喊冲锋”；班主任老师也在一天天按照学校统一的旨意，在课堂中不断地鼓励动员学生给校长提意见，或给其它老师提意见甚至说要给她提意见；并说这是叫什么群众运动的“文化革命”，新“五四”时期的复活和再现，老师和学校不但不能打击报复且还要放手组织孩子们参与。我们班有个叫王小子的领几个平时淘的无边的学生带头闹了起来，以前他们不好好上课竟挨老师的批评，现在可都有了与老师平起平坐的“反击”的资本了，因为师生关系已然是演变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士了。没什么说的广播电台里鼓动的是“造反有理”，运动要“挑战”的极限就是那师道尊严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乎，他们开始写出了一张张大字报。学校白白的砖墙脸上出现了一溜溜随风飘曳的黄纸，黄纸的上面是小学生们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的不是什么校长就是主任过去没按毛主[xi]的路线办，搞修正主义的“白专”教育了等等。其它别的班的也跟着起哄一时间大字报把教学楼的墙面上处处糊满了。紧接着，学校又买了一部分油印机和钢板蜡纸什么的，说是谁成立了“造反团”就可以到教务处领取这些个东西。与此同时凡成立的学校还给开介绍信到公安部门换信后，去钟刻社刻公章，这样便合法了可以在大字报的尾巴处光荣地盖上自己团的名字，到那儿去介绍信上盖了造反团的公章就可以呼风唤雨了。

我们班60几人成立了10个造反团最多的十几人最少的只有两人。虽然那名字五花八门叫什么都有但大抵是跟“红色”的联系居多，什么“井冈山”，“遵义”等等红军长征去过的地名都是“团”的名字，还有的“团”叫什么“狼害怕”，“鬼见愁”等等怪名字。不久老师都“双轨”靠边站了，各团的团长那时候就是班级活动的临时负责人，课根本就上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整日的背毛主[xi]语录或到电影院剧院等场所撒放事先印好了的一摞摞传单，说白了就是用舆论保卫“毛主[xi]的革命路线”，还去一些地方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各个左胳膊上都别个红底黄字的“红小兵袖标”儿，有时候一个团的人排成队整日到饭店旅店齐声背诵“毛主[xi]语录”。每次背完了还演一些自编的“造反有理”的小舞蹈或快板之类的节目。我们这样折腾了半年后来就没劲儿地回家呆着了。整个社会乱了一窝粥公检法也都让人“砸烂”了，大学生整日地游行集会或开“批斗会”儿，第一个挨批斗游街的是北安一中的校长王忠林，他戴了一个1米多高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个木牌子白地黑字地写着“走资派王忠林”，那吊牌子用的铁丝细细地勒进了他的脖子有红红的血渍露在外面，够可怜的，他被一些戴红卫兵的袖标的学生推拥着弄了几天，后来红卫兵腻了就让他自己游街他一只手拿个铁皮喇叭好边走边喊：“我是走资派王忠林——”，后面围一些半大孩子往身上扔砖头子或吐唾沫。过了月余，不光学校各单位都开始抓斗“走资派”了就是收拾当官的，也都一股脑地弄上了街一拨又一拨热闹极了，我们在街里看那“走资派”，一个个弯着腰每个人的胸前挂个牌子，都戴着高帽子，有的“不老实”的还被用粗麻绳反绑着胳膊，腰被两人按着。甚至有的走着走着就晕倒了后面的红卫兵就用脚使劲踢，一直到那个人爬起来继续走了为止。每天逛街看热闹儿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彻底成了无人过问的小皇帝愿干啥就干啥。惟有父母不放心地说外面太乱最好就在家呆着。可哪能呆得住呀四处看热闹是必然的。比我们大一点儿的学生就去搞所谓的“革命大串联”，有的学红军长征徒步背着背包带着干粮走那住那一路风尘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大城市参加那里的两派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有的不花钱坐火车到北京去等着被毛主[xi]接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有指示学生是“革命小将”，是毛主[xi]请来的客人住在那都要免费接待，有的穿的薄衣服遇到坏天气儿还借了军大衣，还有的借了粮票和其它钱物拿回了家。望着比我们大了一岁的孩子神气的样子我们当时都羡慕坏了，恨不得父母没能早生一年让我们也赶上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家的邻居大哥大姐们有的就赶上了进京见毛主[xi]了，毛主[xi]“八次接见红卫兵”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何等的光荣呀，我每每用异样的眼波仰视他们在一起讲述着外出串联的故事，看着他们眼里泛着光几近是说得落泪的样子非常好奇。街道的居民委处处举办一些儿革命活动，在座无虚席的报告会上有的红卫兵讲到毛主[xi]接见时的场面就流涕满面，并握着拳头举过头顶竭力高呼：“毛主[xi]万岁——！”全场也接跟着喊：“毛主[xi]万岁！”。我们并不懂什么都是孩子只会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在我的心灵里明白地感觉到毛主[xi]是大家供奉的“神”，又联想到时兴了一段时间的每天的“三敬三祝”也颇有含义。吃饭前要全家起立面对毛主[xi]像的方向由一个大人拿着红语录本其他人跟着一起说；“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xi]万寿无疆，毛主[xi]的亲密战友林副主[xi]身体健康！”，虔诚地拜谒一番然后才能坐下来端起饭碗吃饭。一天三次可谓诚心也。大人们白天还要跳“忠字舞”。现在这事儿说给孩子们都不会信，从上到下的造神浩举的确是愚昧了百姓，全社会都在动乱中寻找一种思想的支撑和灌输，显然这就是被一些人歪曲了的毛泽东思想。

就是67年的春节前夕运动发展到了“打倒一切老干部”的程度。县里的头头各个都成了响当当的“走资派”，一律到党校的大楼里被人看着办班交代问题，省长李范五也被哈尔滨的红卫兵戴着高帽弄到北安游了二天街，街里的各个群众团体整日的围绕造反与保皇争辩个不休，炮轰派与捍联总纠缠个没完。高音大喇叭蹲坐在街口的电线杆子上歇斯底里般地播放着，甚至是彼此高声历言漫骂着。有一阵子说是江青在北京接见时给起了名字的“几位小将”，叫什么李反修的、刘造反的、岳上天的之流轮番到北安给“革命运动”点火，真是“火红”的一切让人看的眼花缭乱，每天一更新的大字报儿铺天盖地贴了满街比比皆是。我父亲是这个小县城的商业科的副科长，在别的领导们都进了“牛棚”之时，他仍拖着患有癫痫的病体上岗。虽没被打倒但也被造反派的头头们天天逼着表态站队也够受罪的，当时商业科有两大对立造反派一个叫“尖刀”的一个叫“洪流”的，互相倾轧都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反革命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的结果是批斗老干部就成了彼此获胜的砝码。我最忘不了的是那年的除夕夜晚，晚上8点了父亲还是迟迟未归，母亲实在不放心他就打付我们三个到商业科去看看。因为我家住在北方旅社后院离二到街的商业科并不算个很远，我们跑到了那里首先听到的是；“打倒xxx!”一声高一声的批斗会的口号声，顺着声音来到了一小礼堂，就是那时爸爸他们大人开大会的地方，门口有把门的戴个红袖标是爸爸的同事，他常去我家我得管他叫董叔。他一把将向里闯的我们三个愣头青儿拽了过来说：“别去，里面你爸正在台上陪斗那。”我觉得脸蛋儿忽一下子热了有种说不出的痛楚和尴尬刹那间涌到血管里去，戛然而至的事件让我静静地躲闪在门后的一隅处暗自怅然，二妹柏兰从小就胆大儿很爱看个热闹，她瞅人不防备就顺着人缝儿钻进了会场前面，看到爸爸戴着高帽子撅着腰和几个“走资派”站在台上的究竟后又跑出来。她先于我跑回家去告诉了娘的。娘听后默默地抹着眼睛抽泣，于昏暗的灯亮里拉着我们三个的小手，此情是如此那般的揪人心肺。造反派吃饱了饭可我爸爸被留下还没吃饭那，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它象叉在我心头的一根针，若干年后还是在纷纭世事的缝隙里隐隐地刺痛我。爸爸很晚的时候才回来的。记得他一脸无奈般地笑了笑：“你们这几个孩子不知道好赖，还有去看你爸爸挨斗的吗。”我们只有解释的份儿，那个午夜的鞭炮声没了规律总是乱响个不停。

从此爸爸一病就是半年他没有体力来维持上班。他的压力太大了即使是躺在炕上造反派的头头儿仍是不放过他还是总到家来，不是要寻找爸爸记有过去党委会内容的笔记本，就是逼着他揭发别的领导人或询问某种表态。有何法子，一夜间群众说了算党组织都弄瘫痪了，形势的发展让谁也看不透甚至前途未卜。可爸爸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瞎说，出卖别人做假证的事他坚决不干。爸爸知道，这几个造反派的头头儿都是过去工作不怎么着没有得到重用的人，现在他们“得志了”要寻找过去领导人的“路线问题”好打击报复。爸爸怕他们抄家在一天的夜里，将过去开会的笔记本几十个都统统扔进了火炉里。他们再来的时候就之乎者也，对关键的问题保持了缄默。然而造反派的头头儿一天来多少次对爸爸的癫痫是非常不利，弄得他一天儿要犯好几回，犯病的时候嘴里冒白沫子手抽筋把胸脯都抓坏了。没办法，妈妈就去找邻居家的一个北安铁路医院的老院长，因“右派”问题而下来的刘大爷，他一喊就到，每每来给爸爸针灸或掐鼻子底下的穴位，等爸爸他醒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倦怠得没了精神。这个该死的癫痫弄得爸爸天天就像跟死神角斗一样，连同我们幼小的心灵也整日地跟着七上八下的。爸爸的癫痫病一直延续到86年他离休后得了一场脑出血才算结束，这段是最重的。那时，我非常担心一旦抢救不过来他走了我们这一家人可怎么活呀。苍天还算有眼我的爸爸每次又都活了过来，到现在我也得从心底儿感谢那个当院长的邻居刘大爷，若没他在身旁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一次次帮了我们大忙，而且尚没得到我们的一分钱好处的报答。“刘大爷我爸爸又犯病了，您快去呀！”这是我去他家常说的话。“我就去，就去，孩子别急。”他胖胖的身子拿着个听诊器，常是风风火火地跑到我家来，忙得满头汗渍一口水没喝就匆匆离去了。那半年他一天不知要来我家多少回。几年后，他的儿子在人民医院上班单位有任务要去几个医生支援一个偏僻林区，别人都不愿去，因为刘大爷的头上有个“右派”帽子没说的就只好服从组织安排了。刘大爷就这一个儿子他也跟着走了。此后，我再没有见着这位我心中的最为景仰的大恩人。如果神灵有之请您转告他我今生无缘报答他，那么有来世的话我一定要真心诚意为他做点儿什么。

就这样“文革”的一些不同的沉重和感悟悄悄地放在了我的肩头，让我自觉不自觉地感触到了它每时每刻的重量：爸爸是67年的下半年恢复了健康上的班的，后又结合到县革委会财贸办副主任，没几天又被弄下来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后来又落实政策回到商业科还坐在那把椅子上。这期间的沸沸扬扬风风雨雨如同嚼蜡一般，“文革”的对错已有定论毋庸置疑。在噩梦醒来之后我们的经历足可给我们留下点儿思索的追溯。不是吗？！

-全文完-